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慣標準語的人,往往會忘記語言是一個連續變體,包含各種方言,而強勢標準語往往會威脅少數語言的生存空間。我們或許都忽略了高地德語外還有低地德語,英國有好幾種凱爾特語;我們以為地圖一個顏色就講一種語言,其實不然。
我們或許都很迷信標準語,學日語要學東京腔,學韓語要首爾腔,要學就要學人家的「國語」。
但你或許應該記得,所有國語/標準語運動都是淚痕斑斑。
有一說是,標準語的迷信濫觴於法國。路易十三時法國內外交迫,當朝宰輔 Richelieu 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政府,認為國家需要控制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加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創建法蘭西學院,開始標準化法語。法國大革命後,一開始是雙語制,亦即保留地方語言的權利。但在雅各賓黨人上台後政策丕變。他們認為教育要平等,必須要有統一的語言方能達成。而地方語言的興盛只會讓地方封建主義復辟,人民心中只有地方而沒有國家。
後來歐洲各國都漸漸制定出自己的標準語,如以高地德語為基礎的書面德語,以摩拉維亞方言為基礎的書面捷克語等等。
時序演進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黑船來航,一連串打擊讓東方各國開始效法西方自強。上田萬年是日本明治時代的留學德國的國語學者,或許是有感於德國標準語運動的成效,回國後大力鼓吹國語運動,寫了一堆書:「国語論」、「国語学叢話」、「国語学の十講」….等等,也發表若干演說,強調國語的神聖性。
後來日本漸漸以東京方言為基礎,發展了日本標準語。
將國語兩個漢字賦予現代意涵的,是日本人,之後中國、韓國以及越南跟進,但這幾個地方都不是只有一種語言。事實上,世界上根本沒有地方只有一種語言,連拉脫維亞這樣不大的國家,境內也有波羅的海語族的小語種:拉特加萊語。
但在華人世界,早期國語這兩個字多半用在非漢族王朝時,統治民族的語言,比如:
(章宗)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為之感動,謂宰臣 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金史本紀章宗)
讀詔,先以國語宣讀,隨以漢語譯之。(元史 皇帝即位受朝儀)
騎射國語,乃滿州之根本,旗人之要務。(皇朝通典 兵十)
在歷史文獻中,國語常常和漢語相對,上面國語指的分別是是女真語、蒙古語、滿語。當時的「國語」不像臺灣今天的國語是強勢語言,反而是弱勢語言,不敵漢語。
但推廣國語的第一人,可能是雍正皇帝。
雍正六年上諭有言: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之音,不可通曉....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
也因此之後在「有問題的地區」設正音書院。臺灣當時隸屬福建省,自然也有正音書院,設在今日的臺南。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余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官話)
但是正音書院收效甚微,真正的國語文運動要一直到晚清才真正萌芽開展。
國語運動和言文合一息息相關,而全中國最早自行研發的注音符號,竟是廈門人盧戇章的切音。那時漳泉一代傳教士推廣羅馬拼音,用來拚閩南語、翻譯聖經。盧戇章受到啟發,寫了本課本「一目了然初階」,教大家快速認字。
這麼做是為了啟迪民智,他在切音新字序裡面說:
但話鋒一轉,卻又提到國語問題:
當時他絕對沒想到,自己所提倡的國語政策,到最後會讓閩南語這個在中國近代開言文一致第一槍的語言,面臨滅絕的危機。林輅存,號稱是中國史上第一個上書給皇帝建議拼音漢字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還算是個臺灣人。他 1879 年生於廈門,不久後隨父祖東渡臺灣,一家人定居淡水,甲午戰敗後再遷回福建。他雖然不過是福建的一個秀才,但因為維新期間剛好在北京工作,因此上書德宗(光緒皇帝)倡言推廣北京話,變法失敗後逃到東京。
他在上都察院書裡說:
當然,不會只有廈門人盧贛章在乎這件事,但他是最早,所以許多人認為他是濫觴。1900 年,王照出版「官話合聲字母」,獲得許多京官支持,如翰林院編修嚴修,京師大學堂總教席吳汝綸等人,又有勞乃宣的簡字全譜。但最早,大家還只是偏重言文一致,希望學子能夠快速上手,讓大家都能快速獲得閱讀能力。
一直到吳汝綸,才漸漸把重點從言文一致移向國語統一。
當時全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股救國的情緒,國語運動有很大一部分承擔這項任務。1902 年,吳汝綸赴日本考察,對日本以東京方言為基礎的標準語運動大為感動,回國趕緊上書,建議以「京城聲口統一天下」。
據說那時他在日本見到伊澤修二。伊澤修二何許人也?他是日本第一屆留美學生,弟弟曾任臺灣總督,他自己也曾是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更重要的是,他極力推廣國語。
當時席間伊澤修二對吳汝綸說:
三十年前,我們對面(指一位薩摩人)不能通姓名,猶如貴國福建廣東人之見北京人也。然今日僕與阿多君說話已無一點差異。這不過是在薩摩地方設立師範學校,教師範生學習國語,歸而傳授,得此效果。
吳汝綸在東遊叢錄裡說:
伊澤修二在他的著作「視話応用国語発音指南」(1902)裡的序也曾說:
可以估計成書當時,日本境內還沒有像現在一樣統一普及標準語。甲午戰敗後,大家紛紛向東看,吳汝綸自然也是。後來清廷要立憲,在分年籌備事宜清單裡,規定之後要在各級考試中加官話一科。1909 年,清廷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但沒多久後清廷就倒了。
改朝換代,人卻不會變太多,所以國民政府基本上繼承了晚清以來的國語運動。
民國元年,國府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
民國二年,召開讀音統一會,會員必須滿足下列四項資格之一:精通音韻、深通小學、通外國文字、熟悉諸多方言者。是年議決國音推行方法,其中第五條為:
五、中學師範國文教員及小學教員,必以國音教授。
之後有許多音韻上的爭論,諸如京國之爭(按:北京音跟國音──兼顧南北音──的爭論),但我想重點已經結束。那就是國語要建置,音要統一,而且教育機構規定要用這種語言執教。
可以看到,標準語的建制,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救亡圖存。因為中國沒有統一的語言,所以輸日本,而日本人也說,他們從歐洲學來的那套很管用,大家都講同樣的話,溝通很方便,教育也因此普及。這基本上和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標準語構想沒有甚麼兩樣: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
但是人家本來講自己的語言,突然要講你規定的,說是為了救國,不是每個人都心甘情願。因此各國都有相應措施:
法國給講布列塔尼亞語的同學掛狗牌,英國給威爾斯人掛 Welsh Not,日本給講琉球語的學生掛方言札;美國讓印地安學生吃肥皂,以洗去不潔的語言;北歐諸國把薩米人的小孩從父母旁奪走,直接安置在國語家庭。
雖然法國現在不給學生掛狗牌了,但法國憲法還是說:
從根本上就不承認其他語言。
時序演進至二十一世紀,政治版圖更迭,多元文化興起;大家漸漸意識到,一個國家不一定要用一種語言維繫,而規定國語也不必然打壓其他語言。
中華民國所繼承前清的國語政策之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亦即,中華民國做為政體本身,已無力承擔中國強不強的問題;而台灣作為歷史共同體,卻有必要維繫語言文化傳承,包含幾個弱勢漢語,以及李壬癸院士所稱的臺灣瑰寶:福爾摩沙南島語。
更不用說,中華民國行憲所及區域,有那麼多的人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即便政治光譜偏向統派,也必須注意,在中國大陸,近年來也有上海人說上海話、撐粵語等運動,極權國家尚且如此,民主臺灣豈能自甘於此?
是時候檢討國語政策了,國語推廣有其歷史背景,但人要往前走,不可守舊因循,現在完全不用推廣國語,反而要擔心國語造成的危害。講句不中聽的,國家亡了可以再革命獨立,但語言死了通常不可復回。切勿耽誤拯救語言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