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需要舊道德：民國《婦女雜誌》的厭女論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婦女雜誌》（1915-1937）是民國時期發行最廣，時間最長的婦女期刊，發行量曾達萬份以上，每月出刊，常常賣到斷貨。既然名為《婦女雜誌》，應該是以女性為目標讀者群，但因女性的識字率不高，能寫文的人更少，所以在雜誌上發聲的總是男性，他們往往細數女性的缺點，要求她們檢討，或者呼籲所有的父親、丈夫善盡教養責任，以免中國被落後的女性拖垮。因為她們的保守性太重，當男子已經同意女性解放後，她們還寧願守著畸形小腳和貞節牌坊，她們氣量狹小又迷信，只知誦經念佛，而不肯走出家庭，對國家社會毫無貢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梅嘉樂（Barbara Mittler）就說，「厭女」幾乎是中國婦女刊物的傳統。

 

最顯著的現象是許多男學生來信，極力想要擺脫他們在家鄉、未受教育的未婚妻們。單在 1923 年，雜誌刊登關於婚戀的通信就達 59 封，在 12 月號編纂了「五位想解約者的來信」，陳述新青年遇上舊婚約的集體敘事。江西九江的竹軒八歲就有了童養媳婦，他說：

她是個未受教育者，茫然不知愛情為何物，我雖有時在我母親面前勸她放足識字，她哪裡肯信，只輕輕的走開罷了。我母親常常因她性情不好，不知受了多少氣……她又是女界最蠢者，連女紅都不知做……

儘管竹軒的父母不甚滿意，但這位自小在他家接受教養的女孩，卻還能「自主性地」不學識字、不肯放足、不做女紅，甚且不斷主動要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顯然不合一般對童養媳的認知。問題是，這些極可能被拋棄的未婚妻們根本沒有發言機會，所以也很難獲得她們版本的故事。

然而，當有女性為這些沈默而被遺棄的姊妹發言時，卻被男性批評為「帶有性別偏見」，是敵視男性，偏袒女性。這種對女性發言身分的攻擊並不是少見的現象，1920 年學生領袖施存統（1899-1970）就在《民國日報》發表〈看不慣女士二字〉，認為發文署名「女士」，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耻的舉動」。1921 年接任雜誌主編的章錫琛（1889-1969），也主張取消「性別界線」：

我們有一個堅決的信條，以為婦女問題，並非專是婦女的問題，實在是兩性的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把婦女和男子分成兩種的人類，加以種種差別的社會的待遇，實在是不自然，是人類的極大的謬誤。所以我們現在所應該研究的，不宜專限於婦女的一方面，必須著眼於全人類的生活，纔是合理

他們呼籲取消性別界線，避免對女性保護，乃至版面上滿是對女性不友善的言論，雖有女性反應拒看《婦女雜誌》，章錫琛依然堅持「鍼砭女性原是本誌職責，實是希望女界進步」。這種對女性愛之深責之切的現象，並不獨出現在男性主編身上。早在創刊初期，1916 年，留美歸國的女主編胡彬夏（1888-1931）就規範過，她創「通信欄」寫著：

自本期雜誌、始擬添通信一門、專為海內外女界與本社交換意見機關…通信時、婦女與婦女可自由談心、毫無拘束。但囂張浮薄之語、詭怪妄誕之說、恕概不登載、蓋風教所繫、婦女與有責焉、斯為婦女初次在眾目眾耳前發表意見之時、會其必光明秀偉良淑端雅也固宜、又關於本雜誌需改良處、或另有求懇事、儘可直言、本社常樂聞之、時或並答語附載。

胡彬夏企圖打造女性公共論壇，通過同性的信任關係，延伸通信情誼，鼓勵女子「自由談心、毫無拘束」，但同時警覺女子的公眾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發言時必須自重，謹慎維護得來不易的發聲管道。然而，此標準可能陳義過高，導致這個「通信欄」在她主編時期，只在第一期刊登她與作家施靜儀的信件後，就終止了。

當中國女權漸行開化，而出現更多受教育、天足的摩登新女性時，男性的厭女現象卻不減反增。這些新女性在男性的描述中，外型時髦、思想西化，但虛榮自私，在一系列「模範的新女子」的徵文中，全是對新女性的嘲諷，她們「出門之前」必精心打扮，是「社交的明星」、是「先進者」、是「演說家」、是「女神」，她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周旋於眾多愛慕者之間，不需操持任何家務，不僅糟蹋男性，也欺辱女僕與車夫。亦有許多男性讀者來信，轉述他們的友人被新女性拋棄的故事，無政府主義者華林飽嘗失戀之苦，張絧之友人被毀婚，趙慕蓮被「養尊處優的女子」拋棄，從此醒悟戀愛結婚是有錢人的享受，一般人還是娶舊式女子好。這些當事人羞於啟齒的失戀經驗，全經友人轉述，搬上公共論壇，成為警世故事，男性嚮往自由戀愛，但卻無法面對女性也保有自由選擇。

女性的讀者來信遠低於男性，更少談到自己私密的婚戀經驗，但不同於男性讀者的集體敘事，女性的故事個個不同。受中學教育的如水自詡為新女子，卻希望為夫另蓄一妻，以維自由之身 ；中學女生耿簫秋與大學生的戀愛受阻 ；北京女師江見覺的友人被迫嫁人；愛上有婦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壓而想自殺的張梅仙；相信真愛無關性別的王卓 。男子大多具備公共發言的能力，他們的故事反映出一種普遍的處境；而女子要敢於說出婚戀故事，本身就是特異的，她們的經驗更難以被收編，且這些發言的女性，既不是男性故事中無知無覺的舊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性。張梅仙說出她的處境，她十六歲定親後，公婆不許她讀書，而要她學刺繡，婚後卻被夫婿嫌惡：

他在南高讀書，暑假或年假回家，到說程度不相配，這樣的女子朱家角幾百個也討得著，到遠鄉遠里討著這個寶貨來。我想起以前不讀書，比尖刀刺我的心還要痛呀。

熱衷文學的女孩王卓渴望志趣相同的伴侶，不用組織家庭，只要相愛廝守，她問主編：

男子中有這樣理想的人沒有？假如得不著異性的，可否找一個同性的？（我相信真愛是不分同性異性的，並且我也有過同性愛。）

主編回應：

你的愛情觀──不分同性異性的戀愛，不免近於變態，或者因為對於戀愛的真義不曾澈底了解的緣故。最好請一讀本號所載〈戀愛觀的變遷〉一文。

在 1921 年前，女性還少出現在公共論壇時，厭女論述是男性主張女性的落後使國家阻塞不前，藉由指責女性提昇自己的優越感，卻鮮少反省長久以來佔據主導地位的優勢。1921 年後，女權國家論述退卻，舊女性成為男性追求自由的包袱，新女性則讓他們遭遇失戀的風險，無法讓男性予取予求的女性，仍是被責備的對象。

有趣的是，這些讀者投書的厭女論述，卻在當時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中，以另一種面貌呈現。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分析，這類通俗小說是讀者面對社會快速變遷的逃遁敘事，他們擁抱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好讓「想跟上世界的願望，讓位於想忘卻自己跟不上這個世界的願望」。杜克大學文學系教授周蕾（Rey Chow）進一步發展出以「以女性為沈痾」的癥候解讀。讀者總在小說中看到意志薄弱的男主角沈淪，而女主角則信守承諾、貞潔、美德，她們被迫走出家庭，尋找並拯救她們的（準）夫婿，但一切總是來不及，傳統的力量（女性）始終趕不上現代社會招致墮落（男性）的速度，為了守貞（傳統價值），女主角們的結局不是病死就是出家。

女性被視為中國傳統最深層的受害者，她們承載了繁複的家庭與社會規訓，她們是最需被解放的一群，同時社會又最害怕她們被解放。她們應該上學、放足，有新思想、好容貌及舊美德，以準備隨時承接被新時代拋棄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