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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哲學教授、也是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薩巴特（Fernando Savater），三十年前寫了一本書，叫「給阿瑪多的政治學（ Politica Para Amador ）」（中譯本《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於 2015 年出版 ）。在這本書裡，薩巴特用對話的方式，和幻想中的小兒子讀者「阿瑪多」解釋，為什麼我們要關心政治、要勇於認識政治，而又為什麼「政治參與」對當代人如此重要。
根據本書譯者魏然，給阿瑪多的話裡最常出現的字之一，是「悖論」。
是的，政治充滿矛盾，民主社會裡，充滿看似顛倒的悖論。
例如，生活在一個充滿選擇的民主社會，看似是一件好事，但有的時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複雜的事。薩巴特直接而誠懇地告訴阿瑪多，今日的民主社會並未比過去的專制政府解決更多問題，也恐怕並沒有凝聚更團結的社會、打造出更健全的制度，或者給人民更有錢的生活。相反的，在眾聲喧嘩、眾生平等的前提之中，「民主唯一能保證的事情是，將會有很多的衝突。」
又例如，鄂蘭認為，一個人只有在民主政治裡才是真正「自由」的，既不統治，也不生活在統治之下。這句話並沒有錯，但薩巴特進一步睿智地指出，「自由」其實會令人恐慌，恐慌到想逃。
因為，作為一個獨立自由的人，就意味著將面臨各式各樣的犯錯的可能、失誤的可能、被誘惑的可能，而我們必須承擔起過失的全部責任。
因為，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沒有人生來就是神一般的統治者，沒有人生來就享有比別人多的權利，也沒有人可以將自己的成功或失敗，完全歸責給國家。這個國家的每次進步，每場災難，上面都寫著你的名字，無論有多渺小。
自由確實會令人恐慌，現代社會中的自由個人，就像獨立漂浮在一片無際無邊的汪洋裡，沒有任何其它依靠，所有方向和價值都必須由自己判斷決定。沒有神、沒有領導、沒有既定俗成。
「（阿瑪多，）你不要以為永遠是執政者想要取締自由或者盡可能消減自由──在很多情況下，是公民們對自由感到厭倦或恐懼，於是主動呼籲當權者進行鎮壓。」
薩巴特說，民主的敵人經常不在外頭，而在於內部人民害怕他們擁有的「過多」自由，也害怕別人擁有的自由，所以，他們情願當一個被約束的信徒，一個受指導的狂熱者，一個依附家長的巨嬰。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放心把自己的選擇權交給別人。政府的禁令與限制越多，自由越少，他們反而越安心越滿足。
「每當民眾要求國家『為了我們好』而限制自由時，國家決計不會放過這個天賜良機。」
此所以，民主政治最大的悖論就在於，自由的公民可以利用這個社會所賦予他們的自由，來終結自己（和其他人）的自由。別忘了，有些極權領導者，如希特勒，就是通過選舉程序上台的。
國家的最終目標不是統治眾人，不是讓他們感到恐懼而保持沈默，或是屈從別人的權力，正相反，它的目標是把每個人從恐懼中解放出來，在最大限度上安全地生活。—史賓諾沙
薩巴特的祖國西班牙，在 1936 -1939 年間陷入嚴酷的內戰。以「反右派極權」為精神的共和軍和人民陣線，吸引了數以萬計來自歐美各地的理想青年（如文豪海明威），拋棄舒適的家園，加入遙遠的國度為自由、民主的抗爭行列。
在抗爭期間，曾有人問共和派領袖、西班牙第二共和總統阿薩尼亞（Manuel Azaña），真的相信自由可以讓人民更加幸福快樂嗎？
總統回答，「老實說，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能肯定，自由可以讓人們活得更像一個人。」
專題上線前幾個晚上，香港學子在校園遍地的煙霧和烈火中，揮舞著自由的黑色旗幟，年輕的手寫好了遺書，放在溫熱的口袋裡。三十年前哲學家那一番給小朋友的叮嚀，以及明年臺灣即將要「拚」的民主選舉，在這個時候看來，格外地抽鞭腦神經。民主選舉難道是當今抵抗極權的，所僅存少數、被動而脆弱的武器？
臺灣解嚴後拚了三十多年的選舉，作為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我們貌似還在摸索學習。有時我們的競選像場舞台大秀，有時政治讓人覺得宛如荒謬派戲劇，但這個自由的國家在過去一場一場選舉中，展現了每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文化特性，在民主的路上慢慢前進。而自由的臺灣人，將在未來的選舉中，作一個獨立而勇敢的公民，帶著國家繼續拚下去。
（本文作者為故事StoryStudio 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