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湘不成軍」等語，流傳久矣。
研究近代中國史者，鮮有不留意「湖南」作為地理／政治單位之人。清季太平天國變起，曾國藩、左宗棠率湘軍轉戰各地，有中興再造清廷勳功；三湘子弟因此遍佈帝國，包括吾土臺灣。革命風潮繼起，湖南人士如黃興、宋教仁輩，更是革命陣營的中堅。民國肇建後，湖南依舊是全國知識界的焦點──儘管這部份有些不幸的色彩。
由於政局動盪，南北軍閥混戰，常使湖南陷於戰禍。蓋湖南位處衝要，北軍常欲得湘以控西南，西南亦欲得湘以制北軍，故戰火彼落此起，而有志之士愈加奮發。民初「聯省自治」運動重心在湖南，國民革命北伐戰爭的導火線在湖南（唐生智與趙恆錫之爭），共產革命在農村的燎原之火也起於湖南[1]。這都不是偶然。
意識到湖南的重要性是一回事，而要將湖南當作獨立單位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晚近史學研究重視「地方」，並不拘於傳統史學的「中央」視野。也因此，相當數量以湖南為分析對象的歷史論著，在近十數年紛紛問世，例如吾友羅皓星先生的「湖南新政（1895-1898）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研究。
但即使如此，近代中國史書寫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係以中國國族主義為核心；多數論者一般傾向於視湖南為中國研究的案例，而非特例，更鮮少用「認同」的角度來單獨看待湖南。美國學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則是迴異中國國族主義主流觀點的作品，抑且在西方學界，也不能算是典範性的操作方式（儘管將來會越來越常見）。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
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學者之手的有關湖南的書，卻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當成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書。已有人寫出把湖南當作近代中國縮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抓到整個中國的趨勢，這是較容易辦到的研究路徑。但就本書的目標來說，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湖南就是湖南。
這種以湖南作「整體」的分析取徑，是否恰當，當然是讀者可以討論的。
《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半部分析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1619-1692，亦為湘人）的著述，在晚清如何重新被發掘、運用、以及復興。特別是，晚清湖南知識分子透過重新解讀王夫之著作，經過數代的歲月，進一步將王夫之轉變為令人仰慕的現代湖南精神象徵。當然，王夫之作為湖南的精神象徵，不是抽象且不變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處於動態變化的，必須擺在人的時空情境（human context）裡去瞭解。
例如，王夫之著作裡的「夷夏之防」敘述，在道光年間刊行的《船山遺書》中被刻意隱去，但並非毫無留存蛛絲馬跡；其後曾國藩、曾國荃等清代「中興名臣」著手重刊，心態上似乎是耐人尋味。終於，二十世紀後眾多青年湖南士子，對王夫之學術作出迴異鄉賢前輩的解讀，視之為激進排滿觀點的靈感泉源。
在裴士鋒看來，欲適切理解湖南知識分子的激進化過程，必須用獨立的眼光，不能單純視之為中國國族主義的切片。傳統的中國近代史認識認為，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自然而然轉化為對中國大一統的想望，於是順理成章地，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懷抱著中國一統的夢想。
然而，裴士鋒強調，前揭說法乃是一種歷史學家的刻意構造，用意在試圖以近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國（empire）版圖；事實上，在大清帝國趨於崩解之際，許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當成首要效忠對象，甚至提出「湖南人應該讓中國步羅馬帝國之後塵消失於歷史舞臺，湖南本身則要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的一類說法。不過，裴書於尾聲處仍不得不指出，以「湖南」為認同單位的政治運動，隨著 1920 年代初期聯省自治運動失敗、地方軍人藉自治之名行割據之實，難逃無疾而終的厄運。在這之後，湖南人依舊扮演政治上的重要角色（書中所舉之例是毛澤東），但情勢已大有不同。
無庸置疑地，個別史料的解讀、詮釋姑置不論，斐書的「分離主義」觀點帶有相當爭議性。汪榮祖教授曾批判該書，立論似應著眼於此。不過，筆者認為，傳統基於大中國國族主義的歷史敘事，確實存在很多可商榷之處。至少，湖南的鄰省廣東，亦有相對應的分離主義現象。
1911 年辛亥革命起，廣東由革命派的胡漢民出任都督，宣告獨立。一般看來，這個獨立舉動並不具備文化認同的意涵，更沒有脫離「中國」之意。但其實，當時由前清宿將劉永福（也是過去教科書上的中華國族英雄之一）出任的廣東民團總長，曾發布安民通告，略稱：「夫吾粵，東接閩，西連桂，北枕五嶺，南濱大洋，風俗言語嗜好與中原異，固天然獨立國也。秦之趙陀，隋之馮盎、鄧文進、元之何真，接乘變亂時代，崛起一方，安輯人民，鞏衛疆圉。今兵力雄厚，獨立之局告成矣」，又語及「廣東省，廣東人之廣東，斯言聞之熟矣。」[2]。類似分離主義言論，在當時似乎並不稀見，卻鮮少於今天的主流中國歷史敘事出現。從某個角度說，將來若陸續有其它「□□人與現代中國」的書著問世，並不會令人詫異吧。
或許有人認為，正如前揭廣東獨立文告提到的「乘變亂時代，崛起一方」等語；每逢中國朝代鼎革、天下撥亂之際，出現獨立性的「地方」政權或意識，並非怪事，而且不會危及中國大一統的思想。另一方面，晚近中國知識份子亦不乏深刻反思「統一」／「分裂」者，例如葛劍雄認為分裂時代的「地方政權」往往帶來活潑的思想、更平衡的區域發展[3]。就此而言，閻錫山治下的山西、陳濟棠治下的廣東等地區，也會是很好的例子。
可是，多數分析「地方」政權或意識的書著，有意無意間常忽視粵人自稱「風俗言語嗜好與中原異」、湘人追求「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的一類看法，後者被認為是隱約帶有解構中華國族想像共同體的意味，不再是單純的「地方觀念」。斐書的精采之處，正是用連慣性的鋪陳，強烈對比湘人「省」與「國」的認同差異，並以新穎方式說明地方根源與民族意識的聯繫，有力地質疑「聲稱中國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乃勢所必然」的國族主義敘述。
不過，筆者不贊同以斐士鋒的觀點來作為解構中國國族主義的工具。事實上，全書最大的主要弱點就是在於，雖有力地挑戰傳統國族主義的敘事模式，卻無法令人信服地說明：作為政治認同單位的湖南，何以最終仍被「大中國」的認同所吸納。
特別是，全書的核心論證止於 1920 年代初期，並未觸及 1920 年代後諸多影響當代中國認同形塑的諸多重要事件，例如起於鄰省廣東的國民革命怒潮，以及中日戰爭的爆發。簡單說，這是一幅還缺很多拼圖圖塊的圖畫。其次，如果說「中國」是一種國族認同的想像，那麼作為認同單位的「湖南」未嘗不也如此。實際存在的認同單位可能更小，例如湘南、湘西。
抑或者，單位是介於省與國之間，例如「南」與「北」。當時，北洋軍隊駐防各省，權柄操之於督軍，兵士則盡為北方壯丁。南人（自然包括湖南）視之，謂其「等於滿州駐防」，民怨已積十餘年之久。及遇南北戰興，一般鄉民輒助「語音近似，而紀律較佳之南軍」。前揭南人「厭惡北軍之心理」，實有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進展甚大，但在黨派宣傳之下，被簡化為「民眾簞食壺漿迎革命軍」云云的革命神話，此為後話。不論認同單位是「中國」、「南方」、「湖南」或更小的地方區域，都還有待更多的考察。
總此而言，「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治單位，在其疆界之內，確實存在地區性的飲食、方言和習俗的差異，這點應該是學界內外的共識。爭議是在於，一旦「政治上的地方主義」逐步發展，是否就會威脅到國家的凝聚力？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對廣西軍閥的研究便認為「桂系同時既是地方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兩個因素有衝突、互動，但最後是結合。這是一種解釋框架。
裴士鋒在《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中提出的是另一種解釋框架，試圖發掘被埋沒在「大中國」敘述中的湖南認同。其實，細究起來，如果意識到歷史學研究往往是對現狀的回顧，後一種取徑的採用，並不能取代前一種取徑的地位。不過，注意到湖南知識份子曾經洋溢湖南認同的一段歲月，已經足以提醒世人很多事物不是「勢所必然」。無論如何，值得研究者繼續探討、省察。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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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湘人毛澤東 1927 年的著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2]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台北：正中書局，1969 增訂台三版，頁 290-292。
[3] 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