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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明代科舉系列的最後一篇，要講述明清時代的多數讀書人在科舉門外的選擇，畢竟能夠一層一層過關斬將，通過科舉考試而擠進入帝國統治階層的人，僅僅是少數的精英。多數落第的考生，有的人仍繼續埋首苦讀，有的人則已在舉業之外，尋求自己的另一個人生目標。
戲曲家、出版業者、醫者、塾師、訟師、商人等職業，都是落第的考生的選擇之一，也因此社會上出現了一批具備識字通經的人，將自己所學貢獻於非政治領域。其中有些人創作了大量的文學與藝術作品，包括詩歌、醫書，甚至是情色小說，伴隨著明代晚期發達的印刷業，廣為流傳於社會上。
吳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號枝山，1460- 1526），屢赴會試不第，晚年才以舉人身分謁選，得朝庭授廣東興寧縣知縣一職。祝允明在家鄉蘇州以書法聞名，他喜好酒色博奕，厭惡繁複的禮節，豪邁地散盡積蓄，招待好友飲酒作樂。因此每當祝允明外出時，總有許多債主跟隨在後，他也以此為樂。許多慕名而來的人，則靠著賄賂酒館的妓女，才得到祝允明的墨寶。
同為四才子的唐寅，其在科場案之後，被謫為吏役，日益放浪形骸，隱居在「桃花塢」，每天就與好友飲酒作樂。有時唐寅坐在街上的小樓，想要求畫的人便會攜帶酒水前去請託，但唐寅卻時常懶著動筆，委託自己的師傅周臣代筆。明代畫家周臣有兩個著名的學生，其中一位是唐寅，另一位就是仇英，而這對師兄弟正是明代最擅長繪製春畫（春宮圖）的文人。
隨著祝允明與唐寅在嘉靖初年相繼過世，吳中四才子的文徵明於是成為蘇州文化圈的領袖。文徵明雖為書香門第，但仕途不甚順遂，到了五十多歲才以歲貢生的身分通過考核，獲吏部授為翰林院待詔（從九品），這是翰林院裡最低階的官職，而翰林院是高層文官辦公的場所，文徵明時常受到其他官員的嘲諷，憂悶不樂的他一連幾次請求辭職，才如願回鄉。
回到蘇州的文徵明，將餘生奉獻在藝術創作上，直到過世前都在替人撰寫墓誌銘，端坐椅子上擱筆沉思時安詳地離開人世。
吳中四才子還有一位徐禎卿，他是四才子中唯一高中進士的人，但徐禎卿因長相不受皇帝喜愛，失去了當任庶吉士的機會，但他仍留在京師任官直至過世。由於徐禎卿遠離故里，又英年早逝，對於蘇州的城市文化就比較沒有影響力。
而觀察吳中四才子的際遇，可以發現城市文化的發展與熱愛鄉里的讀書人有著緊密的關聯。有別於在朝為官的士大夫，這些絕望於官場的士子回到鄉里過著恬靜的生活，與民眾同甘共苦，他們也有著充沛的精力鑽研藝術，閱讀喜愛的書籍，無形中也創造出璀璨的城市文化。
另外有一位名為陳繼儒（1558-1639）的華亭文人，其文學造詣不俗，與其他文人較為不同的是他熱衷出版事業，憑藉著過人的記憶力，校訂了不少經典書籍。陳繼儒還招募江南一帶貧困的讀書人，讓他們提供冷僻的鄉野奇談，將之編次出版，非常受到大眾喜愛，成為坊間暢銷的叢書。小說家馮夢龍同樣醉心於出版事業，不只刻印自己的作品，當他偶然見到朋友抄錄的《金瓶梅》，大為驚喜，馬上慫恿書坊收購刊刻。
明代中後期，書籍價格低廉，書坊常見的書籍有諸子經典、章回小說、八股時文（科舉用書）、日用類書（生活百科）、入門醫書等種類。入門醫書模仿儒家經典的教育方式，以歌訣、韻文的形式呈現，利於讀書人背誦研讀與開業行醫。
這些入門醫書的設計者大多是科場失利的讀書人，例如新安（約今安徽省歙縣）文人汪機（1463-1539）屢試不第，其父以宋代名臣范仲淹（989-1052）「不為良相，願為良醫」的胸襟勉勵他，汪機於是放下舉業，學習醫學知識，編纂了近十部醫學著作。
有些讀書人既當不成良相，也不願成為良醫，憑藉著法律知識，成為協助官府審案的幕友，或替民眾寫訴狀的訟師。
訟師也有等級之分，最高級者稱為「狀元」，能夠獲得豐厚的收入；最低等者稱為「大麥」，連生計都有困難。訟師將訴訟經驗編寫成「訟師秘本」刊印販售，教導民眾打官司的技巧，但他們在官府的眼中是教唆詞訟，承攬訴訟的豪猾之途，所以「訟師秘本」屢次被官方查禁，亦不曾有「儒訟」的稱呼。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明代中後期，更多的讀書人選擇棄儒從商，有些商人將經營方法、水陸交通、防範詐騙等經驗彙編為商業書，提供來者借鏡。保留儒者氣質，重視商業道德，而不純粹逐利的商人，可稱為「儒商」，他們對於商業社會的運作，有著正面意義。
所謂「學而優則仕」，入仕為官是讀書人殷殷期盼的夢想，但能如願以償進入統治階層者畢竟是少數，大部分讀書人則憑藉著通經識字的能力，尋找下一個精神寄託。
以上介紹了幾種科舉之外的出路，令人玩味的是，明代後期有不少考生出自工商業家庭，可見讀書人放棄舉業只是個人抉擇，如果可能他們仍會希望下一代能應舉，因為當官是維持家族勢力的最佳手段。明清時代的讀書人在取捨之間，終究拋不開科舉的輪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