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運動後，國民政府提出的「革命外交」是什麼？

1925 年，蔣中正的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整個中國政治氣氛異常詭譎。

上海英國軍警開槍打死 40 餘名抗議民眾，成為舉國轟動的「五卅慘案」，引發了全中國自五四運動以後最大的抗議行動。自此之後，反英運動浩浩蕩蕩地展開，聲援上海工人的省港大罷工、示威浪潮接踵而來。

遠在南方的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卻表明：香港的反英運動並非民族主義浪潮導致的，而是一場由俄國人煽動和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其目的是摧毀香港的貿易和經濟，而唯一解決途徑，就是武力干預。

中國與英國雙方都不願意相讓。1925 年的中國，情況正一步步走向失控—

「……槍聲已止，又有不少人到沙基觀察現場，……但溶光街口和對面已橫着一條長繩，弔掛著一張紙，寫著『前面危險勿進』……

我向沙基一望，但見死傷滿地，鮮血橫流，而且剛下過一場雨，屍體溼透，慘不忍睹。有人沿路痛哭尋屍，有十字會在救傷，也有法院人員檢驗傷、死者和收殮屍體者，看來不下幾十人。我不禁為之淚下。」

當時的見證者張釆庵陳述了沙基慘案那天，自己所見之種種景象。這一切的起源都來自於前日於上海爆發的「五卅慘案」——1925 年 5 月 30 日，青島、上海等地工人遊行抗議工廠非法開除及毆打工人，不料卻遭到上海租界內的英國軍警開槍鎮壓，引發流血事件，遠在南方，同樣是被英國控制的廣州與香港反英情緒逐漸升高，這也讓當時尚處於聯俄容共時期的國共兩黨從中看見了自己的機會。

事件爆發後才短短 48 小時，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便發表宣言，聲援上海人民，同時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中國新聞報》也開始大肆宣傳。同一時間，共產黨「全港工團委員會」也開始密集組織動員。在國共兩邊的推波助瀾之下，長時間被帝國主義壓制的香港開始反彈，邁進了一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狂飆的時代。

6 月 19 日香港大罷工正式爆發，不出 3 天，竟有 2 萬人匆匆離港回粵。而到 7 月 8 日時，原本有 62 萬居民的香港，竟然已有大約 14 萬人陸續離開。

當時人在廣州的張釆庵，每天都可以看見人流從香港不斷湧進，廣州大街上每天都有宣傳隊四處宣傳。在東山川龍口外的大空地上佈滿了人群，每到黃昏西下之時，上千群眾便聚集在此處聽著罷工工人和學生演講，講到激動的地方往往聲淚俱下，台下的人也感染了他們的情緒，大聲呼喊著口號。

「打倒帝國主義」

「收回沙面租界」

沙面島是位於珠江上的一個人工小島， 與廣州大陸隔著沙基涌相望，在當時屬於英法租界區，兩個租界各有一條連接大陸的橋，那座橋現今被譽為「廣州最美的地方」，但在 1925 年的 5 月，卻顯然不是這個樣子的。

面對遠東地區的巨大挑戰，英國政府自己為了「要強硬還是退讓」的政策方針傷透腦筋。但也許是在省港大罷工之中看見了新成立蘇聯的影子，英國政府終於採取了強硬態度對待香港，在全港施行戒嚴令、實施新聞與郵件檢查，同時搜捕罷工領袖、也限制港人離境，更揚言要恢復 1877 年就廢除的公開笞刑。

而在沙面租界，英法也採取了防備態勢。用高壓電網將整個島層層環繞，兩個租界的連接橋已經全部關閉，橋上堆著沙包，沙包後則站著全副武裝的英法或印度士兵、步槍上裝著的刺刀閃閃發亮。同時也在租界區內的水塔頂、屈臣氏洋行頂樓架起了重機槍；在不遠的外海上，英國軍艦砲口已經對準小島對面，舊名「沙基」的長堤。

6 月 23 日，10 多萬工人、商人、學生、黃埔軍校生在東較場（廣東省人民體育場的前身）舉行集會。張釆庵的家人曾經要求他不要前往，他雖然答應了家人，卻仍然加入了遊行的行列。整個遊行的人流如龍，傳單紛紛飛舞，頭上則有飛機不斷劃過天際，散播傳單。當張釆庵通過粵海關前，突然聽見大鐘「噹噹」的響了兩下，表示時間已經來到了下午2點。他看見一名警察在人流當中不斷試著維持秩序，喊著「嚴守秩序！切勿暴動！」，通往沙面的連接橋外圍著鐵絲網， 還豎立一個小牌寫著怵目驚心的四個字：「立入格殺」

就在下午 3 點左右，雙方在西橋口發生衝突。根據其中一項說法，這時突然有人從沙面島上的高樓朝群眾開槍。沙面內的英軍、法軍士兵聽到槍聲後，便不分青紅皂白向遊行群眾開機槍掃射。

張釆庵形容機槍的聲音「密如串砲」。遊行隊伍完全毫無防備，後面的學生與人群猶如洪水決堤般向內街奔避，耳邊槍聲不絕。就此這時，北面的軍艦又朝岸上開砲。一時東、西橋頭中彈倒地者無數。根據另一名目擊者李紀麟的《沙基慘案目擊紀》，當時的英軍使用的是國際禁用的達姆彈：

「被擊中者的傷口，槍彈出處如碗口粗大，甚至大腿中彈後亦均死亡。」

「長堤和沙基（即今六二三路）轉角處有一學生模樣的少年，口部中彈，整個面部飛去，只剩下額頭。 」

事件結束後的沙基烈士國葬儀式時，死亡出殯人數為61人，年齡最小者僅有13歲。而其中黃埔軍校學生更占了 27 人。

類似案件在當時的中國層出不窮，死傷人數一次比一次多。約三個月後的 9 月 5 日，四川省更爆發「萬縣事件」，英軍與川軍互相交火，在各有死傷的情況下，英國軍艦進迫萬縣江岸，並開炮轟擊萬縣市區近 3 個小時，造成中國平民死亡 604 人、傷 398 人，共計千餘人的傷亡。在對英國人日益憤恨的情況下，終於暴發了中國民眾「強行收回漢口租界」運動，將整個反英風暴提升到最高潮。

1926 年 7 月，北伐正式開始。

隨著軍事行動的順利推移，北伐軍於當年 10 月 10 日已然攻占了位於華中的武漢。當時蔣介石軍事總部駐錫南昌，然而國民黨內一大串親左的高層人員則前往武漢。這群人以蘇俄顧問鮑羅廷為精神領袖，並且有意擁護汪精衛，取代蔣中正的權威。他們在漢口成立 30 多個工會，10 月 10 日更成立了湖北全省總工會，會員總數多達 30 萬人。這是一股非常強大的組織力量，後來此地發生群眾強行攻占租界，與湖北當時共產主義的濃厚背景不無關係。

隨著 1927 年的年關將近，漢口反英的氣氛有增無減。武漢國民政府宣布：1927 年元旦起連續休假三天，並舉行盛大的軍隊檢閱與慶祝會。在人山人海的新年市街上，有一隊黃埔軍校的宣傳隊前往漢口海關，發表反對帝國主義的演說。演講吸引了人潮，整個會場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然而，演講的地點正好在英國租界旁，英軍陸戰隊手持裝有刺刀的步槍，驅趕人群。不久，兩邊爆發混戰，一名華人被當場打死，另有 30 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輕重傷。

當時漢口公安局立刻介入，阻止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人員卻有意將此事鬧大。中共主導的湖北省總工會當晚就發表〈為反對英水兵慘殺同胞通電〉，聲討英帝國主義的暴行，要求英國交出肇事士兵、撤去英租界軍艦、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取消領事裁判權，並請政府與英國經濟絕交。再隔一天的 1 月 5 日，多達 30 萬人參加了反英示威遊行，遊行群眾喊著同樣的「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等口號，漫長人流逐漸湧進英國租界，原本英軍布置的拒馬、沙包、鐵刺網也被移走。

漢口租界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因此陷入了兩難：以漢口薄弱的英軍軍力，可能無法阻止現場 30 萬人朝租界區暴衝，但他又實在不想引起去年「萬縣事件」那樣的慘劇。因此在這危急萬分的情況下，他終於下達一項命令：撤出漢口。

葛福下令英軍撤出漢口租界區、撤退到軍艦上，同時請求中國軍隊進入英國租界維持秩序。中國軍隊當然立刻答應，工人糾察隊員率先衝進租界，隨後群眾也跟著湧入，正式宣布占領租界。

在如此混亂的國內外情勢下，國民政府意外發現中國內部的民氣可用，因此便以此為後盾，提出了嶄新的「革命外交」觀念，並正式成為國民政府的主要外交戰略。根據著名國際法專家周鯁生的總結，革命外交的要義：第一是「打破一切傳統和既存的規則」。第二是「利用民眾勢力」。在完全忽視過去不平等的條約、協定與慣例的前提下，運用大膽而強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與群眾運動的強大支持下，脅迫或半脅迫對手重新訂約，以達致撤除外國在華優越地位的外交目的。

李恩涵的《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便詳細記錄了國民政府嗣後一連串收回租界、撤除領事裁判權的外交努力。書中先是介紹「革命外交」的背景及發軔，接著整個國府的外交政策便一直在「激烈」與「溫和」之間來回擺盪。激烈的外交措施如收回漢口租界，溫和的外交措施則如談判收回威海衛租借地與鎮江、廈門、天津等租界。

當然，國府不顧國際慣例和舊有條約的做法也引起了國際的抗議。然而正如周鯁生所云，那時中國所需的並非紳士外交，而是「流氓式的外交」。但不顧國際慣例、或舊有條約的這種做法，也引發了國際抗議。然而正如周鯁生所云，那時中國所需的並非紳士外交，而是「流氓式的外交」。

不過，這樣的革命外交也有其風險。這種嶄新的外交政策，打破了 1921 年華盛頓會議所決議的外交體系。華盛頓體系是中國外交的緊箍咒，卻同時也是保護傘。它要中國承認之前各不平等條約的承諾，保護了列強在中國的權利，卻也無形中防堵了日本在中國的侵略。當革命外交出現，打破了華盛頓體系後，日本便在中國暢行無阻。也難怪在現今的中國一直有種說法：如果沒有「革命外交」，可能就沒有九一八事件。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如此簡單地把革命外交與日本的入侵的原因畫上等號嗎？

「史學家謬誤」（historian's fallacy）告訴我們，事後的歷史研究者往往會假設過去的決策者對某個事件，抱持與我們當下相同的資訊與觀點，從而開始批判當時的作法與政策。1925 年制定與決定「革命外交」政策的人，怎麼可能預見的到 1931 年爆發的九一八事件？

當時的制定者只看到一個處處受不平等條約制肘、國勢積弱、軍閥林立的國內外情勢，會使用「革命外交」這種非常規手段做為打破外國在華勢力的作法，恐怕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