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家弗利茲・蘭茲（Fritz Lenz）曾說，納粹主義就是「應用生物學」。
1933 年春，穆勒開始在柏林威廉大帝研究所的工作，他眼看著納粹的「應用生物學」啟動。那年一月，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黨魁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德國國會三月通過授權法（Enabling Act），賦予希特勒前所未有的權力，不須國會同意即可頒布法律。歡天喜地的納粹準軍事部隊高舉火把在柏林街頭遊行，為他們的勝利歡呼。
就納粹的理解，「應用生物學」其實就是應用遺傳學，其目的是要追求「種族衛生」（rassenhygiene）。頭一個使用這個術語的並非納粹：德國醫師兼生物學者普羅茲早在 1895 年就創造了這個詞彙（記得 1912 年他在倫敦國際優生學會議喪心病狂的激情演講）。按他的說法，「種族衛生」是以遺傳方法清洗種族，就如個人衛生一般清洗人體。而且，就如個人衛生會例行地清除人體的殘渣和排洩物，種族衛生也會排除遺傳的殘屑，創造更健全、更純淨的種族。
1914 年，普羅茲的同僚遺傳學家海因里希・波爾（Heinrich Poll）寫道，「就如生物會毫不留情地犧牲退化的細胞，就如外科醫師會毫不留情地摘除有病的器官，兩者都是為了要拯救全體。因此，較高階的生物實體，如親族或國家，就不該因過度焦慮，而逃避干預個人自由以防止有病態遺傳特質者代代散布有害基因的責任。」
普羅茲和波爾視高爾頓、普萊迪和達文波特等美國優生學家為「新科學」的先驅，並認為維吉尼亞癲癇和弱智州立隔離區就是遺傳清洗的理想實驗。
到了 1920 年代初期，美國正忙著鑑別像嘉莉・巴克的女性，把她們送到優生營之際，德國的優生學家也沒閒著，由國家贊助成立新計畫，限制、絕育或根除有「遺傳缺陷」的人。
德國大學裡也請來教授「種族生物學」和種族衛生的教授，醫學院更經常教導「種族科學」，這種學問的中心就在威廉大帝人類學、人類遺傳和優生學研究所（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離穆勒在柏林的新實驗只有一石之遙。
希特勒因主謀在慕尼黑發動政變的「啤酒館暴動事件」（Beer Hall Putsch），失敗被捕。1920 年代，他在獄中讀到普羅茲和種族科學，十分著迷。他也和普羅茲一樣，認為有缺陷的基因正在慢性毒害國家，是強盛健全國家重生的障礙。
等到 1930 年代納粹掌權之後，希特勒認為該是把此理念付諸行動的時機。他旋即動手，1933 年，授權法通過不到五個月，納粹就實施了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治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spring），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絕育法（Sterilization Law）。該法大綱明顯抄自美國的優生計畫，只是為求效果更加嚴格。
該法要求「任何有遺傳疾病者都可手術絕育。」首先列入「遺傳疾病」名單的包括心智障礙、精神分裂、癲癇、憂鬱、失明、失聰和嚴重畸形。為使他們絕育，須先經國家贊助程序向優生法庭申請。法令接著明定：
一旦法院決定絕育，手術就必須施行，即使違反當事人的意願……。如果其他方法皆不奏效，可以直接採行暴力手段。
為鼓勵社會大眾支持此法，納粹暗地展開了宣傳（這個手法最後被發揮到淋漓盡致）。種族政策處（Office of Racial Policy）拍攝了 1935 年的《繼承》（Das Erbe）和 1936 年的《遺傳病》（Erbkrank）等電影，向全國各地滿座的觀眾播映，展示「缺陷」和「不適合」的壞處。《遺傳病》片中，一名心理有病、不時崩潰的婦女不斷神經質地擺弄雙手和頭髮；殘障的孩子無用地躺在床上；一個四肢奇短的女子趴在地上，就像畜牲一般。
和這些陰鬱電影相對照的，是對完美亞利安肉體的電影頌歌：女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的《奧林匹亞》（Olympia）為歌誦德國運動員的影片，肌肉發達的俊美年輕男子在片中施展柔軟體操，呈現完美遺傳的樣本。觀眾滿心反感地瞪著眼睛看那些「缺陷」，回頭看到超人運動員，則滿懷嫉妒和雄心。
國營的煽動宣傳機器開始運作，人民被動地同意優生絕育。另一方面，納粹也確定讓法律的引擎轟隆作響，延伸種族清洗的界限。1933 年 11 月實施的新法律讓國家能強力為「危險罪犯」（包括政治異議分子、作家和記者）絕育。
1935 年 10 月施行的《德國人民遺傳健康保護法》紐倫堡法案則禁止猶太人和擁有德國血統的人通婚，或者和任何亞利安後裔有性行為。其中恐怕再沒有比禁止猶太人在家裡雇用「德國女佣」這條法律，更能說明清潔與種族清洗兩者之間奇特的關係了。
大規模的絕育和收容需要同樣龐大的行政機關。到了 1934 年，每個月約有五千名成人遭絕育，必須要兩百個「遺傳健康法庭」（Hereditary Health Courts），或稱「優生法庭」（Genetic Courts），全力運作才能處理相關上訴事宜。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優生學家為德國此舉喝采，還惋惜自己無法採取如此有效的辦法。
達文波特的門徒美國優生學家洛斯羅普・史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在 1930 年代後期曾走訪一間此類法庭，滿心豔羨地的描繪其精確的效能。他參觀受審的包括一名躁鬱症婦女、一名聾啞女孩、一名心智遲緩的女孩和一個「像猴子一樣的男人」（他雖娶了一名猶太女子，卻又顯然是同性戀），實謂洋洋大觀。由史托達德的筆記看不出如何證明這些症狀將會遺傳，不過法庭很快便准許這幾個人絕育。
由絕育到公然殺害，進行得無聲無息，也未引起注意。早在 1935 年，希特勒就悄悄思考把種族清洗的作法由絕育提升到安樂死（還有什麼辦法比根除身心障礙者能更快地淨化基因庫？）他只是擔心社會大眾的反應。不過，到了 1930 年代，德國民眾對絕育計畫的反應出奇地平靜，納粹因此膽子更大。
1939 年，機會出現了，那年夏天，理查和莉娜・克雷奇馬爾（Richard and Lina Kretschmar）向希特勒請願，希望能讓他們的孩子格哈德（Gerhard）安樂死。11 個月大的格哈德天生失明、四肢畸形，身為忠誠的納粹黨員，這對父母希望報效國家，把他們的孩子從國家的基因傳承中去除。
希特勒深感機會到來，因此同意殺死格哈德，並且迅速將範圍擴大到其他兒童，他和私人醫師卡爾・勃蘭特（Karl Brandt）合作，成立了嚴重遺傳及先天疾病科學登記處（Scientific Registry of Serious Hereditary and Congenital Illnesses）處理更大規模、全國性的安樂死計畫，消滅遺傳的「缺陷」。
為了解釋根除這些人的正當性，納粹採用了一個委婉的說法：「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這個奇特的詞表達的是更上一層樓的優生邏輯：光是讓遺傳缺陷的人絕育、洗淨國家的未來還不夠；還須徹底消滅、清洗眼前的他們，才是遺傳的終極方案。
屠殺首先由三歲以下的「缺陷」兒童開始，到了 1939 年 9 月，已順利擴展至青少年。這些少年被列入罪犯名單，其中猶太兒童的人數多得不成比例──由國家指定的醫師強迫檢查，往往以最微小的理由標示為「遺傳疾病」，送去「滅絕」。
1939 年 10 月，計畫進一步擴大，拓展至成年人。安樂死計畫的官方總部設在柏林動物公園街四號（4 Tiergartenstrasse）這棟美輪美奐的豪宅，也因這個地址，史稱「T4 行動」。
全德各地皆設立了滅絕中心，其中最活躍的是如城堡聳立在山坡上的哈達馬醫院（Hadamar），以及如要塞的磚造建築布蘭登堡國家福利機構（Brandenburg State Welfare Institute），建築側面則有成排的窗戶。這些建築的地下室被改裝成氣密室，用一氧化碳毒殺囚犯。納粹小心翼翼地維護其科學和醫學研究的氣氛，甚至加油添醋，煽動大眾的想像。
安樂死的犯人用拉起窗簾的巴士一車車地載來滅絕中心，通常由穿著白外套的親衛隊軍官押送。毒氣室旁的房間則是用混凝土搭建的臨時床舖，周遭挖有深溝，用來收集液體，醫師就在這裡解剖安樂死者的屍體，保存他們的組織和大腦待日後遺傳研究之用。這些「不配活下來的生命」顯然對科學的進步有極大的用處。
為了消除受害者家人的疑慮，讓他們認為自己的父母或子女得到良好的照顧，病人往往會先送到臨時收容中心，再悄悄轉送哈達馬或布蘭登堡安樂死。納粹在他們死後發送了成千上萬的偽死亡證明，列出種種死因，有的千奇百怪。例如，瑪麗・盧（Mary Rau）罹患憂鬱症的母親在 1939 年遭殺害，她的家人接獲的資訊是她因「嘴上長疣」而死。
1941 年，T4 行動已屠殺了二十五萬男女老少。1933 至 1943 年間，絕育法共使四十萬人強制絕育。
作者穆克吉醫師以一場感傷的家族探病之旅為始，細細描述破譯遺傳基因之謎的百年過程，數以千計的科學家如何透過不斷實驗及互相合作、彼此競爭，解開一道道謎題，又衍生一項項謎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