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臺灣人的香港特首選舉指南：難民篇

剛剛落幕的香港特首選舉中，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 777 票高票當選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但事實上，林鄭月娥在選前卻不是民望最高的後選人（民調參考），這場選舉也被香港泛民主派人批為「小圈子選舉」，因為能參與特首選舉投票的只有 1200 名選舉委員會，且這些選舉委員多為商界和立場親中的建制派，無法反應香港全體 718 萬人的民意，特別是一些弱勢團體的聲音與議題，更是被埋沒選戰中，香港的難民就是其中一例。

香港的城市發展及社會變遷從不缺難民的參與。在過往一世紀裡，香港經歷過不同的難民潮，主要有三波難民潮。第一次的大難民潮是 1949 年末開始，在中共奪取大陸的政權後，大批難民湧到香港，他們帶來了不同的技能與資金到香港，加速香港的經濟發展。第二個難民潮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當時年輕的中國內地男士來港，為當時以製造業為主的香港提供勞動力。至於來自外地的難民潮，則以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越南難民潮為最引起社會關注。從 70 年代至 90 年期間，由於越戰的爆發，有超過 20 萬越南難民來到香港，其後 15 萬被送往 （resettled） 到其他國家，有 6 萬多被遣返，有少數可以留在香港。

1951 年的《難民公約》明確定義了難民、難民的資格、權利及政府機構應提供之基本人權保障。其中於國際法中確立的最重要原則之一，是確保難民不會被驅逐出境或遣返到他們生命及自由受到威脅的地方。但是香港並沒有簽署 1951 年的《難民公約》，所以香港政府並沒有需要履行政治庇護的責任。

但香港於 1992 年簽署了另一個聯合國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下稱《酷刑公約》）。 依照公約，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聲請「酷刑聲請」，在申請通過的情況下，尋求庇護者則會被遣送到不會遭受酷刑且被接受的地區，而沒有通過者則是被遣送離境。除了《酷刑公約》外，尋求庇護者還可以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對待。

過去處理香港政治庇護機官是由難民署，人民及入境事務處 （即入境處）只需確保聲請被拒及不容許逗留人士依法離開香港。到了 2009 年，改為入境處同時進行難民身份甄別。但在 2013 年，香港政府突然宣佈，政府未來將統一審核難民提出的免遣返庇護聲請，就反對驅逐、遣返或引渡離開香港的免遣返聲請作裁定，且將於 2014 年 3 月 3 日開始實施。

目前在香港的難民接近 1 萬人，但聲請成功通過的個案卻不到 1%。 相對其他經濟上較發達的地區所成功申請的個案，香港通過的個案實在是九牛一毛，而難民通過審核的人數之低，也讓香港備受人權組織及法律團體非議。

在 2016 年裡，香港的免遣返聲請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抹黑。 兩份香港的主流報紙（東方日報及太陽報）不斷攻擊尋求庇護者為「假難民」， 說他們是「經濟難民」，來香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賺錢，抹黑他們其實並沒有在其國家受迫害，甚至說他們在港期間犯案累累，令香港犯罪率激增。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其 2016 年施政報告記者答問會上，讚揚東方日報對難民的連串負面報導，亦聲稱如需要的話，特區政府會退出《酷刑公約》。隨後，東方日報及太陽報便接連刊登負面的難民報導。而反難民的建制派議員及個別議員，隨即倡議興建難民營以拘留聲請者，防止他們自由出入。前保安司葉劉淑儀更提出在深圳興建難民營。

這些提議受到人權組織及泛民議員強烈譴責與反對。保護難民的議員及團體更發起一連串的記者會及與報章訪問，解釋在香港其實是沒有『假難民』，當難民申請還未核實時，只可以稱他們為『尋求庇護者』（asylum-seekers），或『免遣返聲請者』（non-refoulement claimants），而他們在香港的實際情況是既得到沒有實際金錢的津貼，也不能在港工作，只有 1500 港元房屋津貼（約6000 台幣），1200 港元食物券（約 4800 台幣）。

有很多的申請人在港已滯留超過 10 年，港政府亦未審批。幫助免遣返聲請者作庭上翻譯的翻譯員也曾對筆者說過，「其實能得到核實而可以離開的個案基本上是微乎其微」。這個情況也顯示香港政府是以政策來作一種策略性的否決，他們預設大部分的難民都是不合資格的申請者。

2016 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後，建制派的議員雖然在 12 月策動了打擊『假難民』議案，但遭到否決，這顯示香港社會普遍同情難民。在新一屆的特首「小圈子」選舉，連普遍香港市民都沒有投票權，更遑論難民，這些留在香港的難民是被社會遺棄、歧視的一群，甚至連說是社會邊緣團體也稱不上。假若這個小圈子特首選舉方式不作出改變，並由親中、具中華民族優越感的政府繼續當道，難民只能誠惶誠恐地度過未來的每一天。筆者由衷地期盼新一屆的政府會以同理心和愛來善待難民，給他們尊嚴並尊重他們，讓他們能有機會貢獻這個暫時的家。

（本文作者為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和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