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49 年成立後，北京與華府便成為死對頭，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經過 20 年的互相猜疑與誤解後，只有某種特殊的東西才能讓雙方得到清楚的信號，知道能朝向更好的關係邁進。而日後證明，這個東西就是乒乓球。
在 1960 年代末，新當選的總統尼克森得到他需要中國幫助的結論。他需要讓美國從越南脫困，希望能打出中國這張牌對付蘇聯。最重要的是，他想成為與中國破冰的那個人，以世界級的政治家身分留名青史。
毛澤東也同樣理解到，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可能會在戰略上有所斬獲。他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動搖了自己建立的所有政治體制，這個國家的經濟正在崩潰，並且因為自己造成的外交孤立，承受極大的苦果。更重要的是，196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已經極為惡劣，軍事衝突在雙方的共同國界一觸即發。
所謂 1968 年布里茲涅夫主義主張，蘇聯有權在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挑戰蘇聯的權威時，動用武力制裁；而毛澤東現在擔心，這項主義會被用來對付中國。蘇聯甚至問過，如果他們攻擊中國的核能設施，美國會做何反應。北京當局無法承受同時與兩個超級強權為敵。
毛澤東和尼克森現在的想法一致，認為改善中美關係會帶來數個好處：首先，面對蘇聯的威脅，有一張「美國牌」可以打；再者，如果尼克森真的想與北京有更友善的關係，也許會讓臺灣回歸中國，使毛澤東的歷史定位得以穩固。
在這樣的背景中，1971 年的第 31 屆世界桌球錦標賽於日本名古屋揭幕，比賽期間是 3 月 28 日到 4 月 7 日。毛澤東親自下令：「我隊應去」，但他也同意選手不應該主動向美國人打招呼或交談的指示。中國隊可以和他們握手，但不能交換隊旗。有了高層指示，加上日本主辦單位特別安排分開的巴士和住宿地點，如果美國人沒有採取主動，兩國幾乎沒有機會交談。
雖然美國隊領隊哈里森事後表示，不論是他本人或美國桌球協會主席斯廷霍文，都不曾刻意要中方提出邀請，但他確實告訴密西根大學口述歷史計畫的一名訪問者，儘管他不記得中國人有接觸美國人，「我們偶爾會接觸他們」。他也承認，在第一次會面的最後，中國人在臺灣問題上指責美國人，他則稱讚中國翻譯的英文很好。當被問到美國選手是否表示自己樂意前往中國時，哈里森告訴訪問者：
是也不是。如果有人──我不知道是誰，但如果有人，像是科恩走向宋中，或是翻譯，或任何人，跟他說：「我們想去中國，弄份邀請函吧。」這也不算是美國隊刻意要中方提出邀請。是美國隊裡有一個人有意要中方提出邀請。如果斯廷霍文和我去找中國人，說：「不知道我們的隊伍在返國途中，有沒有機會訪問中國……」那就是我們的團隊刻意想要中方提出邀請了。但這種事並沒有發生。我們沒有主動要求邀請。我不確定是誰，但我想有人說了他想去中國這種話。
在另外一次的訪問裡，斯廷霍文表示：「就事論事而言，我們必定曾說過：啊，我們想去。我確定有人這麼說。」知道加拿大與哥倫比亞等其他隊伍都受邀時，斯廷霍文說：「我們當然很嫉妒啊。」斯廷霍文也提到，當中國人在會議上以臺灣在桌球協會的會籍問題攻擊美國時，他和其他美國人並沒有回應。在休息時間，他恰好站在宋中與他的翻譯旁邊。
我想，這時候滿適合說點話。所以我接近他們，然後說，我在參加這些巡迴賽的時候，我〔會帶〕……五十分美元的硬幣，如果他們願意，我很樂意給他們一人一枚當作美國的紀念品；如果他們不能接受，我就不會給他們，以免冒犯他們。然後他們說好，他們可以接受這樣的紀念品。所以我在和他們的任何會議之前，唯一的接觸就是在那一天的友善舉動。
他也表示，相對於其他優秀隊伍，美國選手特別注意中國人：「如果你要看最厲害的人，你就要去那裡學習。」
當美國選手科恩在 4 月 4 日跳上中國隊的巴士時，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這個似乎是自發性的美中接觸。中國選手不敢和科恩交談，唯一例外的是莊則棟。他給了科恩一個小禮物，象徵雙方的友誼。莊則棟之後解釋那是怎麼回事。
當中國隊毫不理會這個年輕的嬉皮時，莊則棟想到在 1970 年，毛澤東曾經告訴他認識很久的美國記者斯諾，他期望中美人民可以是朋友。於是莊則棟站起來，透過翻譯告訴科恩，儘管美國政府對中國有敵意，但中美人民還是朋友。為了表現這段友誼，莊則棟給了他一個小禮物。科恩欣喜若狂，儘管那只是個象徵，但送禮給他的莊則棟是世界冠軍。隔天，科恩送給莊則棟一件 T 恤作為回禮，表示他希望有天能造訪中國。
尼克森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在回憶錄中指出，莊則棟的舉止，必定已於事前獲得上級授意，因為「如果中國人到名古屋之前沒有獲得要他們和美國人做朋友的指示，他們是不可能同意的。中國人最厲害的才能之一，就是把精心的設計表現得如同自然發生」。但事實上，莊則棟與科恩之間的互動是意外，毛澤東本人也是從西方媒體得知這個消息。
莊則棟與科恩。圖片來源：《友誼之花遍地開：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並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攝影集》（香港：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七一）
一份日期為 4 月 3 日的中國桌球代表團機密報告，通知周恩來美國隊的成員很友善──隊長和其他隊員和中國隊互動了 6 次──但是，報告也指出：「美左派和有影響的人物均尚未訪華，由乒乓球隊打頭陣」，可能「政治上不很有利」。周恩來同意，但補充表示：雖然中國此次不會邀請美國人前來，但「可留下他們的通信地址，但對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觸中應表明，我們中國人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活動」。周恩來將這份報告轉呈給毛澤東。
再一次地，毛澤東比周恩來更為積極：他下令邀請美國桌球隊前來中國。總共 15 名成員的美國隊，在 1971 年 4 月 10 日抵達中國，這是自 1949 年之後，首次有美國團體獲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前往北京、上海與杭州，並於 4 月 17 日離開之前，舉辦了兩場友誼賽。雖然是毛澤東做的決定，但周恩來個人深入參與了這場訪問的所有細節，甚至連美國人應該看到哪一種娛樂活動，也是由他所決定。美國隊訪問期間的重點活動，就是在 4 月 14 日與周恩來的會面。
根據季辛吉的形容，這項榮耀是「多少外國駐京大使都翹首以盼其身影而不得見啊」。在這場經過仔細安排的會面中，周恩來引述孔子的話，告訴這些美國人：「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也告訴他們：中美人民在過去都很友好，但這樣的友善關係在 1949 年之後告終。現在，「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周恩來甚至詳細回答長髮的科恩提出的問題，解釋他對美國嬉皮文化的了解（科恩的母親為了表達感謝，事後還送了玫瑰與電報給周恩來）。
美國隊一踏上中國，全世界都在關注此事，《時代》雜誌的封面則是美國隊登上長城的照片。年輕的科恩在這趟旅途過後興奮萬分，以至於可能有些太自信地宣稱：「我想我能輕易為周恩來和尼克森擔任調解人。」周恩來本人指出，小小的乒乓球可能會動搖大大的那個球：全球政治。
確實，白宮已經接到毛澤東提出邀請的消息，季辛吉事後描述這是「驚人的意外之舉」。不過，尼克森和季辛吉依舊立刻完美地抓到了這個訊息的精髓。如同季辛吉所寫道：「就很多方面來說，在乒乓外交之後的幾週，是整個迂迴過程中最讓人狂亂的時候。只有總統和我完全了解周恩來這項舉動背後的含意，因為只有我們清楚北京與華府之間的所有通訊。」在中國人提出邀請後，季辛吉評論：「一如所有中方的行動，此舉背後有太多層次的意義，粉飾太平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邀請美國年輕人，象徵中國意欲改善兩國關係的承諾，但「更深一層來說，這項舉動遠比透過任何管道的外交溝通都更強烈地再次確認，接下來必定會受邀的密使，將會踏上友善的土地」。
從中國的觀點來看，桌球選手「不可能代表特定的政治傾向」這項事實，也為這次的謀略增加了吸引力。季辛吉認為：這項舉動傳達的是「對我們微妙的警告：如果中方的主動態度遭到拒絕，北京當局可能會採取人民之間的接觸，發動民眾運動，就像越南河內當局的做法」。
尼克森很幸運，中國的舉動正好完美符合他的需求。尼克森非常興奮，因為透過乒乓外交，「中國給了我們與蘇俄斡旋的空間，現在我們不再腹背受敵」。美國當局在寮國與其他地方的行動被視為失敗，「然而現在出現了中方的行動，桌球隊和其他更重大的事件，使其他事件都相形失色」。後續事件可能具有「強烈的重要性」。季辛吉甚至預測：「如果我們讓這件事成功，今年就能結束越南的事了。」
為了延續這樣的情勢，尼克森要求美國桌球隊離開中國後立刻前往白宮。早在美國隊抵達中國的 4 月 12 日，總統的特別顧問史卡利就寫了一份很長的備忘錄，建議尼克森「把握」這次的訪問。但是，季辛吉相信，「除非我們有更多進展」，否則尼克森不應該「過度看重中國這件事」。尼克森非常迫切地想儘快採取行動，要求季辛吉等人研擬可行的外交方案，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
4 月 14 日，尼克森已經宣布對華政策的多項重大改變：終止對中國 21 年的貿易禁運，美國現在也準備好迅速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客的簽證處理。貨幣控管也將放鬆，允許北京方面使用美元；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石油公司的石油運輸限制將終止；其他貿易限制也都會撤銷。兩天後，尼克森在 4 月 16 日告訴美國報紙編輯協會，他很樂意訪問中國。
乒乓破冰之後，兩國旋即密切往來。季辛吉在 7 月 9 日密訪北京，在與周恩來的首次會面中，周恩來提醒季辛吉：「最近我們邀請了美國乒乓球代表隊前來中國……他們可見證中國人民歡迎美國人民來訪。」
當尼克森終於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抵達北京時，毛澤東解釋了為什麼他會主動採取乒乓策略：「我國在處理問題時，擺脫不了官僚機制。例如，貴國希望雙方能在私人層次上交流，或是互開貿易大門，但這些提議全被我們官員擱在一旁，堅持舊立場：在未解決重大問題之前，根本沒有次要問題出場的份。我本身也曾這麼堅持過，後來我認為你是對的，接著我們開始打乒乓球。」
毛澤東心裡的「重大問題」就是臺灣。北京當局很快有所斬獲：1971 年 10 月，在尼克森不情願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灣在聯合國的位置。季辛吉對北京當局在臺灣問題方面做出大量讓步後，在 1971 年 8 月 12 日一場非正式的簡報中表示：「為了與我們建立這樣的關係，他們放棄了很多重大的東西。他們放棄了他們的革命童貞。除非我們摧毀一座中國城市，否則他們不會取消〔尼克森的〕訪問。他們從此失去了革命的純淨原則。這就像是一個女人，不願意為了十美元和你上床，但一百萬美元她就願意。我們還沒有為中國的開放態度付出任何代價，我想我們未來也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
面對此一議題，季辛吉試圖表現出振振有詞的態度，但美國放棄的其實遠多於它願意承認的。除了在臺灣議題上重大讓步，美國還把國際正統性與可信度拱手交給北京。《芝加哥日報》評論：乒乓外交「不應該代表急忙爬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者的床」。
周恩來在 1972 年初通知美方：「禮尚往來，我們想在明年春天，櫻花盛開的時候訪問美國。」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所有人都同意：中國人前來美國訪問，比美國隊到中國訪問更加重要，但美國桌球協會沒有經費支持此活動。
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個私立非營利教育組織，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站出來，願意提供經費並協助安排中方的訪問。這個委員會成立於 1966 年，號稱成員包括許多具有影響力的學界、商業領袖，以及前任政府官員。這些人包括漢學家費正清、前助理國務卿彭迪、國務次卿鮑爾等近兩百位亞洲問題的學者與專家。從成立開始，這個委員會就透過對國會的簡報與在全國各地的演講，為重新檢視美國的中國政策不動聲色地打下基礎。
1972 年 4 月 12 日，尼克森派遣私人代表史卡利前往底特律，歡迎中國隊前來美國。他說：「當周恩來總理提議你們將於櫻花盛開時前來我國，他可能沒有料到密西根州的春天有多晚到。」尼克森對中方來訪非常興奮，甚至考慮在白宮的網球場舉辦一場桌球表演賽，邀請內閣成員與眷屬前來觀賞。
但是，尼克森在 4 月 17 日恢復轟炸河內與海防的決定，破壞了這個計畫。拜訪白宮的計畫墨水都還沒乾，記者就知道所有內容已經必須重寫了。史卡利告訴季辛吉：「中國人在白宮打乒乓球的同時，北越正在遭受攻擊，這些照片與故事可能迫使中國必須解釋為什麼他們會在總統下令轟炸北越時，居然選擇與他靠攏。」
史卡利的保留態度後來證明是正確的。在 4 月 18 日一大早（美國東部標準時間 4 月 17 日傍晚），周恩來與外交部的核心成員進行緊急會議，決定桌球隊應該口頭告知美方，他們會拒絕與尼克森在白宮會面。
但是，當周恩來通知毛澤東此一決定時，他的反應是，這次的訪問應該是人民對人民的接觸，他也提醒周恩來，中國領導人曾在美國隊前來時接見他們。拒絕和尼克森會面，可能會讓人留下無禮的印象。因此，毛澤東指示：儘管美軍轟炸北越，與尼克森的會面以及送美國熊貓的計畫都應該繼續。周恩來立刻修改他對桌球隊的指示。
中國桌球隊員教導美國人如何打球。圖片來源：《友誼之花遍地開：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並對日本進行友好訪問攝影集》（香港：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七一）
於是，幾乎不值一文的桌球，提供了無價的服務。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71 年 10 月，於聯合國取代了臺灣，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時，北京當局獲得了實質的回報。這個小小的白球也讓北京獲得重要的理由，終於重返奧運的大家庭。在尼克森 1972 年訪問北京後，很多國際奧委會的成員都支持北京成為奧運家族的成員，開始對臺北當局的會員資格設下種種條件，最終使北京在 1979 年回歸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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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世界兩大強權，中國和美國已無法忽視彼此的存在，長期以來用衝突視角去理解的方式已然過時。
本書挑戰傳統的「美國中心論」視角，批評新起的「中國中心論」觀點，用六個文化交流故事、以人民交往的視角，重新理解 200 年中美關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