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想從「差太多的人生」開始是不可以的，必須要從差不多的時候開始。從 1989 年 6 月 4 日開始講起。
不是我非說不可，而是三個代表非問不可。
你跟六四有關係嗎？
「你跟六四有關係嗎？」─沒有。我跟六四沒有關係。
我的回答來得極快，幾乎沒等貓代表的話說完─「我的故鄉小城，沒有任何活動。我在單位上班，沒參加任何活動。」
貓笑了：「別緊張。我們對你什麼都知道。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
為什麼都要問這樣的問題？那一天，發生了什麼？
「你對六四什麼態度？」─沒態度。
「你必須有態度。」─反對。
貓代表看我一眼，右手持筆在筆記本上記下幾個字，夾著菸的左手擺了一擺。馬雙手在筆記本電腦上記下什麼。放我過去。我跟六四沒有關係嗎？
「怎麼證明你跟六四沒有關係？」
我記不清已被徹夜罰站多久，只是記得站到晃。豬代表雙手倒背圍著我轉圈，轉了一圈、又轉一圈，間或喝令「不許晃」，終於轉夠了，在我面前立定。
豬獰笑著問我：「你有專門的一個文件，就叫：天、安、門。你想幹什麼？」─資料。我有收集資料的習慣。
「哼！哼！」
我知道這個意味深長的獰笑後面可能有一個沒頂之災，好在是衝我一個人來的。
既然已經看了我的文件夾，就應該知道，裡面不僅記錄了事實，也有戴晴對海外民運的批評如「天安門有限公司」，還有與之相關的糾扯如柴玲和紀錄片《天安門》導演卡瑪的訴訟。
做為一個社會觀察者，我需要收集各種資料，各方各面的表達都需要了解……
豬又笑了。不復繼續用這個問題擠壓我。
但我知道，他沒有放過我。他們沒有放過我。
顯然他們知道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我僅僅關注這件事情，就讓三個代表怕成這樣，可見那件事情本身，有多麼可怕。
那一天發生了什麼？讓你們怕成這樣？
六四跟你有關係嗎？
六四那天，我在故鄉小城，上班下班、做飯洗衣，一切如常。
我是過後不久才知道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我是過後再久一點才知道，廣場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是過了更久才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我沒有關係？
六四之後，我還如往常一樣，上班下班洗衣做飯。
六四之後，我跟戰友之間交往少了。
戰友聚會時總會有人感嘆生不逢時：我們復員趕上百萬大裁軍，姥姥不喜舅舅不愛哪裡都沒人要除了父母單位不得不收，都是最下層的小辦事員小嘍囉。六四一過復轉軍人大翻身，銀行工商稅務好單位可勁兒挑，沒多久一個個都成了中層幹部第三梯隊……
六四之後，我跟身邊人的交往少了。
六四之後，我跟原來的生活漸行漸遠。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之後的中國跟我沒有關係？
過了更久，2013 年的某一天，在廣州，結束了上午的分享，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們的工作午餐，盒飯。邊吃邊聊。
「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跟我有關。」
我這話緣自一個九〇後的問題，他還是個高中生，比我兒子小很多。
「我不確切知道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但確定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不管是死在廣場上的學生還是路上擋軍車的市民或者是圍觀群眾─那天死去的每一個人，都是替我死的。」
「有人替我而死。從那一天起，我就是一個有責任的人。不僅為死去的人負責、為他們的死負責，還要為我們共同的未來負責。終此一生我都無法擺脫與六四的關係，從知道真相的那一天起。」
不管是不是知道真相，六四已經與我的人生結下了無法擺脫的關係。至死無休。
不管有沒有人逼問，我都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面前，別人是不是放過我並不重要，最根本的是我能不能放過自己：「我受不了六四之後中國的變化、中國人的變化。我們不再相信明天會好，不期待不指望不追求明天會好，不再以為，這應該跟我有關係可以跟我有關係並付諸行動……」
那一天，小夥伴們被我突如其來的哭嚇到，眼淚就像自來水一樣傾倒在手中的盒飯裡。
「你專門收集了那麼多與六四有關的資料，到底想幹什麼？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無法證明亦無須證明。我只是希望明天會好、中國會好，即便明知未必如願亦不可不為。我所作所為僅圖自己心安。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24 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那一天，薛野在北京，19 歲，這個兩年前的貴州高考狀元是北大學生，在廣場上。
那一天，梁曉燕在北京，32 歲，北外老師。她不在廣場，是槍響後趕去的：「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她自己的學生都活著帶出來了，但目睹了別的學生的死亡，以及更多的死亡。
那一天的我們全然陌生，不知道彼此的人生將在十幾年後交匯，更不知道二十幾年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營會，我會成為媒婆、薛野是成員、梁曉燕則是過客……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 16 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2014 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在香港，周永康尚未出生。他 1990 年出生，與我兒子同齡。當高中歷史老師講到六四的時候放了一個讓教室裡灑滿淚水的短片：「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分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24 歲時他競選成為「學聯」祕書長。（必須插播一條名詞解釋：學聯全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旨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八十年代一直積極組織香港學生參訪大陸，是親中國親北京力量，六四後與中國政府決裂。）
那一天，在香港，黃之鋒尚未出生。他 1996 年出生，16 歲時發起成立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如果不這樣做，遠在香港的周永康和黃之鋒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無法在課堂上獲知歷史、獲知六四，以及更多歷史與真相。
那一天，香港人陳健民 30 歲，在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
在湖北，李英強，10 歲，小學生。
在北京，胡佳，16 歲，高中生。
在福建，曾金燕，6 歲……
那一天，我們在天南地北經歷各自的人生，不曾想過彼此會有交集。這些人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反覆出現─他們將成為我的罪名，我將成為他們的罪名。
那一天，在北京，田螺姑娘，剛剛出生。我不知有她，她不知有我，亦不曾在審訊中出現。我們無從預想，我將成為她的偶遇，她將成為我的偶遇─引發這一切的，還是六四─大三那年看完紀錄片《天安門》，她哭著質問父母「為什麼不告訴我六四那天發生了什麼？」她的父母與我同齡，素與獨生女兒交流良好，父親陡然色變命令她把片子交出來，他要銷毀這可怕的東西……
那一天，在香港，查良鏞，65 歲，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同由宣布退出的，還有鄺廣傑，聖公會大主教。
那一天，在香港，司徒華，58 歲，發起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從事與委員身分不符的活動」停止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職務。同時、同由被撤的，還有李柱銘。
我與這些人沒有交集，他們的名字也未曾在三個代表對我的審訊中出現。但我卻不能說跟他們沒有關係或者他們跟我沒有關係。查良鏞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筆名「金庸」而我是金迷。金庸還是著名報人，創辦了香港《明報》，陳健民是《明報》作者，而我是陳健民的讀者。司徒華已過世多年，但「支聯會」一直都在，「支聯會」的活動一直都在，包括每年一度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我雖未曾參加，但前文所引滕彪的演講，就是在那裡發表的，但我有很多朋友每年參加那個集會……
六四，跟我有關係嗎？跟我沒有關係嗎？
六四，跟我們有關係嗎？跟我們沒有關係嗎？
我家是從不談論六四的。就像我們也不談論恐懼。
一次老媽忽然問我：「六四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我隨口回答：「沒有確切數字，有名字的廣場母親有兩百多個。」父母都是老黨員。我媽不良於行也不會上網，除了看電視，她的生活幾乎與世隔絕。
那對話一閃就過去了，我和媽都不復提及。我們把它遺忘了，就像一個祕密。
我們容身其中的這個世界，有太多祕密。
就像我們的生命裡，承載了太多的恐懼。
六四，成為我們彼此隱祕的恐懼。
我們彼此，已經成為彼此的恐懼。
我們不著痕跡地用遺忘覆蓋恐懼，遺忘在生命之中非常隱密的地方，讓自己以為不存在。
完整記錄中共當局逮捕異議人士後的審問細節
荒謬絕倫！
正真實發生在這個專門製造國家之敵人的國家
本書作者寇延丁於 2014 年 10 月被北京警方逮捕，
四個月後她獲釋了，
但她沒有慶幸、沒有欣喜，
因為這個國家抓了她、又放了她，全都是沒有理由的。
置身如此魔幻寫實的國度中，
只要照實寫出當下的細節，便一如置身馬奎斯的小說之中。
這就是中國！而她跟它槓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