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上流傳超過百年、卻只有女人讀得懂的神祕文字──湖南江永「女書」

神祕「天書」只有女人懂

1982 年，中國湖南江永境內意外發現一種神祕的菱形文字，字體細長傾斜，看起來像甲骨文，又似埃及象形文。幾經考察，學者發現這本無人能懂的「天書」，竟然是專屬女性使用的文字，被稱為「女書」。

消息傳出，震驚各界！這些文字何時開始流傳？由誰發明？為什麼從來不曾被發覺，難道是婦女暗中傳訊的密碼？！

相傳，女書由宋朝一位妃子胡玉秀發明，因為久居深宮、寂寞孤苦，便寫下女書和親人悄悄傾訴心事，「嫁入朝中多苦楚，不如投石問長江」。

不過，就像倉頡造字只是傳說，「深宮怨文」的緣起也已無法考據，女書的起源至今仍是個謎。目前，只能從字形判斷它大抵脫胎自宋朝楷書，或許就出現在宋代以後。另外，從女書傳人年紀估算，至少 150－200 年前已在江永縣代代傳承。

數百年來，女書默默流傳在湖南江永縣瀟水一帶，農村女子彼此使用、傳承，男子無法識讀，因此從來不曾被載入男性為尊的「正統」知識體系。直到即將消亡的時刻，女書終於走入世人的目光。

漢字是男書，她們以女書訴可憐

好端端的，這群婦女為何要另闢蹊徑使用女書？答案很現實：男尊女卑。

過去，農村女性沒有機會受教育，不能讀書識字，她們稱漢字為「男書」，那是將女性屏除在外的知識權力。

女人認不得漢字，只能發展出女書，相互傾訴心事、記述生命，訴說自己的悲憐。

少女們寫在手帕、信函、摺扇，和閨密交換往來。當姊妹淘出嫁時，她們用女書作婚嫁賀禮，寫下祝福、叮嚀為婦之道，也抒發婚後天涯相隔再難聚首的傷感。更常見的，女書是婦女的生命寫照。以女書寫自傳，訴說自己或其他女人一生多舛的命運，怨嘆世間不公；以女書為祝禱，向神明祈願，請求上天垂憐。

這一段胡慈珠老太太寫下的女書，貼切道盡它的意義──訴可憐。當生活遭逢苦難不幸，比如失怙無依、日軍入侵逃難流離，或者聽到其他女子悲苦遭遇，寡婦受欺、少女被搶親，女書是婦女的傾訴方式，傾訴世間不公，為女人抱不平。

想學女書？我們唱歌給你聽

算一算，女書歷史已超過百年，但奇怪的是它為何如此神祕，只流傳在湖南江永一帶？

這就得談談它的「定義」──女書，不只是文字！

劉斐玟談起自己的田野經驗。當時她到湖南河淵村做田野考查，老太太們知道她想研究女書，便常常上門聊天，聊一聊就很熱情地說：「那我唱歌給你聽吧！」起初她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

原來，對當地婦女來說，女書是用來吟唱，女書其實是女書歌。

從學者觀點，女書的獨特在於女性 ＋ 書寫，形成珍貴的女性文字系統。但是對農村婦女而言，女書、女歌分不開，相濡以沫，女書既是文字，也是她們平時哼唱訴苦的歌謠。

許多老太太不一定會寫女書，但幾乎人人都能唱頌。心有悲苦，隨口就能編唱出一段女歌，五言或七言成句，句句押調，簡直比現代嘻哈歌手還有才華！

正因為女書是表音文字，得用當地的方言唱讀才能懂，所以多年只侷限在江永一帶流傳。而且，一點也不「祕密」。

「你問當地男人知不知道女書，他們會說：就是那些女人家的咿呀咿呀！」真相大白，所謂的「祕密文字」、「隱密傳訊」，完全是美麗的誤會。劉斐玟表示，女書既然用來唱，又怎麼會祕密隱匿？

它的祕密不在於婦女刻意避人耳目、不欲人知，而是男性不以為意，根本不想知。

陪嫁三朝書像「臉書回文」：為你寫詩，也為自己訴苦

古代文人懷才不遇、悲春傷秋時，就用詩詞歌賦抒發自己的小情緒。江永婦女更苦，父母早逝、所嫁非良人、公婆虐待、守寡又無子女相伴……生活實在太難了，心底的苦該如何寄託？

唱吧！做女紅時，你一句、我一句唱女書歌，彼此寬慰；遇上婚事喜慶，更要把握機會，把苦唱給其他女人聽。「三朝書」便是陪嫁祝賀的女書文本，由手帕交準備好送給新娘，在送嫁時公開展示、唱頌。

三朝書共有三張內頁，娓娓道出新娘的可憐身世，博取夫家憐惜。另外，也會訓誡新婦規矩，期勉女子以夫家為天，嫁去做個好媳婦。

但奇特的是，三朝書不只替新娘訴可憐。

送書的女子心裡若有萬般委屈，也趁此機會抒發。因此，便能看到某些三朝書前半以新娘為主角，後段話鋒一轉，送書者開始傾訴自身的坎坷悲苦。這種形式或許就像我們的「臉書」回文，你的淒苦勾起我的傷痛，留言區裡彼此取暖訴苦。

除了三朝書，江永還有哭嫁習俗。新娘出嫁要到親友家哭唱女歌，三天三夜，一家一家哭。新娘唱、親人陪，兩人同時哭唱，互憐女子受盡的委屈與壓迫、嫁婦後的茫茫前途。

和我們熟悉的「孝女白琴」職業出演不同，在江永，待嫁女子、陪唱婦人往往一開口便聲淚俱下，情難自已。女書傳人何豔新便說：「如果你懂（箇中心情），你會哭得比我更傷心。」

女書是女權鬥士，還是父權打手？

女書的獨樹一格，曾被懷疑是婦女私訊密碼，許多學者也寄託了女性主義的光環，將女書視為婦女結盟對抗父權的象徵。然而，一旦這種期待遇上三朝書中的婦戒規訓，便彷彿被硬生生打了一記耳光！也因此，過去很少有學者研究三朝書。

父權的鞏固打手？女性的革命抵抗？面對這迥異的兩種形象，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女書？

劉斐玟認為，不論是女權想像或父權批判，忽略了情境脈絡，皆可能落入片面、外加的詮釋。唯有實際進入田野，從婦女的生命情境、三朝書的具體展演來爬梳，才能懂得女書對江永女性的意義。

她們不是全然的抵抗或順從，而是在社會現實與磨難中掙扎、拉鋸、妥協，尋找生存之道。

女書體現的是那個時代、那些社會處境下的女性，面對社會與體制的掙扎求生，她們相互扶持、緩步前行。當我們將文本與生命故事相互對照，也許就能約略理解，那些看似矛盾、雙重的訊息，或許正是這群底層婦女真正的聲音。

重現農村婦女的史觀

「不只是女人，而且是農村女人的聲音，這是女書重要的意義。」劉斐玟強調。

中國歷史向來是男性為史，女書讓我們聽見農村婦女的聲音，照見不同文化、階級的差異史觀。

劉斐玟提到，在女書流傳的故事中，女子改嫁很尋常，二嫁三嫁也不罕見。這顯示農村婦女不以為恥，否則不會編寫傳唱。但在官版「地方志」裡，幾乎看不到婦女改嫁的紀錄，強調的是地方婦人的貞潔與氣節。

「官方大歷史」vs.「農婦小歷史」，天差地遠。

中國傳統儒家的信念教條是「一女不事二夫」，但在農村，底層庶民的首要任務是存活並養育子女。寡婦若沒有兒子，對夫家便無用；有些勢利的夫家，甚至因此「嫁寡婦」，只為了收取聘金。

過去，中國文化是由男性書寫的陽性觀點，即使是明清的女詩詞人，也身處在主流的文化階級，底層的陰性觀點鮮少現身。女書吟唱的故事與生命，恰恰是長久以來被忽視的農村、婦女史觀。

當正史典籍裡這群農村女性的身影，模糊朦朧，一篇篇的女書緩緩添了輪廓和氣息，終於讓那些斑駁的形影逐漸清晰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