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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逢臺灣解嚴三十週年，許多討論戒嚴歷史的講座、展覽等藝文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
與臺灣相距不遠的菲律賓其實也同樣歷過戒嚴的時代，該國南部民答那峨地區（Mindanao）甚至從今年五月開始實施區域戒嚴。真要說起來，臺菲之間的歷史際遇似乎有些相似，包含戒嚴時期為爭取自由民主的各種嘗試、解嚴前後抗爭運動的興起，以及延續至今依舊難解的轉型正義課題。
要直接談論歷史，或許部份的人來說是有點生硬。倘若講的是以「唱自己的歌」為口號的民歌時代，又或者是林生祥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巴奈的《也許有一天》，還有幾年前做為代表太陽花學運的歌曲《島嶼天光》，音樂反而使人能夠輕易地召喚出一段記憶，讓人感同身受那些他們從未經歷過的歲月。
那麼菲律賓呢？菲律賓人又都是由什麼樣的音樂陪伴他們度過 1970 至 1980 年代的戒嚴時光？
時間拉到戒嚴前夕，局勢紛亂、抗爭四起的 1950 至 60 年代。
我們首先得要從戒嚴之前的音樂開始說起，才能夠更為精準地理解戒嚴時期的音樂為何會是那樣的創作形式，人們又是為何視那些音樂為其記憶中的重要片段。在那樣的時代，《我的國家》（Bayan Ko）是異議份子心目中的地下「國歌」。
這首菲律賓人公認最長青且意義非凡的作品，是 1928 年由 De Jesus-De Guzman 所創作的歌曲，內容描述人們當時想望掙脫美國殖民地的律法與壓迫，獲得真正的自由。它不僅在菲律賓 1946 年獨立之後為人廣泛地傳唱，更被用以類比於對抗其他形式的壓迫。
演唱過音樂劇《悲慘世界》中愛波寧一角的菲律賓歌手莉亞．莎隆嘉（Lea Salonga）於菲律賓的第十一任總統艾奎諾夫人（Cory Aquino）的喪禮演唱《我的國家》
《我的國家》為人所重視的原因其來有自。它反映出菲律賓人在獨立以後，對於國家未來走向的焦慮與不安情緒，更因此亟於尋找促成菲律賓國族建構的音樂可能性。
作曲家盧西奧．聖．佩德羅（Lucio San Pedro）所創作的《搖晃的嬰兒吊床》（Sa Ugoy ng Duyan）也基於類似的原因曾經紅極一時，這兩首歌曲主要呈現的皆是創作者對真正主權的渴求。尤其當時的菲國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不斷惡化，加上政府與美軍共謀，積極涉入越戰事務，各地的抗爭事件越來越頻繁發生。獨立後的菲律賓顯然仍與前殖民母國的關係藕斷絲連，國家的政治經濟根基也還相當不穩定。
與此同時，殖民時期以游擊隊著名的傳統共產黨（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PKP）在菲國獨立之後，改走議會改革路線，卻引起該政黨當時的政治新星何塞．西松（Joma Sison）不滿，而決定要另起爐灶。
西松首先在 1964 年將 PKP 扶持的青年愛國者陣線（Kabataan Makabayan，KM）納入自己麾下，又再於 1968 年成立一個新路線的菲共（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CPP）——主張奉行毛澤東思想並發展武裝革命路線的新興政黨。不少人本來對於武裝抗爭感到有疑慮，經過首都馬尼拉在 1970 年 1 到 3 月之間一連串政府鎮壓抗爭者事件（史稱首季風暴，The First Quarter Storm）之後，許多本來持非暴力抗爭、議會改革路線的抗爭者也陸續向新的菲共靠攏，儼然形成一股強大的在野勢力。
於是，風行於時下憤青的抗爭歌曲便漸漸地從《我的國家》，變成從中共歌曲翻譯並改編過來的《抵抗，不要恐懼》（Makibaka, Huwag Matakot）。包含《群眾》（Ang Masa）、《群眾路線》（Ang Linyang Masa）等具中國共產革命色彩的歌曲，也開始風靡於菲律賓各地。
《抵抗，不要恐懼》
面對日益壯大的反抗勢力，1972 年 9 月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打著「菲律賓不要成為第二個越南」與「創建新社會」等口號宣佈實施全國戒嚴。在戒嚴期間，異議組織與武裝勢力全部被迫地下化，而過去幾十年於菲國日益蓬勃發展的左派思想與抗爭音樂也遭受打壓，還因此設置了廣播媒體議會（The Broadcast Media Council），針對傳媒生產內容進行言論審查。
除了高壓的控管言論之外，為了要創建新社會的秩序，並以一統的國族主義穩定人心，政府開始大力提倡菲律賓語（Pilipino），不再獨尊英文的使用。在制度方面，廣播媒體議會於 1975 年明定所有廣播電台皆需在每一個小時播放至少一首菲律賓語的歌曲，76 年改為兩首，77 年的時候則增加為三首歌。這樣的制度確實促使菲律賓流行樂的蓬勃發展。
譬如紅極一時的樂團 Hotdog，他們便曾經為了 1974 年在馬尼拉舉辦的世界小姐選美比賽創作一首《你是我心目中的選美小姐》（Ikaw Ang Miss Universe ng Buhay Ko）。這類作品反映出馬可仕政府與第一夫人伊美黛（Imelda Marcos）在戒嚴期間積極興建電影中心、劇場與拳擊場等大型公共藝文場所，並藉由提倡藝文活動、選美與拳擊比賽凝聚全國人民向心力的舉措。
《你是我心目中的世界選美小姐》
在菲律賓藝文活動與流行樂蓬勃發展的情況下，抗爭音樂意外地搭上了這波熱潮。抗爭者於政府默許有限度的創作自由中找到自主操作的空間，使其得以於政府審查機制的夾縫與流行音樂「共生」。
當時的抗爭音樂代表人物非赫柏．巴托洛梅（Heber Bartolome）莫屬。巴托洛梅在戒嚴前是一位詩人，戒嚴後為了突破當時高壓的言論審查，他開始以菲律賓語創作抗爭歌曲。曾經有人問他為何會嘗試以詩入歌，開始詞曲的創作，他表示：「或許軍警並不會意識到，電吉他和菲律賓的街頭俚語將有可能危及他們的政權。」
這並不是說以菲律賓語創作的歌曲就能夠暢所欲言，巴托洛梅通常只能針對沒有什麼政治爭議的社會議題創作。以他錄製的第一張專輯為例，諸如《菲人生活》（Buhay Pinoy）、《乘客》（Pasahero），以及描述妓女悲慘命運的《Nena》都有這樣的特性。
在同一張專輯裡，《我的歌曲》（Awit Ko）是個比較特別的存在，其歌詞內容直接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對菲律賓社會的影響。馬可仕政府之所以容許這樣的題材出現，正是因為它符合政府所勾勒出來的新社會願景，也就是菲律賓追求獨立自主、發展自己國族主義的渴望。
會有這樣的推論也不無道理，巴托洛梅另一首代表作《我們都是菲律賓人》（Tayo’y mga Pinoy）同樣展現反美情緒，這首歌甚至獲得 1978 年第一屆馬尼拉大都會流行音樂節（Metro Manila Pop Music Festival）的提名，成為當年紅遍大街小巷的經典歌曲。
《我們都是菲律賓人》
當然，巴托洛梅的貢獻不只是因為他在菲律賓流行音樂界搶得了一席之地。除了那些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之外，他在戒嚴期間也創作了一些無法搬到檯面上的作品。像是 1973 年發表的第一首創作《噢兄弟，同為血肉之軀的你莫再沉睡》（Oy Utol, Buto’t Balat Ka Na’y Natutulog Ka Pa ）。
特別當我們拿出這首歌的歌詞來看，巴托洛梅不僅指出社會現況所帶來的苦澀與挫敗感，更進一步地大聲疾呼行動的必要性。這是政府之所以不能夠接受的重要因素，左派運動者甚至因而將這首歌視為是戒嚴時期抗爭歌曲的先聲。
即便它仍以西方的搖滾樂形式為基礎，更重要的是它以菲律賓語及詩意的文字，開創出抗爭歌曲新的可能性。它激起群眾行動並抗爭的情緒，更影響當時許多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前仆後繼的先烈們。但批判性十足的歌詞，使得其除了透過現場表演，得要到非常久以後才有機會在公眾面前表演。
環顧我們的四週 （Masdan n’yo ang ating paligid）
你認為並沒有任何危險存在 （Akala mo’y walang panganib）
這裡有歡笑也有歌曲 （May saya at mayroong awit）
但卻有人正受苦著 （Pero may namimilipit）
正痛苦的哭泣著 （At siya’y humihibik）
若你受到飢餓，便很難再笑得出來 （Kay hirap nang tumawa kung hungkag ang iyong tiyan）
若你的嘴被堵住，你將很難活得下去 （Kay hirap nang mabuhay kung bibig mo’y may tapal）
若你處於這樣的情況，你會很難生存下去 （Kay hirap nang mabuhay kung kalagaya’y ganyan）
若你對敵人感到恐懼，你將無法奮鬥下去 （Kay hirap nang lumaban kung takot ka sa kalaban）
如果我們保持沈默 （At kung tayo’y mananahimik）
就不要為此而憤怒 （Huwag kayong magagalit）
那就會是我們所應得的 （Ang dapat sa atin ay tawaging）
笨蛋啊！ （Mga gago!）
《噢兄弟，同為血肉之軀的你莫再沉睡》
如果說，巴托洛梅這些在戒嚴時期的開創性作為是菲律賓流行音樂發展歷程的一種弦外之音，他與前妻梅塔．高梅茲（Maita Gomez）的愛情故事則創造出另一種不同型態的弦外之音。
高梅茲最膾炙人口的事蹟是，她曾經於 1967 年獲選為菲律賓小姐，之後卻毅然決然的放棄一切，加入菲共的武裝勢力組織——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他們的關係因為高梅茲新人民軍的身份遭逢困境，因為按照該組織的規矩，即便巴托洛梅在 1970 年代已經成為左派抗爭音樂的領頭羊，但卻因為他並未加入菲共相關組織，便不被允許與高梅茲交往，更遑論和她走入婚姻之中了。
對此，高梅茲最後選擇退出新人民軍與巴托洛梅共組家庭，而後者則透過《如果沒有愛》（Kung Walang Pag-ibig）一曲的創作描述其對此規矩的態度：
與列寧無關，與馬克思無關 （Hindi si Lenin, hindi si Marx,）
與毛澤東無關，與他們所有人無關 （Hindi si Mao Tse Tung, hindi silang lahat）
他們並不重要 （Sila’y hindi mahalaga）
如果沒有愛 （Kung walang pag-ibig）
如果沒有純粹的愛 （Kung walang wagas na pag-ibig）
在我們彼此之間 （Sa isa’t isa）
《如果沒有愛》
即便有著共同的政治理想，一樣信仰著列寧、馬克思與毛澤東的思想將能夠為社會帶來一些改變，在巴托洛梅的眼中，與高梅茲的相互欣賞與相知相惜，或許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在像是這樣的歌曲裡頭，我們看見了人之所以為人，有血有淚有著情感的那一面。而透過這些弦外之音，我們得以窺探戒嚴時期許多無法輕易言說的現實處境，那也才是真正更貼近「人」真實心緒的途徑。
我們可以怎樣藉此重新回望臺灣的過去，拾起眾人可能往往忽略的那些過往？藉由菲律賓戒嚴時代的這些音樂，或許是開拓自己朝向未來更多可能性走去的契機也說不定。
參考資料
- Maceda, Teresita Gimenez (2007) Problematzing the Popular: The Dynamics of Pinoy Pop(ular) Music and Popular Protest Music.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8 (3): 39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