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嗎？那些年，我們一起苦讀過的臺灣教科書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有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啊，好像棋盤似的。」「我看倒有點像稿紙。」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如果對於上述文句感到熟悉的人，恭喜你，你要不是擁有一顆老靈魂，要不然，就可能有一定的年紀了（笑）。

這些收錄在各個時期的課文內容，至今仍深深地留在許多人的腦海中，三不五時會被拿來緬（調）懷（侃）幾句。進一步來說，就算是篇極度無聊的課文，經由學生創意滿滿的改編後，終會成為「有梗」的話題，甚至成為當代傳頌的經典語句。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所有牽涉到思想層面的讀本（如國文、歷史、地理、公民等），都不會只是單純的知識載體，光是從課文的編排、內容的撰寫到圖像的設計，都是被特定人士篩選、審核過的，可以說是用來傳遞「價值觀」的最佳媒介。

什麼？這樣的說法太「政治」，一點也不客觀。

那麼就讓我們來說說幾個有趣的例子。

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攻打中國上海時，中國曾有一名勇猛的神奇小朋友，不怕頭頂上呼囂而過的子彈、不畏隨時被敵軍抓走的危險，歷經了九死一生後，將摻捆於胸口的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送給受困的中國軍人，甚至代替全中國的國小學生向守住陣地的軍隊致敬。原本低迷的士氣，就被這位小朋友無畏的精神點燃……。

隔天一早，被戰火包圍的四行倉庫緩緩地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現場的官兵無不動容，更因此登上國際媒體的頭條。

小讀者們從國語課本第三冊第十課的課文中，了解「死守四行倉庫」、「八百壯士」等歷史名詞，更重要的是，藉由上海女童軍楊惠敏無畏的情操，從中學習如何當一個有「愛國心」的青年。

無獨有偶，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南部，則出現了另外一位「愛國少男」。

故事背景發生於 1935 年 4 月 21 日，就讀苗栗公館公學校三年級的詹德坤，在出門上學前一如往常地向家裡的「神宮大麻」進行參拜，就在他步出家門後沒有多久，身旁的房屋開始劇烈地搖晃了起來。

「是地震！」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這場芮氏規模 7.1 的大地震一共造成了 3,276 人死亡、12,053 人輕重傷，房屋受災戶則多達 2 萬 1 千餘戶，堪稱是日治時期死傷規模最大的一場地震。

少年詹德坤便是這場地震的犧牲者之一。

地震發生的當下，走在路上的詹德坤不幸被倒塌的屋瓦所傷，全身各處都受到嚴重的傷害。當詹德坤的爸爸聞訊趕來時，詹德坤強忍著身上的痛楚，焦急地詢問家中母親的安全狀況。

奄奄一息的詹德坤很快就被送到診療所進行搶救，儘管如此，他仍不忘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內容── 「日本人就是只說國語的人」。也因此，就算是在強烈的疼痛之下，詹德坤依然絕口不說臺灣話，頻頻用著不太流利的日文呼喊著老師、同學的名字。

隔天中午，傷重的詹德坤被送往遠處的醫院。那天夜裡，詹德坤以顫抖的聲音向父親說：「爸爸，我好想要唱〈君が代〉。」

深呼一口氣後，緩緩地從口中唱出歌詞，語畢的同時，一位少年在師長以及父母的陪伴中，安詳地離開人世。

先不論這個現在看起來疑問百分百的故事內容真實性到底有多少，1943 年以後臺灣與朝鮮就讀小學四年級學生，都可以在《初等科國語》第三卷第六課的課文裡看到這個愛國少男的故事，該篇課文甚至用詹德坤口中那句經典的〈君が代少年〉所命名。

按照過往的認知，中、日兩國曾經處於戰爭的敵對關係，但是在推廣教育的邏輯上，卻出現高度相似的情形。 

先說「八百壯士」的部分。

如果從當時《中央日報》的統計資料來看，死守於四行倉庫的實際人數為 420 人，最終撤守的人數為 377 人，共 10 餘人陣亡，並有數十名傷員已先行撤離，換句話說，民間所謂的「八百」壯士其實有待商榷。

研究者指出，誇大人數資訊源自於營造國際輿論的報導與支持。在面對現場作戰考量以及通盤軍事佈局的兩難下，死守的「孤軍」和前來「進獻國旗」的女童子軍兩者強烈對比的形象，成為訴諸國際的最佳題材，當然，也有與當時的敵人──日本較勁兵力人數的意味。

可以這麼說，這是一個兼顧政治以及心戰考量而生的策略。

對照年代便可發現，出生於 1915 年 3 月 6 日的楊惠敏在 1937 年時已然是位 22 歲的少女，為什麼在「國旗的故事」中要將獻旗的人物設定為國小女學生呢？

有論者表示，這是當局塑造愛國指標人物的一種手段，藉由年齡相近的孩童形象，培養讀者（小學生）們「無畏」、「犧牲」的「愛國心」，但具體的原因，尚不得而知。

然而，可以想見的，在 1970 年代以後，臺灣先後歷經了「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國際事件，「國旗」理所當然地成為當局凝聚愛國意識、對抗外侮的象徵之一，若再配合新聞報紙、課文向大眾宣達這種「愛護國旗＝愛國」的故事，好像也成為一件情有可原的舉動。

再來看看詹德坤的故事。

這篇課文出現的時間適逢大東亞戰爭最激烈的 1943 年，在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下，「尊師」、「敬父母」、「愛國」等情操都是殖民政府亟欲貫徹的優良精神。課文中詹德坤「膜拜神宮大麻」、「堅持說國語」、「崇敬國歌」的行為，也確實符合了皇民化運動的諸項要求。

是故，儘管詹德坤的故事最終是以死亡作為結局，但卻因為時局塑造成一個紛亂年代下愛國青年應該尊崇、效仿的「典範」人物。

從教科書編纂的角度來看，主管單位將詹德坤的「模範」言行舉止編入課本，是希望讓讀者（通常是國小學童）自幼學習如何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帝國子民，達到從小教化的功能，背後的政治性目的也就不難理解了。

發現了嗎？

這兩位來自不同時空的少男少女同時因為「愛國」的形象被傳為佳話，那種不畏艱辛、苦難、願意為國家奉獻的形象，同時被統治者用來建構為楷模，不管是透過報紙媒體進行曝光，或是將其代表事蹟列入教科書中，不同年齡層的讀者終將籠罩於國家權力建構的宣導網絡之中。

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政權轉移的過程勢必會造成許多「延續」與「斷裂」的現象，教育議題更被當成孕育國家新芽、建構國家認同的媒介。在可見的未來裡，新住民的教育議題終會被納入執政當局的政策規劃，除了逐漸抬升的本土意識外，如何跳脫以往漢族中心史觀的論述，以更多元開放的心態接納臺灣島內的各種族群，或許是所有當代人的必修學分。

將目光拉回當下，從近日課綱微調、國文課本文言文比例修正、將中國史納入東亞史脈絡等事件，讓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過往以中國本位作為教育核心的教學是否適用於當代的社會，爭議四起的同時，是否再度淪為政治檯面下的籌碼，值得我們繼續關注下去。

畢竟，這些議題終究將淪為政治事件，而不單是教育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