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政對市民生活的影響
在日本軍政下，英國籍居民、香港政廳相關人員、英國工商業者、重慶政府方面的中國人都被扣留並受到嚴格監視。前者被關進敵國人收容所，迎接艱苦的生活，後者則在香港酒店受到監視，其中有一部分人為日本統治提供協助，作為獲釋的條件。
被捲入戰爭深感痛苦的，不僅是英國人等殖民地社會的統治者，一般百姓也是如此。在日本軍政統治下，一般百姓在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嚴重損失，包括糧食、交通、娛樂等，不勝枚舉。由於採用軍政統治方式，日本軍政和香港民眾在很多情況下，關係顯得千絲萬縷。
食物等生活物資的短缺
佔領香港的戰爭在短期內即結束，百姓面對空襲的恐慌相應減少，但是市民的糧食供給問題在日軍佔領開始後，絲毫沒有得到改善。戰爭時期糧食供給問題，也從香港政廳疲於尋找百姓需要的糧食，而直接轉變成疲於尋求日本軍政需要的糧食，並一直持續到日本戰敗。
日本軍政下香港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用品等廣泛採用公定價格制。日本軍政認為只要管理好香港這一限定區域即可，因此樂觀預計統制經濟將發揮重要作用。但是當時統制經濟和自由經濟混合存在，如果無法強行干預自由經濟的情況發生，價格統管基本無法發揮作用。
街道上的商店由於擔心被哄搶所以都關門了，隨着軍政廳設立，表面上確立了由憲兵隊統治香港。為了確保百姓可買到所需的生活物資品，商業交易得以重新恢復。
1941 年 12 月下旬，香港島的一部分商店重新開張，很多市民因為擔心以後的生活紛紛前來購買生活物資品，據說呈現了如東京淺草寺門前市集的盛況。1942 年 1 月 13 日，公佈了日軍政廳佈告〈大日本軍政廳民政部佈告（第一號）〉，要求各商店重新開業，以安定民心。
1942 年 3 月 15 日起白米採取配給制，配給之初各區內只設置一到兩處大米供給處，因此據說「買米隊伍的長龍，看得到佇列的最前面但看不到隊尾，每日排隊搶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大米供給處清晨一開門大米即瞬間售罄。空手而歸的人第二天凌晨又必須來排隊，有些人則留下不走，忍耐一晚等到第二天清晨才能買到大米。」
大米配給制度不僅由於給軍政財政帶來極大負擔，因此決定將大米的直接配給對象限於軍政相關人員，1944 年 3 月 15 日，發出預告宣佈從 4 月 15 日起公平無差別的配給對象，僅限於軍政相關人員。該措施立即付諸行動，軍政的大米配給量急劇減少，該措施事實上中止了軍政對香港一般居民的大米配給。一般百姓因此被迫按大米的市區價格購買，推動了市民搶購大米的現象。
公共服務水平下降
陸地交通
1911 年 11 月，由香港政廳經營的九廣鐵路（九龍、深圳之間）開通，用以連接香港和廣東省，該鐵路後來由於日中戰爭受到日軍攻擊，最終導致鐵路不通。但是在日軍佔領的方針政策上，鐵路運輸屬必須舉措，通過 1943 年 11 月廣九作戰時日軍掌握了鐵路沿線，同年 12 月 28 日鐵路全線完成修復工程，廣東省與新界之間商業貿易往來的交通路線得到了進一步完善。
乘坐火車的乘客只有經過鐵路方面許可才可乘坐便車，每天有三趟往返的混合列車運輸。行李方面，只會運送小件行李和隨身攜帶行李，但仍然成為鐵路沿線運輸蔬菜的有效方法。從九龍到深圳之間的火車三等票，大人票價 75 錢，兒童票則半價。
市內電車原來是由英國投資的香港電車公司負責運營，電車當時是連接市內各處的重要交通工具。隨着戰爭開始，交通蒙受較大損失，日軍佔領香港後，交通由總督部直接經營，通過重新修復，至 1942 年一部分電車開通， 3 月 20 日全線恢復運輸。
在軍政下投入運輸的雙層電車共 112 台，車票價格是市內統一價格，三等座開始是 2 錢，修復後鐵路延長，價格上調至 5 錢，後來上調至 10 錢。星期六賽馬日期間，每隔 3 分鐘運送客人一次，平均一天乘客約 10 萬人。
1942 年 11 月開始，電車的所有站牌都採用日式名稱。起初電車行駛時間是 7 點至 21 點，後來延長至 23 點。貨物運輸設有專用電車，電車裝載肉類、蔬菜和其他貨物往返運輸，有些乘客為了購買食品只乘坐這種電車。
但是隨着電力供給困難，1944 年 4 月 15 日開始，運輸時間僅限於早晚的交通高峰期，9 點 40 分至 16 點設定為停止運輸時段。1944 年 6 月 4 日，以節約用電為由暫停電車行駛。
香港島和九龍的道路完備，因為被日本佔領，這些道路均改用日本名字。例如，與香港島海岸線平行的干諾道（ConnaughtRoad）改名為住吉通；從九龍的半島南端北上的彌敦道（NathanRoad）改名為香取通。由於新界道路修整較為遲緩，而且該道路是抗日物資運往大陸的運輸路線，香港政府持續在新界投入交通建設，直至亞洲太平洋戰爆發。
電力、煤氣的供給
香港的電力事業是靠煤炭火力發電，煤炭燃料全部依靠進口。在香港島由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負責運營，在九龍則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負責運營。英國持有的資本佔 50% ，掌握了經營權，並從中獲得高額利潤。
日軍從 1941 年 12 月 16 日開始佔領九龍，着手修復受損的電力設施，26 日開始軍事送電。1942 年 1 月 3 日，香港島也開始軍事送電，並公佈電力供給方面的暫時規定。軍政廳在九龍和香港島分別於 1942 年 1 月 1 日和 1 月 15 日開始供給民用電力。
總督部後來設立總督部直營電氣事務所，1943 年 1 月 1 日開始把電力經營改成委託民間商家負責。不過，隨着發電燃料的煤炭供給日趨困難，於是開始對煤炭實行供給統管。香港的公共服務、工廠和一般家庭主要都依靠電力維持運轉，因此該措施給香港各產業和百姓生活帶來很大的影響。1943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限制用電。
自來水、電話
香港的上水道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時期耗費了 80 年時間建成的，開戰後被英軍摧毀。
日軍佔領後實施重建工程，在香港軍政廳、總督部的直接管理下，九龍於 1942 年 1 月 1 日開始供水，香港島則於 1 月 20 日開始供水。九龍方面的重建工程由台灣拓殖會社負責，該公司還協助上水道的運營工作，1943 年 8 月受命負責上水道的業務。
香港的上水道供水用戶相對人口數量來說極少，這是因為香港不是每戶安裝一個水表，而是按每棟建築物安裝，高層集體住宅也只安裝一個水表。開戰前，因建築物結構上的理由，很難給每家用戶安裝水表，因此水費一般由房東負擔。
開戰前，每 1,000 戶住戶中僅安裝了 27 台水表。日軍佔領後執行人口疏散政策，人口逐漸減少，1943 年末每 1,000 戶住戶安裝的水表減至 17 台。
開戰前一般市區家庭水費價格為每 1,000 加侖 25 美分，但是市區、山腰、山頂等不同位置的水費也有所不同。日軍佔領後，水費每 1,000 加侖價格為軍票 40 錢。1944 年 7 月 1 日，水費為全市統一價，每月基本底價上漲。
之後因通貨膨脹，供水變得愈加困難，1944 年 11 月 6 日，香港自來水廠遵照總督部命令，11 月 5 日開始對山頂和半山腰地段實行減少供水量甚至停水，以控制供水量；12 月 1 日起上調水價，規定最多供水量 1,000 加侖水費為 5 日圓。
開戰前，香港的電話業務由香港電話公司負責。電話設備中的電話交換器和地下電纜未受戰爭損毀，1942 年 1 月 17 日開始重新恢復電話業務，由總督部直接主管。
1942 年 4 月 28 日，公佈了〈電話規則〉（1942 年香港總督部令（以下簡稱香督令）第 19 號），該規則追溯至 2 月 20 日開始施行。日軍佔領後，由於經濟穩定，電話用戶逐漸增多，1943 年 12 月電話用戶超過1萬人。
電話費因距離等略有不同，但大部分為每年 120 日圓，新客戶需要繳納設備費 200 日圓和保證金 50 日圓。1943 年 2 月 20 日，香港和九龍的郵局開始開設窗口電話通話業務，給非電話用戶帶來很大的方便。
1944 年 2 月 1 日，電話保證金從 50 日圓上調至 100 日圓，1944 年 7 月 1 日通訊業務和電話業務委託給國際電氣通信會社香港支局負責經營，同時將電話費用上調至原來的兩倍。
醫療服務
日軍佔領期間，有幾家醫院由日軍接管，此外也有軍政下的醫療單位。1942 年6 月 12 日，〈醫師齒科醫師令〉（1942 年香督令第 23 號）及其施行令（1942 年香督令第 24 號）公佈，8 月 1 日開始施行。
依據該規定，原來的西醫（學習西洋醫學的人）中，對曾留學日本經過正規學習的醫生，給予無時間期限的開業資格，對其他醫生給予最多一年的開業資格。允許中醫（未經正規學習隨意開業的中醫）和牙醫（未經正規學習隨意開業的牙課醫生）從事醫療活動，同意其進行醫生、牙醫業務範圍外的醫療活動。
除了日軍接管的醫院以外，總督部在 1942 年 6 月 3 日把六家醫院、兩所醫務室設立為總督部醫院和醫務室，並將現有醫療設施直接轉為由總督部直接經營。
提供醫療服務是日軍佔領時期安定民心必不可少的舉措，因此不得不着手經營醫療設施。截止 1943 年 11 月末為止，從屬於總督部直營的醫院，有香港市民醫院門診部、香港市民醫院第一醫院、香港市民醫院第二醫院、香港產院、香港精神醫院、香港癩醫院、香港傳染病醫院、九龍傳染病醫院以及九家各類診療部門。
除了這些設施外，還有博愛會醫院這些專為日本人提供服務的醫療設施。在佔領時期，日本人作為佔領國的國民，能享受特別待遇。
此外，還有以救濟貧民為目的的慈善團體經營的醫院，這些醫院主要依靠委託其他單位經營，或者依靠贊助補貼維持經營。由慈善團體經營的醫院中，較有名的是由東華三院經營的三所醫療機構，該醫院主要依靠捐款和房地產收入經營。其中東華東院被日本接管。日軍還接管了屬綜合醫院的瑪麗醫院和九龍醫院。
東華三院是難民救濟團體之一，開戰前已開始從事救濟事業，包括保護難民和協助回歸的活動。1942 年前半年由於藥品及醫療器材不足，住院患者被限制在 300 人以內。其後雖然重新恢復門診治療，但是由於醫生、看護人員、醫藥品經常缺乏，資金周轉惡化。因此，患者蜂擁到被日軍接管的其他醫院，這些醫院的醫療服務包含受傷者的治療、急救活動、注射預防疫苗等。
1944 年開始的空襲，令很多香港居民受傷，導致醫療需求量激增。另外，鴉片中毒患者因鴉片官方定價大幅上漲，未能買到足夠鴉片，因此很多吸食者出現犯隱症狀。為了治療這些患者，東華三院甚至被迫充當獨立病房樓。
醫療費也未能擺脫通貨膨脹的影響。1944 年 6 月 1 日，總督部醫院、公立診所和九龍醫療班的診療費、住院費、藥費等的費用上調。後來由於通貨膨脹不斷惡化，1945 年 1 月 1 日一口氣將總督部直轄醫院的診察、住院、藥費上調至原來的兩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