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
灰濛濛的天空翻滾著烏雲，一股難以抒發的鬱悶氣氛籠罩著上海。租界裡戒備森嚴，顯得如死一般寂靜。此時的租界外，抗議群眾已經累積到兩千餘人，絕大多數人都是大學生。
他們分成幾人一組，每組都持有「學生演講團」的旗幟，有些人手上則揮動著寫有標語的小旗。傳單飄散在大街小巷之中，伴隨著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與高呼聲，漸漸靠近租界區。
上午 11 點左右，英國租界得知界外學生正在集會的消息。12 點 40 分，租界總巡去電：下令所有官員戒備。但少量的治安人員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學生湧入租界地，學生在人來人往的南京路上發表演說、要求釋放之前因抗議被捕的學生。他們振臂高呼，越來越多人駐足聆聽，甚至有工人也跟著加入集會。
下午 2 點，租界警察大舉出動。他們到大街上開始大肆拘捕集會學生，沒想到才短短 40 分鐘，拘補的學生就已讓整個拘留所人滿為患，租界警察只好將拘捕改為驅趕，但是被驅散的民眾卻被更多向前靠的群眾擠了回來。租界警察開始使用棍杖驅逐，在推擠中有人被擠倒、有人被毆擊流血，但群眾並沒有退後，反而越來越靠近。在巡捕後方，租界的持槍部隊已經到位。
下午 3 點 37 分。一名捕頭先是對空鳴槍示警，接著各巡捕接連朝向群眾開槍掃射，恐慌的群眾伴隨著尖叫聲，四處奔散。等到槍聲停息時，已經有十多個人躺在血泊中動也不動了。其中 4 個人當場死亡，剩下重傷的7個人，後來也搶救不治身亡。
五卅慘案是一個轉捩點，它開啟了中國自五四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民族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英風暴即將襲來——上海的租界區起源，得要追溯到中英鴉片戰爭時期。
1843 年，中英兩國簽訂《虎門條約》，將廣州、上海等五個口岸開放通商，兩年後上海便誕生了第一個租界：英國租界，也就是今天的外灘。從此之後，上海租界區不斷擴張，1899 年，國際公共租界面積甚至擴展到 33503 畝。歷史學家熊月之這樣形容上海租界之大：「全國 23 個租界加起來乘以 1.5，才能等於上海租界的面積。」
外國資本進入上海，最直觀的結果便是巨大的階級問題——上海變成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地方。外國人、或依附外國資本的富商可能為了消遣娛樂，日擲千金。但是，很多中國貧苦民眾則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蔣夢麟便感嘆上海黃包車伕的日常生活：「他們為了幾個銅板，跑的氣喘呼呼、汗流浹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著他們的背脊，更是慘不忍睹。我的美國尺度告訴我，這太不人道。」
除了階級差距以外，租界也是民族差異的具體表徵。當時的租界外國人幾乎與中國人毫無互動，上海英國總領事更表示「公共租界為文明對抗野蠻的一個前哨站」，而中國人則更將租界視為恥辱的象徵。當時宣傳的一個重要標靶，便是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不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宣傳標語並非如字面所云。
根據工部局最早的相關文件，1885 年發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的第 24 項共 6 條，其中第1條說「腳踏車及犬不准入內」，第 5 條說「除西人之傭僕外，華人一概不准入內」。原本兩條並不相干的條文後來被強加在一起。1924 年，孫中山在他的一次演說中說：「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
兩股文化勢力不斷碰撞，終於在租界全面爆發了。
槍響以後，租界內的英國軍警立刻採取了行動。他們當天便宣布租界區戒嚴，同時關閉租界內的大學，試圖鎮壓民意，但民意已如滔天巨浪。當時仍處於國共合作下的中共，隨即召開會議，決定擴大抗爭規模，號召上海人民舉行罷工、罷課與罷市。5 月 31 日晚上，上海有組織的 20 餘萬工人成立了上海總工會。隔天早上，上海全市的總罷工、總罷課同時開始，除了參與罷工的工人 20 餘萬以外，更有 5 萬學生參加罷課、絕大多數的商人參加罷市。
除此之外，以上海為中心發動的反英宣傳開始啟動。參與五卅慘案宣傳的民間團體竟多達上萬個。從市街到鄉村，演講者不分晝夜在台上大聲疾呼，內容涉及國恥、國際問題、軍事教育、經濟問題、國貨問題、外交問題無所不包。這些宣傳員抱著極大熱情，帶著預備的宣傳品和資料，乘坐各種交通工具來往各省，每到一個地方就先謁見地方當局，接著與當地的社團或後援會聯絡，參與集會或交換宣傳意見。而這些宣傳活動中最為悲壯的，則是各大城市中的國民大會或「追悼烈士大會」。根據記載，6 月 25 日這一天，全中國的 12 個城市中竟有高達 100 萬人，參加了烈士追悼大會。
6 月底，上海西門公共體育場舉辦了一場聲勢極為浩大的追悼烈士大會。那一天，數十萬人齊聚會場內。所有人手臂纏著黑紗、手裡拿著小旗，素色牌樓在會場內高高聳立。會場中央矗立一個祭壇，兩旁的白布上書寫 32 名烈士的姓名。祭壇左右置有兩個亭子，分別放著血跡斑斑的血衣與烈士遺像。許多演講台上都講得言論激昂、慷慨悲壯，將台下群眾的情緒引領至最高峰。遊行隊伍長達數里，這時旗幟蔽天、傳單紛飛，形成一片旗海構成的長城不斷蜿蜒。
五卅慘案之後的民族主義活動雖然只持續兩年，影響卻極為深遠。五卅運動直接撼動了當時與外國親善的中國軍閥。親英日的奉系領袖張作霖當時統治中國北方，慘案發生後，張作霖還認為「上海事件是小事情，相當容易解決。」到了 6 月 13 日，張作霖便以「衛國衛民、和平處世」維持秩序為名，命令兒子張學良進軍上海實行戒嚴。
然而，上海的情勢走向遠遠超出張作霖的意料之外。
同年 7 月，張作霖已經明顯感受到壓力，對中共宣傳的擴展感到十分驚慌。此外，他的最大敵手馮玉祥親善俄國，馮的反英言論受到廣大輿論的同情。張作霖曾經告訴英國使節，如果這時再對馮玉祥出手，恐怕將激起全國反對聲浪，「他的處境既艱且險。」
7 月下旬，張作霖又對英國武官說明，國民黨已經將他與英國畫上等號，甚至被國民黨宣傳為整個國家的敵人。已經成為眾矢之的的張作霖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自己軍隊的赤化，他相信國民黨的宣傳已經破壞了其軍隊的忠心。不僅如此，英國人還完全不了解他處境的困難，成日要求他以武力鎮壓上海罷工工人。張作霖非常確信，一旦他遵照了英國人的要求，那勢必將激起全國反對他的運動。
與張作霖的難處相比，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卻沒有這樣的問題。
五卅慘案引爆了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熱潮，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在這股熱潮中看見了自己的機會。李健民的《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向我們揭示在當時的中國裡，國共兩黨堅持對英的罷工抵制和不合作與北方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言詞激起人們國破家亡的悲憤情緒。
就拿〈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反帝國主義運動州告國民〉這份文宣來說，也許正是這些宣傳造成的廣大輿論同情，才終使得國民政府日後的北伐得以順利進行：
「辛丑和約......把我們的手、腳、全身絆得不能動彈，一直到現在還是不能動彈。」
「五卅以後，把全國各地蹂躪的血跡淋漓，絕不能空言反對所能推翻的，我們要建築作戰的營壘、鍛鍊作戰的實力，才可操必勝之權；」
「各慘案相繼發生，國內反帝國主義運動也隨著壓迫而高漲，我們應趁這個運動，團結我們的精神、集中我們的力量，斬斷各國給我們的鎖鏈——各種不平等條約。」
「不要膽怯.......我們失掉的，是身上的鎖鏈；得著的，是平等自由！」
據此觀點，本書首章先述慘案發生的背景和經過，繼則以當時中國全體民眾所做的主要工作──宣傳（第二章）、經濟抵制（第三章）和募捐（第四章）為內容，藉以明瞭全民總體的運作結合及孳育出來對各方面的影響（第五章）。
本書之作以中國外交部檔案、英國國家檔案，華洋貿易總冊等原始史料為骨幹，參以近年來出版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資料彙編，以及當年的報刊雜誌為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