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龍之路」的誕生：藏在敦南誠品旁的臺北發展史

清代的大安庄有兩個林家，兩家的土地大致以現在的仁愛路為界，仁愛路到忠孝東路這一大塊是屬於「陂心林家」──「林三勝公廳」所有，仁愛路到和平東路這一塊則是原本在敦化南路，現在搬遷到新生公園的「林安泰古厝」的原先居住者者「林安泰」家族所有。

敦化南路、仁愛路、忠孝東路、延吉街這一帶，以前是一個叫做「大灣」的陂塘。現在的安和路之所以會從仁愛路以斜線的方式連結忠孝東路、敦化南路，是因為安和路就是「大灣」陂塘的邊界，如同名字所顯示，這個陂塘的形狀是彎彎的，有點像個不準確的三角形。安和路是這個三角形的斜邊，延吉街則是另外一邊。

這個彎彎的三角形大陂塘的一個端點，就是在現在的仁愛圓環附近。

我訪問過「林三勝」家族的後人──建倫里林里長，他說大概在日治時代晚期，陂塘的水就幾乎放乾了，仁愛圓環那一帶的土地就變成「爛泥田」，只能拿來種菱角。陂心林家族的祖先，當年覺得這塊「爛泥田」沒有什麼用處，於是就賣給了國泰蔡家，後來國泰蔡家在上面蓋起了房子，然後誠品進駐，原來的捕魚陂塘、爛泥菱角田，一下子變成了華人文化界知名的文化標竿──敦南誠品！

不過當年的陂塘和菱角田，就被人忘卻在記憶中！

「敦南誠品」名之為「敦南」，當然是因為位置在敦化南路上。敦化南路這條路其實很重要，有很多值得講的地方。

首先，敦化南路是唯一全境都在大安區境內的重要道路，馬路畢竟不是你家開的，通過你這裡，多少也會通過別人家。甚至於向忠孝東路、延平南北路這種特長道路，往往會通過好幾個行政區，但是敦化南路的開頭到結尾都剛好在大安區境內。如果說新生南路是「天堂之路」的話，那麼敦化南路就是專屬於天龍國的「天龍之路」。

其次，臺北市的道路規劃，大部分承接自日治時代的都市計劃。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幾條大道，如果不是日治時代就已經修築一部份，就是已經羅列在都市計劃藍圖中了，連大安森林公園都是。但是敦化南路卻是完全不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劃中的重要道路。

為什麼戰後國府會在這裡開闢一條當年日本人沒有規劃的道路？

有一種說法是說當時的民選臺北市長高玉樹，要造福自己家族，所以開了條馬路經過自己家。但是仔細研究，高玉樹其實是大安區（那時可能歸松山區）的「車層里」的人，也就是現在延吉街這個地方出身的人。延吉街雖然離敦化南路很近，可是還是有距離，另外如前所述，這一帶的土地大部分是「陂心林家」的土地，得利的不見得是高玉樹自己。還有，敦化南路其實通過很多大灣陂塘的境內，陂塘這種東西，應該屬於公共的成分多於私人。

那為什麼要開闢敦化南路呢？

其實也不難想像，因為敦化南路接敦化北路，敦化北路就接松山機場，是五〇～七〇年代臺北市主要跟國際連通的機場，國際的外賓都從這裡進入國門。從松山機場走敦化北路，接敦化南路在仁愛圓環轉個彎接仁愛路，就直通總統府了。所以，開敦化南北路，更有可能是為了戰後國府接待從松山機場來的外賓的需要。

這個說法還有一個支持的證據，就是六〇年代的仁愛圓環周邊，也就是現在的敦南誠品一帶，尤其是敦南誠品對面的仁愛里——「宏恩醫院」那一帶區域，以前是臺北市的「大使館區」。瓜地馬拉大使館、秘魯大使館、巴西大使館都在這裡，菲律賓大使館在仁愛圓環上、烏拉圭大使館在仁愛醫院後面，韓國大使館原來也在延平高中旁邊的仁愛路上。

現在臺灣的的文化標竿之一的敦南誠品的周邊地區，以前原來是充滿異國風情的「大使館區」，後來出現具有國際知名度的誠品書店。回顧歷史，這裡面的文化風貌的繼承與更替，其實還真有趣！！

身為曾經參與過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文史工作者，看到輿論一直在吹捧敦南誠品，心理實在是百味雜陳。不是二十四小時開放的敦南誠品書店不重要，而是竟然都沒有人注意到，這家書店對面的仁愛圓環，其實更有歷史意義！！

有「臺灣工藝之父」稱號的顏水龍，是臺南下營人。1920 年赴日本學習美術。1927 年，曾與陳澄波、楊三郎、李梅樹……等十三人組織「赤島社」畫會，後於 1934 年解散。

1929 年顏水龍前往法國留學，未幾於 1932 年因為健康因素返臺。

二次戰後，顏水龍於臺灣積極投入工藝教育的工作，另外並參與製作了臺中太陽堂本舖門口的《向日葵》，還有臺北劍潭公園的《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兩幅大型的馬賽克壁畫製作。

顏水龍在日本求學之際，正是日本的民藝運動提倡者柳宗悅活躍的時候，顏水龍也曾在 1943 年柳宗悅在臺灣進行環島工藝考察時，跟柳宗悅見面交流，並致贈臺灣的民藝作品。而後又利用前往東京考察的機會，前往柳宗悅家中拜訪。傳承自十九世紀拉斯金、莫理斯等人的英國工藝運動的日本民藝運動，對於顏水龍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

顏水龍一直致力於臺灣民間工藝美術的研究、推廣，不過這方面的成就在二次戰後很少受到注意，甚至因為政治因素導致臺中太陽堂本舖門口的《向日葵》，被用木板封住不見天日二十餘年。一直到九〇年代中期，臺灣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蜂起，開始重視民間工藝、美術、技藝的傳承發展，乃至於由此開創出厚實的地方文化產業的可能，從日本的柳宗悅到臺灣的顏水龍，這個思想傳承，才開始重新受到注意。

臺北市的民選市長高玉樹擔任市長後，邀請顏水龍擔任市政顧問，在修築敦化南路到仁愛路時，顏水龍提出了建築圓環以及林蔭大道的構想，受到高玉樹的支持。雖然可以猜想顏水龍在法國短暫留學期間，一定有看過法國巴黎的凱旋門和香榭大道，但是他在創作時是否以這個巴黎著名的景點為藍本，缺乏可靠的文獻佐證。不過高玉樹市長在其回憶錄中，卻明確的指出，他當時是以凱旋門的概念，去想像仁愛圓環，甚至希望這個圓環能夠像巴黎凱旋門一樣，成為臺北的地標景點。雖然受限於當時的諸多現實因素（包括政治……），仁愛圓環最後沒有展現出跟凱旋門一樣的風貌，但仍然是臺北市重要的公共景觀。

最近媒體宣說，敦南誠品當年之所以能夠成為書店，是受到臺北市民選市長陳水扁的鼓勵，這恰好和其前方的仁愛圓環，也是在民選市長高玉樹的主張下，修築成一個重要的都市景觀，相映成趣。

顏水龍先生於 1997 年因病逝世。當輿論熱烈的討論敦南誠品的存留時，戰後初期民選市長高玉樹以及臺灣工藝之父顏水龍，對於建立臺北市都市景觀的重要成就，卻被遺忘在仁愛路川流不息的車潮中。

從大灣陂塘到菱角田，從大使館區到以巴黎凱旋門為典範的臺灣工藝之父的公共建築作品，仁愛路、敦化南路以及兩路相交的圓環，其實有許多豐富的人文歷史蘊藏在其中，是否有人可以給這些蘊藏在生活環境中的文化記憶，多一些關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