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韋瑟黑德三世校級教授」（Albert J. Weatherhead III）杭亭頓有生以來所得到過最值得紀念的評論，是個負評。「試想，」端坐波士頓燈塔山（Beacon Hill）家中的杭亭頓近期回想道。「我的第一本著作所得到的書評，評論者把我拿來和墨索里尼做對比。」眼鏡背後他眨眨眼又腼腆地瞇起眼。杭亭頓，年七十四歲，說話語氣安詳透著鼻音，修飾著波士頓尖銳音的布朗克斯口音。
他形容書評者馬修．約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左傾意見的雜誌《國家》（The Nation）裡嘲弄了黷武主義和杭亭頓第一本書《軍人與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裡的「粗暴詭辯」，並且譏笑墨索里尼的感情用事也如出一轍，只不過他的用字遣詞更神氣十足：「相信、服從、戰鬥！」
這份書評刊出於 1957 年 4 月 6 日。當時冷戰幾乎就快將近十年之久。《軍人與國家》提出了一個警告：杭亭頓認為，美國的自由化社會需要一個專業軍事機構，深植於保守的現實主義，來加以保護。為了維持和平，軍事領袖必須將「人性的非理性、懦弱和邪惡視為理所當然，也視為意料之中的事」。
自由主義人士很擅長改革，卻不擅長處理國家安全。「多采多姿又創造力十足，優秀出色，但僅限於國內事務，」杭亭頓寫道，當應用在外交政策與國防方面時，自由主義變得軟弱無力。」他解釋，外交政策非關生活在同一套法規下的個人之間的關係，而是攸關著大部分無法可管的領域裡，國與國、和其他族群之間的關係。
《軍人與國家》用了一個鼓舞人心的西點軍校國防觀點做總結，杭亭頓寫著：「盡其所能地體現軍事理想……走巴比倫的中間路線，摻雜著一點斯巴達。」
這本書激怒了杭亭頓在哈佛政府學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裡的許多同事，隔年該系停聘了他。杭亭頓和他的好友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一同離開，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四年之後，在 1962 年時，哈佛大學同時聘請杭亭頓和布里辛斯基回來，擔任終身職教授。帶頭和杭亭頓唱反調，出生於德國的卡爾．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教授到哥倫比亞大學會晤了他。弗里德里希對這位比他年輕的教授讚賞有加，直到杭亭頓提醒他有關他早期的敵對狀態。
對弗里德里希和其他人而言，顯然杭亭頓和布里辛斯基都是政治學的明日之星，而哈佛向來以該領域霸主為傲。布里辛斯基選擇留在哥倫比亞，但杭亭頓回到了哈佛，在哈佛結交了政府學系另一位明日之星，季辛吉。
《軍人與國家》如今已經十四刷了，儼然成了學術經典作。紐倫堡（Nuremberg）大審時的美國首席檢察官泰爾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在該書首刷時曾經這樣說：
（軍隊裡的）文人統治（civilian control）已經變成言不由衷的偽善之詞，政客嘴裡說得恭恭敬敬，但卻毫不了解。這個領域迫切需要打破慣例；杭亭頓教授葫蘆裡賣的這張方子，看似幾乎用之不竭，而且一路拜讀他的破壞性揭發，令人耳目一新。
近數十年來，學術性評論較少專注在杭亭頓著作的某個觀點，而較關心另一個觀點──較少著墨於軍隊的現實主義需要，較多著墨於軍隊可能對文官統治所造成的威脅。因為民主政治缺乏獨裁統治會有的那種紀律嚴明的政黨核心班底，因此特別容易受有權勢的軍人微妙地操弄。杭亭頓觀察到，在文官政府裡做權力分割的同時，開國元勛們並未預見在時間推移中變成一個巨大防禦機構的文官政府，可能遭到侵害。
《軍人與國家》開創了早已經變成杭亭頓漫長職業生涯裡的一個常見的模式：他的著作沒有立刻贏得明智的書評和學術上的獎項，但相反地，累積了綜合的評價和嚴厲譴責，這些最後都廣為人知，即使勉強只能受到認可。甚至於杭亭頓的敵人們也都不知不覺用了杭亭頓所發明的方式和說法，來定義和關心這個世界。
1957 年，批評杭亭頓的東南亞專家羅傑．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抱怨《軍人與國家》有多處「又鋸又切鬧哄哄，強將事實堆到早已預備好的基礎上」。嗯，或許。然而，《軍人與國家》把文官──軍事的問題炒得人盡皆知。
近來杭亭頓炒得人盡皆知的主題是，因為歐美、伊斯蘭，和亞洲思想與政府體制碰撞後所產生的「文明衝突」。他的論點比他經常贏得美名的更加難以捉摸，但一些主要的觀點仍可概括如下：
- 世界正在進行現代化的事實，不代表它正在歐美化。都市化和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加上貧窮和種族隔離，並不會導致每個地方的人想法都和我們一樣。
- 儘管起起伏伏，但亞洲在軍事和經濟上正在擴張。伊斯蘭人口爆炸。歐美的影響力很可能會相對降低。
- 文化意識愈來愈強，而非愈來愈弱，而且國家或民族可能會因文化的相似性而非以往那樣因意識型態，結盟在一起。
- 歐美認為議會式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適合每一個人，這個想法將會導致歐美和想法迥異於它的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和中國人）陷入衝突。
- 在多極化世界裡，文明的基礎變得鬆散，不再有思想體系做為基礎，因此美國人必須再確認他們的歐美身分認同。
2001 年，恐怖分子襲擊了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這場悲劇不僅使得杭亭頓對於文明衝突的觀點受到高度注意，也讓他的畢生著作再獲矚目。自 1950 年代起，他就一直在主張，往最悲劇性、最悲觀的方面想，美國社會需要軍事與情報局。數十年來他始終擔憂著，美國的安全多半純粹是靠著好運氣而來（地理上的好運氣），或許總有一天要真正求到好運氣。
他曾經寫道，自由主義只有在安全高枕無憂時才能興盛，而在未來我們可能不再擁有那份享受。他也曾經提出警告，歐美很可能有朝一日必須為它最鍾愛的價值而戰，確實，為了物質存續對抗來自其他文化的極端主義；他們輕視我們國家，而且會發動真正的文化大戰來擾亂我們，即便是政治領袖和客氣的專家們也得改口換稱呼。
就在其他抱持這些觀點的人也已經發現，在思想相近的思想家裡，合作無間、有軍事、有情報局的世界裡才會同時有幸福與利益，杭亭頓早就一直深思熟慮留在長春藤盟校學界裡的自由堡壘裡，在那個寂寞但至關重要的前線，為他的理念奮戰不懈。
二
自冷戰初期以來，知識分子的論戰始終圍繞著美國外交政策，有相當驚人的程度，可以藉著杭亭頓的十七部著作和大量文章來加以詳述。季辛吉和布里辛斯基同時也撰述了卓越的學術研究作品，不過這兩人會被人記得主要是因為他們任職於政府（季辛吉在尼克森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在尼克森和福特政府出任國務卿，布里辛斯基則曾在卡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
雖然杭亭頓曾短暫出仕於詹森總統與卡特政府，但比起他的兩位好友，杭亭頓是遠遠屬於學院派的人。他的思想從研討會和講座湧現而出，而不是來自對事物的頓悟。倘若他不能教書，很可能也就無法寫作了。而且和許多教授不同的是，相較於他的研究所學生，他更看重他的大學部學生。他告訴我，研究生「比較不願意挑戰這個或那個教授」，而且通常已經「被術語和訓練有素的正統觀念所綑綁」。
一名他的前大學部學生觀察到，「其他大學老師都想把他們的所知所學填進你的腦袋，接著再找下一個犧牲者。杭亭頓從來不支配課堂裡的討論，而且他很認真聆聽。」杭亭頓鄙視政治學風靡一時的「理性選擇理論」，這個理論假設人類的行為是可預期的，但它卻沒有考慮到恐懼、嫉妒、仇恨、自我奉獻和其他種種人類的激情才是了解政治學最重要的因素。
身處學術靠經營的年代裡，他是個老派的教師，從歷史和哲學層面去思索人類的處境。他教過的學生包括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是著名的後冷戰時期讚美詩《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的作者；還有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前編輯主任、《新聞週刊》（Newsweek）國際版現任編輯。
你不太可能會在美國有線電視頻道上看到杭亭頓，更別提 The McLaughlin Group 這類談話性節目。他比冷淡的演說家更糟：弓著身子，結結巴巴唸著稿子。他的地位和名聲全來自於辛苦的硬功夫：來自寫書，雖然常常受到大眾聲討，卻在那些很看重的人當中一直擁有擴散式的影響力。
雖然他是個有代表性的局內人（前美國政治學協會會長、《外交政策》雜誌的共同創辦人），卻以局外人的立場寫書，不惜激怒最厲害的專家，而對方到頭來是要評斷他的人。「假如一個學者沒有什麼新意好說，他就應該保持沉默，」杭亭頓在 1959 年時這麼寫。「追尋真相等同於知識的辯論。」
在很多方面，杭亭頓都代表著一種凋零的物種：混合著自由理想，與對歷史和外交政策的保守了解。杭亭頓終其一生都是民主黨員。他是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 1950 年代時的演講撰稿人（因而在 1956 的競選活動中認識他的妻子南茜），也是民主黨參議員小休伯特．韓福瑞（Hubert Humphrey）在 1960 年代時的外交政策顧問，也是卡特在 1970 年代時人權演講的撰稿人之一。
同一個杭亭頓，也是哈佛大學「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創始人；該研究所由三個保守派慈善機構資助：約翰奧林基金會（John M. Olin Foundation）、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布雷德利基金會（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是個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堡壘。
我向杭亭頓提及，他是個「老派的民主黨人，這種人已經不存在了」。他露出罕見喜色低迴著。忽然厲聲回答，「說得沒錯──那正是我。就像史列辛格會說，我是尼布爾的孩子。」尼布爾是二十世紀美國傑出新教徒神學家，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相信人充滿邪惡，需要用艱難的方法來維持秩序。杭亭頓是美國聖公會（The Episcopal Church）信徒，對被他形容為尼布爾的「發人深省融合道德律和實用現實主義」深深著迷。
尼布爾雖是個熱情的冷戰鬥士，但從未屈從於道德必勝主義（Triumphalism），他相信歷史的特徵，深切受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所擺布，而不是進步。1952 年，尼布爾寫道，即使美國贏了冷戰，這個結果只會導致國家過度擴張，權勢因超出了正義而受到削減。尼布爾的悲劇情懷構成了杭亭頓主要著作的軸線，對杭亭頓給予保守主義的定義非常重要。
杭亭頓在 1957 年六月號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表了一篇專題文章，標題是〈保守主義是一種思想〉（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他寫道，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自由市場、自由和法治的一種思想型態。相反地，「傳統的保守主義」並沒有特定的願景：它是基本原理，對於確保自由體制的存續「至高又必要」。
杭亭頓觀察到，保守主義是「違背心智的理性捍衛，是對抗混亂的秩序」。他解釋，在英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又給「商業社會和穩健自由憲政」採行一個保守式的防衛。真正的保守主義攸關保護何者為是，而非遠征海外作戰捍衛何者為非，或在家門裡主張激進的改革。
在美國，諸如約翰．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這類聯邦主義人士（Federalists）闡述了捍衛自由主義憲政的保守主義原則；漢密爾頓寫道：「美國的政治天才不存在於我們的想法中，而是存在於我們的制度中。」同時在他的觀點裡，「最偉大的需求，不盡是創造更多自由主義制度，而是成功地保護已經存在的制度。」
三
杭亭頓 1927 年出生於紐約市，成長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裡，住家位於東布朗克斯郡皇后區的阿斯托利亞（Astoria），是旅館業期刊的出版商理查．杭亭頓（Richard Thomas Huntington），和桃樂絲．菲利普（Dorothy Sanborn Phillips）的獨生子。杭亭頓的外祖父約翰．菲利普（John Sanborn Phillips）是扒糞雜誌《麥克盧爾雜誌》（McClure’s）的合編者。
杭亭頓是個神童。他十六歲從彼得斯圖維桑特高中（Peter Stuyvesant High School）畢業後進入耶魯大學，兩年半後以「卓越優秀」的成績完成學業。接著他加入美國陸軍，之後修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碩士學位，又取得哈佛的政治學博士。他相信，因為 1950 年長達四個月累垮人地殫精竭力寫他的博士論文，導致後來他罹患糖尿病，從此每日必須做六次血糖檢測，還要一天注射三次胰島素（他會為了檢測血糖值打斷我們的談話，用注射器猛戳自己。看過血糖數字後，他說「很好，午餐時我可以吃一份沙拉外加一杯葡萄酒」。）
他的博士論文《侍從主義》（Clientelism），延續他外祖父的扒糞傳統，描述聯邦機構，特別是「州際貿易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如何遭到應該受到規範的特定產業把持。
「我們全都是自由主義者，而小羅斯福（總統）是神。」杭亭頓告訴我。「我想不出來有誰不同意。」在心理層面上，杭亭頓當時的世界對「羅斯福新政」（New Deal）不感興趣。儘管如此，哈佛大學偶有打破成規。「有一個學生強力反對集體議價、最低薪資的規定──其實，是所有傳統觀念。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十分震撼。」這名學生就是威廉．芮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他最後轉學到史丹福大學的法學院。
當時負責掌管哈佛大學政府學系的，是兩位出類拔萃的知識界巨擘：卡爾．弗里德里希和威廉．艾略特（William Yandell Elliott）。兩者中，弗里德里希較偏自由派，他曾協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亦即昔日的西德）撰寫憲法。較吸引杭亭頓的艾略特，受教於牛津大學，是個南方人、保守派哲學家，在華府任職多年。
艾略特立場強硬反對蘇聯，也憎惡道德相對論。「艾略特每週從華府出差到劍橋去會晤他的研究生。」杭亭頓回憶。在深受艾略特影響的那些人當中，是與杭亭頓同時代的季辛吉。「我們會在艾略特的辦公室外接待區等（艾略特）等了又等，等到生氣，氣他因為輔導特別答應過的這個學生而遲到。然後門打開了，這名胖嘟嘟的學生走出來。」
季辛吉在他的第一本書《重建的世界》裡題詞獻給艾略特；該書敘述奧地利帝國第一任首相梅特涅開創了後拿破崙時期，穩定的世界秩序。「艾略特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理論家，」季辛吉曾對我說過，「但是，一個好的老師是要能看到學生自己不知道的天賦。在我寫了一篇討論康德的論文之後，艾略特告訴我，『你有很好的頭腦，可是現在你必須去讀讀小說作品，譬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以我讀了杜斯妥也夫斯基。這就是他幫助學生成長的方式。」
杭亭頓的書裡充斥著冷冰冰長篇大論的立論。這些率直的判斷和杭亭頓毫不威風的外表和不矯揉造作的舉止，形成對比。他看起來像約翰．齊弗小說故事裡的人物，你即使見過也不會記得的。他總是眨眼，神經兮兮地把玩著鑰匙，禿頭，邊說話邊專心盯著他的掌心看。脆弱的外表隱藏著一副堅硬異常的骨子。
「杭亭頓非常害羞，」布里茲涅夫說道：「他不是那種可以在酒吧任意閒聊的人，但若和他辯論，他可是又自信又堅定。」一位前學生說：「杭亭頓是個有鋼鐵般堅毅的怪咖。」另一名他的學生則反駁：「杭亭頓不是怪咖。他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正派人士。非常安靜而從容，但若情勢需要，又異常強悍。」
1980 年代初期某晚，杭亭頓與妻子，還有哈佛大學教育學院退休院長法蘭西斯．凱佩爾（Francis Keppel）剛結束一場牛津的晚宴，正要步行返家，杭亭頓遇到三名年輕人靠近向他索討錢。「什麼？」杭亭頓問。「我們可沒瞎胡鬧，我們要你的現金，」其中一名年輕人在攻擊他之前這麼說。杭亭頓擊退他，將他扭打倒地，繼而呼救。接著他又撂倒騎在凱佩爾身上的第二名歹徒。最後三名歹徒落荒而逃。
杭亭頓並沒有告訴我這個故事：我是從他以前的一名學生那裡聽到的，再從他妻子南茜問到詳細情形。我問杭亭頓這件事時，他說：「在新聞雜誌即將發表一篇文章前的一週，實不應該和行凶搶劫的歹徒打鬥。但是我的當下衝動就是要反擊回去。」
四
起初，杭亭頓的思想體系專注在現代世界的大議題上；他一直都對於將艱澀的知識運用到真實人生的問題上興趣高昂。季辛吉的第一本書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十九世紀初歐洲歷史的啟發。杭亭頓的第一本書則是受到他就讀研究所時美國的境況所啟發。
哈佛大學的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到，杭亭頓因 1951 年杜魯門總統開除不服從的麥克阿瑟將軍受到啟發，而寫了《軍人與國家》一書。麥克阿瑟的政治領導能力令杭亭頓忐忑不安，部分原因是它會逐漸破壞專業軍人的概念。軍人（還有保守派機構美國參議院）後來被證明是對抗約瑟夫．麥卡錫侵犯美國自由主義價值時的最佳保障。《軍人與國家》並不是要為黷武主義辯解，像某些過分簡化的批評所說的那樣，而是相反地，它是對軍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所做的一項貫穿式的分析。
《軍人與國家》裡最生動有力的段落是作者序，在序文裡，當時二十九歲的杭亭頓做出整個生涯的一個樣板結論。從一方面來說，他承認「真正的人格、學術機構和信仰，和有條理的邏輯範疇並不相符」。但另一方面來說，他又熱情洋溢地論述著「如果人要往有利可圖的方面去思考他所生存的這個真實的世界，並從中得到教訓以做更廣泛的應用與利用，那麼有條理的邏輯範疇是不可或缺的」。
一名學者為了要說出一點意義重大的事，「被迫做出總結。」衡量一個理論的真正標準，不是它能對所有相關事實做出解釋，而是它能對那些事實做出「比任何其他理論」更好的解釋。杭亭頓堅持，若沒有經過抽象化與精簡化，會很難令人理解。那些專注在理論不完美的人，沒有提出更好的替代辦法，簡直毫無幫助。因此，不如開始不間斷將經驗所得概述成書。
從 1812 年底到珍珠港事變，杭亭頓寫道，美國人根本沒什麼理由需要擔憂外敵為患。國家安全被視為天經地義──它是個地理環境的恩賜，而不是明智政策的產物。
在一個資源豐富的大陸上，既無安全疑慮也毋需煩惱經濟擴張，美國人從英國祖先所習得的自由主義思想，可以毫無矛盾地牢牢扎根。既然國家的自由主義機構沒有遭逢絲毫威脅，也就沒什麼需要加以防禦的，因此也幾乎沒有需要真正的保守主義。
保守派人士諸如漢密爾頓和亞當斯之所以能崛起，僅僅是因為在共和國成立之初前幾年，美國被法國、英國和西班牙所屬的領土重重包圍著，並受到英國艦隊的牽制。可是此後數十年來，再無可觀的外患，保守派把人養成了「目光短淺」，不作為。確實，當威爾遜總統在《巴爾的摩太陽報》上看到他的參謀部正在主張實用主義準備著和德國作戰，他「氣得顫抖臉色蒼白」，堅持對他的助理表示，倘若報導屬實，參謀部的官員應該一律革職。
杭亭頓觀察到，「自由主義並不了解軍事機構和軍事作用，而且對它們還有敵意。」
當然，二十世紀初確實目睹了漢密爾頓式的現實主義和干涉主義短暫復興，老羅斯福總統的挑釁式外交政策就是其產物。但是，美國人的心靈之所以對強權政治反感如此根深柢固，是因為威爾遜總統在一次大戰後外交政策失利，導致「一概揚棄干預調解，重返自由派孤立主義」。由於漢密爾頓後繼無人（他們的現實主義哲學可以讓軍人與社會其他部分達成和解），美國在兩次大戰之間，軍人因而自我退縮，因為它在工業革命近顛峰時，遭徹底的專業化和專精化。
杭亭頓提醒了我們，現代軍官是一份專業工作，他的工作是管理暴力，而他的委託人是國家。雖然自有人類就有戰爭，但是專業化的軍隊基本上是從拿破崙戰爭才開始有的。開國元勛們看情況穿脫制服，而且他們對軍人和老百姓一視同仁。憲法並沒有賦予政府「客觀的平民操控」，這又是因地理巧合而來。
沒有外患下，我們原有的部隊長期以來規模小、政治上趨於弱勢，而且每次打完仗就遭到縮減。然而，二次大戰時科技的進步，用珍珠港事變和原子彈終結了這一切，意味著地理優勢不再是障礙。國安議題很可能時不時必須凌駕於自由主義價值之上。
杭亭頓解釋，民主政治珍而重之的自由主義價值，卻也同時會削弱一支專業化的軍團。「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個人主義，」他寫道，「它強調個人的理由與道德尊貴性。」可是軍人，由於他的工作本質使然必須假設，人類的暴力衝突是不理智且恆久的。
「自由主義崇拜自我表述」，因為自由派人士將國家安全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軍人崇尚「服從」，因為他不認為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民主政治可能會比獨裁專制更善戰，因為它的中階軍官更傾向做出冒險犯難的決定；那也是我們能在諾曼第（Normandy）一役中獲勝的因素之一，也是以色列人能戰勝阿拉伯軍隊的原因。儘管如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軍隊，在面臨擁有雄厚科技資本的非自由主義對手攻擊時，卻欠缺必要的致命效率。
杭亭頓認為，只有保守主義能恰如其分有助於軍人專業化。的確，保守主義是從古代控制社會的軍人道德規範有系統地發展出來的。保守主義接受，在國際事務上權力具首要地位；它接受現有的機構，同時它的目標沒有侷限。它不想要宏偉的設計，因為它沒有想強迫他人接受的普遍價值體系。保守主義心靈，和軍事心靈一樣，都相信人類只能從人類的經驗中學習，這導致對歷史研究的看重；歷史成了軍事學院課程的核心。
杭亭頓說，但不能從意識型態上，假定軍事的保守主義骨子裡是反動派。在 十九世紀時的歐洲，職業軍人可以不論出身獲得晉升；軍方挑戰了社會的貴族化基礎。在講求平等的美國，軍方與社會之間的動態必定不同。美國早已民主化，而且高枕無憂。軍人更加受到孤立，假以時日會發展成一種比諸歐洲那樣的社會更加貴族化的性格。杭亭頓暗示，一個自由派的社會愈是孤立並譴責軍人，軍人就會變得愈加保守。
此時，這個就是年輕時的杭亭頓真正倍感興趣所在。他說，我們的特有傑出，導致了美國的自由派心靈很難和外面的世界相處。
「美國的國家主義，」他寫道，「始終是唯心論國家主義，不是依美國人比其他民族優越來論定，而是依美國人的理想比其他人的理想優越來論定。」法國外交政策可任憑法國人決定，儘管只為短暫的自我利益。可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受到普遍的準則所評斷。
根據杭亭頓說法，這導致了一旦需要捍衛我們頑強死守的國家利益時，美國自由主義熱衷於反戰主義，而一旦需要捍衛人權時就會一副野心勃勃。雖然專業軍人都接受衝突永無止境，但「自由主義的傾向」，杭亭頓解釋，「是將戰爭與和平絕對化且二分化。」如果有可能將戰爭轉化成能促進人道主義理想的肅清聖戰，那麼自由派人士會以最快速的行動支持戰爭。
他說，那也是自由主義者想要刪減國防預算的原因，儘管他們會週期性要求外交政策要大膽冒險。《軍人與國家》的讀者應該不驚訝的是，在 1970 至 1980 年代之間，當時冷戰的結局未果，始終不欣賞北約組織的同一批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們，竟在 1990 年代時，要求具侵略性的北約介入波士尼亞和科索沃；1990 年代時，我們的國家保安降低很多，可是對自由主義原則的攻擊此起彼落毫不含混。
想維持一個自由派社會，杭亭頓認為，唯一之道就是界定武力控制的限度。而想在未來不確定的數十年和數世紀做到那一點，就是要維持軍事力量，確保軍人十足專業化。因此，只能在對國家有利的戰場上興兵動武。假如士兵是為了其他的理由而戰，就算是為了人道主義的原因，施壓讓他這麼做的，必是他的平民上司。
1993 年，後來出任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會長的鮑威爾將軍（Colin Powell），反對美軍干預波士尼亞，因而被某些人貼上「政治將軍」的標籤。然而，杭亭頓的讀者可能會對鮑威爾有一點不同的看法。倘若他的委託人的領土沒有遭受直接的危險，那麼專業的軍官就無法建議「國家干預戰爭，除非勝利在握」，杭亭頓如此寫道。
鮑威爾反戰的例子是在於，對國家利益的影響不可期，而勝券無著落，但這並非是「鮑威爾學說」，因為它是行之久遠的專業軍人宣言；專業軍人力圖避免「政治化」，也拒絕鼓吹道德聖戰，不過，若有正當理由的話就會。（當然，軍人能恫嚇我們的平民領導人不要干預波士尼亞，這點引出了杭亭頓的另一項看法：民主政治如何被專橫的國防機構所侵蝕。）
對杭亭頓來說，冷戰的前十年暗示著，雖然自由社會和廣大的新國防機構之間的緊張關係會持續，但兩者會找到出路一起共存。我們曾看到杜魯門就是這種新興秩序的前兆：在家裡是自由主義，而外交事務則是極度的保守主義。杭亭頓觀察到，現在在軍方和社會其他部分提供橋梁的是民間商會。
對我們很多人而言，稱之為「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大企業，體現了保守派的實用主義。可是杭亭頓卻認為這是冷戰的加工品。他將我們早年歷史裡資本主義者的世界觀形容為「企業反戰主義」。宗教的道德主義，加上經濟的自由主義，使得絕大多數美國商人看重國際貿易和多邊協定，更甚於權力政治。
冷戰的結束，讓那樣的世界觀再度流行起來。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如今開始擔憂美國商會的經濟蓬勃牽扯到獨裁中國，再次印證杭亭頓舊日論點。
13 世紀時的威尼斯商人馬可孛羅曾走過絲路，他看到的絲路是一條複雜、凶險、混亂、國家與民族界線不明、看似一統卻又充滿分歧的世界，而這恰足以定義當今歐亞大陸的形勢。
本書作者認為新時代的關鍵不是在海上，也不是在解構了的西方，而是在這片廣大古老無邊際的歐亞大陸上，這塊馬可孛羅曾走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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