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1889 年的一件越界執法案，竟差點釀成第三次英清戰爭？

「越界執法」是香港這幾年來最常被討論的政治問題之一，一提到「越界執法」，很多人隨即會想起高鐵、港珠澳大橋的出入境檢查問題，甚至是銅鑼灣書店職員失蹤案等。

熟悉香港歷史的讀者，或許還會回憶起 1901 年清朝革命家楊衢雲在香港被特務暗殺等事件。其實，自香港開港後，清朝的司法機構在香港的執法活動並不少，1844 年就有新安縣的書吏在香港販賣牌照而被逮捕。而今天要談的是，1889 年的香港深水埗越界執法案。

1889 年，當時新界尚未租借，港中邊境從當時已是海邊的深水埗，橫跨九龍半島延伸到九龍城附近。當時在邊界上的村落，像是深水埗等，都會設置關閘（barrier gate），每天清晨六時開放，等到日落關閉。

同年的 7 月 9 日，油麻地警署接獲兩名深水埗村民吳阿聰（音譯，以下除張之洞外所有中文人名亦同）和吳阿錢報案，直指吳林仔（吳崖）及曾樹（曾祿）兩位村民，在深水埗村屋中被清朝士兵押走。

然而，等到 7 月中旬後，港督德輔爵士（Sir William Des Vœux）才收到警察總長的報告，整體行動甚至延遲至 25 日。香港政府的報告和紀錄裡，顯然沒有提及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場逮捕案拖延了兩個多星期。

英國駐廣州領事阿查立（Chaloner Alabaster）在 27 日要求兩廣總督張之洞對此案給出合理的解釋，而張之洞則將矛頭轉向九龍城指揮官。8 月 5 日，張之洞回覆阿查立，表示自己對此事感到震驚，因為早已嚴令屬下人員不准跨越九龍邊界，並引述林姓軍官的調查，指出此兩人並非良民，而是惡名昭彰的大賊，兩人亦是在清朝境內被捕，而非深水埗。林氏更強調，邊界關閘有英人駐守，不會容許清兵進入。

8 月 10 日，警察隊長哥頓（Alexander Gordon）分別向七名村民錄取口供，他們皆指出這兩人是在香港範圍內被逮捕，但內容卻彼此矛盾：一些人說清兵進入深水埗村第 21 號屋把人帶走，一些卻說是清兵自華界追逐兩人至港方界內。不過，哥頓帶回的口供不是正式宣誓的證詞，所以政府不予採納。

布政司（即後來的政務司）曾提議讓其中一個巡理府（即今之裁判法院）負責調查，但律政司反對，更不客氣地說「…nor do I know under what authority he can do so.」。

在布政和律政司爭執不休之際，一名叫吳同的村民在 15 日寫了一封信給政府，內容提及他在東莞的舅舅收到風聲，吳林仔和曾樹兩人已被屈打成招，並將在 18 或 19 日處斬，吳同請求香港政府盡速展開救援，又說兩人皆是良民，從無過犯，實為官府誣陷。

由於三年前亦曾有過香港居民李阿芳被清兵關押後，在九龍城寨被處決的案例，故而這封信使港政府大為緊張，港督馬上透過廣東領事去警告張之洞，若兩人在越界執法問題釐清前就被處決，將會引起國際社會的憤怒。

張之洞再次表示震驚，隨即下令將兩人移送廣州，以免前線軍官擅自行刑，港督同時命令警察隊長哥頓和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米曹演利組成調查委員會徹查此案。

張之洞再次表示震驚，隨即下令將兩人移送廣州，以免前線軍官擅自行刑，港督同時命令警察隊長哥頓和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米曹演利組成調查委員會徹查此案。

接獲命令的兩人翌日就前往深水埗調查，這次同樣取得七名村民的口供與更多細節。雖然七名村民的口供亦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調查報告中說道：有人看見吳曾兩人走進屋中，有人說看不到；有人說清兵沒有攜帶武器，有人卻清楚說出清兵帶著三叉戟、劍和手槍；有人說街上應有很多目擊者，有人又說當時街上沒幾個人；有人看到吳林仔右肩被斬傷，有人卻說是左邊；眾人提及兩人被押送時相距多遠，甚至是到底有多少人被捕，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一致。

但是無論如何，調查委員會在 8 月 19 日提交了徹查結果：7 月 9 日當天，四名身穿素色衣服的人員進入深水埗村第 21 號屋抓住吳林仔，在過程中斬傷他；之後約有 20 名穿著制服的清朝士兵也前來逮捕曾樹，並把兩人押回華界內。除了清兵自華界追逐兩人到英界一說被委員會否決外，委員會也查清當天在關閘根本沒有英方人員駐守，所以清朝方面的說辭也不成立。

總而言之，整起事件最重要的一點：「the arrest was made in British territory」是毫無疑問的，香港政府就憑這點，21 日再向張之洞要人，更威脅若不把吳曾兩人交回，此舉則與向英國開戰無異。

有趣的是，港督在信中強調，只要張之洞將兩人放回，英方絕不再額外要求巨額賠償；港督亦說，若兩人真的有罪，並有足夠證據證明之，兩廣總督便可循正常管道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

同時，港督寫信給英國在北京的全權公使華爾身爵士（Sir John Welsham），雖然這封信已遺失，但大概可以得知內容是請公使向清朝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施壓。終於在 8 月 26 日，張之洞透過廣州大使表示會放人，為免刺激清政府，香港方面不能派出砲艇到廣州接人，於是由羅拔臣警長（Sgt. Robertson）率領九名殖民地警察，在 28 日將吳林仔和曾樹兩人接回香港。

根據香港政府留存的檔案，並沒有提及吳林仔和曾樹兩人最終是否有被引渡和定罪，案中其他關鍵人物也很快就調離本來的崗位，港督德輔在事件沒多久後便休假回英國，布政司史釗域（Frederick Stewart）一個月後急病去世，連張之洞亦在當月調任湖廣總督，要知道案件的後續，恐怕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在該批檔案的首頁有一份備忘，記錄著香港政府對此案的態度與看法，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港督是刻意用強硬的態度向兩廣總督，甚至是北京政府施壓，正是因為 1886 年越界執法案的前科，廣州政府明知該村民已被處決，卻仍對香港政府暗示會放人。

第二，香港政府曾認為若廣州方沒有放人甚至是處決吳曾兩人，則事態很可能會發展成戰爭，而港督也確實在 8 月 20 日考慮派海軍炮艇至廣州。

第三，香港政府覺得若放任廣州方面處決吳曾兩人，會帶來嚴重後果，包括使英國顏面無存，以及失去在香港華人的信任。

如此看來，若非張之洞妥協放人，香港和中國的歷史可能便會因此而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引發第三次英清戰爭。

這次深水埗越界執法案，顯然不是最後一次中國政府人員在香港直接執行任務，包括 1895 年清朝海關船隻非法進入香港水域；1899 年的六日戰爭，清朝官方曾被懷疑參與其中、1901 年楊衢雲被清朝特務刺殺；1955 年中華民國特務在香港機場上，在原定要接載周恩來的客機上安裝炸彈，客機在印尼上空爆炸，16 人因此遇害；1967 年中共民兵在沙頭角活動被香港警察發現，爆發槍戰，五位警察殉職；1970 年又有中共擄走五名元朗流浮山漁民，以「反革命」罪名殺害其中三人。

過去的歷史反覆地證明，香港一直活在「中國因素」之下，至於香港的未來應如何自處？或許這些歷史能帶我們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