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絕對沒想過他們就是特務！解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特務名單

揭開特務系統的面貌

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

說起「特務」，你或許聯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務裡》的硬漢英雄。但回到真實世界，當國家機器恣意濫權，情治機關不受監督的行動很可能造成社會集體恐懼，留下難以平撫的歷史傷痕。

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情治人員的身影猶如鬼魅，現身受難者的噩夢裡長年作祟，最終卻只在案卷上留下一個化名，再無線索。所幸，在這場對局裡，歷史學者並非毫無勝算。

長時間參與檔案解讀的林正慧，透過資料的交叉比對、歸納分析，已能破解部分神祕化名，辨識出情治組織與人員的真實身分。過往，「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是人們口中的情治機關代稱，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臺灣站」其實扮演了關鍵角色。

「除了廣布線民去蒐集情報，他們還滲透許多民間組織，反間、策動、影響輿情。」她以「保密局臺灣站」檔案為核心，逐步解碼這些不為人知的特務，直接或間接推動了哪些歷史事件。

特務頭子領軍，情報戰線網羅臺灣

時間回到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不久，一艘前往臺灣接運戰俘的美國軍艦在基隆港緩緩靠岸。船上有兩位自稱為上校的中國人，但真實身分其實是國民政府「軍統局」的特務──顯然在正式接管臺灣以前，情治系統已率先登島，佈建情報網絡。

軍統局的全名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最初為 1930 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務處」。對日戰爭期間，這個神祕組織由傳奇人物戴笠領導，逐漸發展為蔣介石政權最龐大的特務諜報機關，執行情報蒐集、暗殺、反間等各項祕密任務，同時防範敵方間諜的潛伏滲透。

當時的臺灣作為「敵方」領地，以及日軍展開南進的據點，自然也是重點偵查目標。1941 年，軍統局開始對臺展開情報偵蒐，設立專門的單位與訓練班，招募地緣關係相近的閩人、粵人成為特務，但尚未取得很好的進展。

待到二戰結束，軍統局才正式抵臺設立臺灣站。然而，在戰後初期，臺灣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比如中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警總（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與第二處、憲兵第四團特高組……等等。這些情報單位互不相謀、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複雜的情報體系。

臺灣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務

1946 年 8 月，由於輿論在戰後大力疾呼「取消特務統治」，蔣介石不得不將軍統局縮編為「保密局」，移轉出軍事國安、警察等業務，只專責各黨派的黨政情報工作。

保密局臺灣站也由林頂立擔任首任站長，展開情偵業務。然而，臺灣才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特務機關是如何進行組織運作？又如何佈建臺灣在地的情報系統？

從口述資料顯示，初期因為毫無地方網絡基礎，運作相當艱困。因此，除了陸續渡海來臺的情報人員，情治組織也開始吸收在地成員，特務群體的隊伍日益壯大。

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德輝。他原本是地方角頭流氓，進入特務系統後，便持續運用地方關係，祕密吸納各式社會人士，潛伏安插在不同行業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後來在二二八事件，許德輝也扮演非常關鍵的「間諜」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報傳遞

林正慧提到，當時臺灣的特務以情報蒐集為主。以保密局為例，在臺灣本島多縣市、澎湖都設立「組」，組之下則有「通訊員」、「運用人」（類似俗稱的線民）等基層特務。他們蒐集的情資，透過組、站乃至於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層一層往上呈送。篩選後的「重要」情報，最終傳遞到蔣介石眼前，成為決策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務組織在臺灣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根據已揭密的檔案，特務系統對當時臺灣局勢的危急性，或許有誇大的嫌疑，包含在軍隊抵達臺灣當日，便立即回報「情況萬分緊急，有隨時失陷可能」。他們上呈的報告，很可能影響了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以及後續一連串「清鄉」的決定。

檔案內容也顯示，臺灣站的通訊員佈下天羅地網，全面監控。不只在二二八當下，事件趨平息的中後期仍強力蒐集「叛亂」情報，四處舉報有嫌疑的逆黨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務系統，也趁機整肅異己，相互鬥爭、爭奪資源。情報網羅之密集激烈，甚至還會發生「互相踩線」，舉報到不同情治系統的「自家人」！

特務不只情蒐，更是推波助瀾的「反間者」

在二二八這場歷史性的災難，特務的角色遠遠超過傳遞情報或羅織罪名。他們同時參與了搜查逮捕、祕密處決，以及「清鄉」等浮濫捕殺的行動。從口述資料顯示，保密局站長林頂立便曾率領一千多名人員，公然搶劫、威嚇毆打，還進行逮捕處決等行動。

不過，最讓林正慧印象深刻的，是特務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間、分化手段，甚至趁機構陷誣告。

許德輝便是著名案例。當時，這名保密局特務滲透混入臺北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隨時上報人員、行動的情資，而且刻意煽動參與者的情緒，製造動亂。

他在現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為後盾」，激起民眾高漲的情緒。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現場喊聲滿堂，鼓掌不絕」，許德輝宛若義憤填膺的群眾領袖，不顧自身安危領隊向行政公署討回公道。

後來，他毛遂自薦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先向上級誣陷這些學生四處劫掠、暴力破壞，獲陳儀許可取得武器後，便以「預防不測」理由要隊員配戴。之後，他再暗中舉報隊員攜帶武器，意圖攻擊國軍！最終，多數學生不幸被捕罹難。

諷刺的是，保存在檔案中的「反間工作報告書」，清楚揭露了許德輝的真實身份，以及他陳述自己潛伏於處委會，趁機興風作浪的意圖。

間諜就在你身邊

另一個令人慨歎的故事，則是同時期發生在南部的黃媽典案。作為嘉義朴子的地方仕紳，黃媽典因為領導當地處委會遭到清算槍決，組織許多成員亦被逮捕繫獄。然而，後來解密的檔案資料明確揭示了一位與他關係親近的同黨友人，竟然是警備總部所吸收的「運用人」！

「看了檔案後會覺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說。

類似的故事在在顯示，當時情治單位對民間組織的滲透程度，已經讓人難以分辨孰為敵友。

綿密的佈線偵防，並不僅止於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檔案，可以看到特務機關長期監視的黑名單。由於二二八發生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傳統記事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單位遂把二二八關聯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記錄，不時派人前往盯哨，甚至連旁系親屬也經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嚴後的 1990 年代，這些「老大哥式」的監控也仍未完全結束。

「退休」後的特務們去了哪？

除了解開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組織、化名之謎，林正慧也考察比對大量檔案，循線追索事件落幕後，這些特務們去了哪？做了什麼？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潛伏，扮演威權領袖的耳目？

她將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特務整理成一份名單，蒐集各種史料，為每個名字建構「履歷」──包括這些特務的掩職與轉職。「掩職」指的是在職期間檯面上的公開職務，藉此掩護特務身分；「轉職」則是他們脫離情治機關以後的生涯發展。

林正慧表示，常見的掩職，一是縣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員，戰後情治人員普遍會以政府機關來掩職。另一大宗則是媒體業，這或許是因為記者調查訪問的工作性質與情報員相近，方便掩護任務。例如：1947 年林頂立籌辦的《全民日報》，旗下許多記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訊員。換句話說，整家報社幾可看成是情治單位的掩體。

特務群體的轉職，則顯得相當多元，舉凡國大代表、縣市首長、議員、警察局長、報社發行人、戲院老闆、宗教領袖，各行各業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你會忽然發現，這些人就存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著林頂立的名字說道：「1972 年的報紙還把他列入『最有影響力的 280 位臺灣企業領袖』，誰會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裡是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真相是第一步

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特務的生命史可能呈現不一樣的面貌。情報工作之外，他們也擁有自己的人際網絡與家庭關係，親友的回憶與口述，可能透露人性化的另一面。但所有這些故事，與這群人的特務身分並不相斥。

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戰後臺灣的特務群體，我會說他們是『協助國家暴力的暗黑力量」』

林正慧感慨地吐露心中感觸。

她認為，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諸多案例，特務所使用的刑求逼供、羅織罪名等迫害手段，已遠遠超出了合理正當範圍。某些情治人員也不僅僅只是執行工具人，扮演「平庸的邪惡」角色，而是有意圖地主動操縱局勢，從中牟取個人和組織利益。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特務的構陷無辜、煽動群眾，都很難以「維護國家穩定」之名，為他們辯護開脫。

這是一段同時牽涉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故事，面對「轉型正義」的責任與真相，歷史研究或許還要走上更長的一段路，才能適切地回應。但逐步揭開檔案中隱匿的人物與事件，是漫漫長路的第一哩。

「真相本身會展現更大的力量！」林正慧樂觀地說：「當更多的事實出現，共識才能凝聚。我相信，這會是大家繼續一起往前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