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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慣標準語的人，往往會忘記語言是一個連續變體，包含各種方言，而強勢標準語往往會威脅少數語言的生存空間。我們或許都忽略了高地德語外還有低地德語，英國有好幾種凱爾特語；我們以為地圖一個顏色就講一種語言，其實不然。
我們或許都很迷信標準語，學日語要學東京腔，學韓語要首爾腔，要學就要學人家的「國語」。
但你或許應該記得，所有國語／標準語運動都是淚痕斑斑。
有一說是，標準語的迷信濫觴於法國。路易十三時法國內外交迫，當朝宰輔 Richelieu 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政府，認為國家需要控制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加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因此創建法蘭西學院，開始標準化法語。法國大革命後，一開始是雙語制，亦即保留地方語言的權利。但在雅各賓黨人上台後政策丕變。他們認為教育要平等，必須要有統一的語言方能達成。而地方語言的興盛只會讓地方封建主義復辟，人民心中只有地方而沒有國家。
後來歐洲各國都漸漸制定出自己的標準語，如以高地德語為基礎的書面德語，以摩拉維亞方言為基礎的書面捷克語等等。
時序演進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黑船來航，一連串打擊讓東方各國開始效法西方自強。上田萬年是日本明治時代的留學德國的國語學者，或許是有感於德國標準語運動的成效，回國後大力鼓吹國語運動，寫了一堆書：「国語論」、「国語学叢話」、「国語学の十講」….等等，也發表若干演說，強調國語的神聖性。
後來日本漸漸以東京方言為基礎，發展了日本標準語。
將國語兩個漢字賦予現代意涵的，是日本人，之後中國、韓國以及越南跟進，但這幾個地方都不是只有一種語言。事實上，世界上根本沒有地方只有一種語言，連拉脫維亞這樣不大的國家，境內也有波羅的海語族的小語種：拉特加萊語。
但在華人世界，早期國語這兩個字多半用在非漢族王朝時，統治民族的語言，比如：
（章宗）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為之感動，謂宰臣 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金史本紀章宗）
讀詔，先以國語宣讀，隨以漢語譯之。（元史 皇帝即位受朝儀）
騎射國語，乃滿州之根本，旗人之要務。（皇朝通典 兵十）
在歷史文獻中，國語常常和漢語相對，上面國語指的分別是是女真語、蒙古語、滿語。當時的「國語」不像臺灣今天的國語是強勢語言，反而是弱勢語言，不敵漢語。
但推廣國語的第一人，可能是雍正皇帝。
雍正六年上諭有言：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之音，不可通曉....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
也因此之後在「有問題的地區」設正音書院。臺灣當時隸屬福建省，自然也有正音書院，設在今日的臺南。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余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官話）
但是正音書院收效甚微，真正的國語文運動要一直到晚清才真正萌芽開展。
國語運動和言文合一息息相關，而全中國最早自行研發的注音符號，竟是廈門人盧戇章的切音。那時漳泉一代傳教士推廣羅馬拼音，用來拚閩南語、翻譯聖經。盧戇章受到啟發，寫了本課本「一目了然初階」，教大家快速認字。
這麼做是為了啟迪民智，他在切音新字序裡面說：
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接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新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
但話鋒一轉，卻又提到國語問題：
又當以一腔為主腦，十九省當中，除廣福台而外，其餘十六省，大概屬官話。而官話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化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
當時他絕對沒想到，自己所提倡的國語政策，到最後會讓閩南語這個在中國近代開言文一致第一槍的語言，面臨滅絕的危機。林輅存，號稱是中國史上第一個上書給皇帝建議拼音漢字的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還算是個臺灣人。他 1879 年生於廈門，不久後隨父祖東渡臺灣，一家人定居淡水，甲午戰敗後再遷回福建。他雖然不過是福建的一個秀才，但因為維新期間剛好在北京工作，因此上書德宗（光緒皇帝）倡言推廣北京話，變法失敗後逃到東京。
他在上都察院書裡說：
倘以盧贛章所創閩音字學新書，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則皇靈所及之地，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年同書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婦孺皆能知書。
當然，不會只有廈門人盧贛章在乎這件事，但他是最早，所以許多人認為他是濫觴。1900 年，王照出版「官話合聲字母」，獲得許多京官支持，如翰林院編修嚴修，京師大學堂總教席吳汝綸等人，又有勞乃宣的簡字全譜。但最早，大家還只是偏重言文一致，希望學子能夠快速上手，讓大家都能快速獲得閱讀能力。
一直到吳汝綸，才漸漸把重點從言文一致移向國語統一。
當時全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股救國的情緒，國語運動有很大一部分承擔這項任務。1902 年，吳汝綸赴日本考察，對日本以東京方言為基礎的標準語運動大為感動，回國趕緊上書，建議以「京城聲口統一天下」。
據說那時他在日本見到伊澤修二。伊澤修二何許人也？他是日本第一屆留美學生，弟弟曾任臺灣總督，他自己也曾是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更重要的是，他極力推廣國語。
當時席間伊澤修二對吳汝綸說：
三十年前，我們對面（指一位薩摩人）不能通姓名，猶如貴國福建廣東人之見北京人也。然今日僕與阿多君說話已無一點差異。這不過是在薩摩地方設立師範學校，教師範生學習國語，歸而傳授，得此效果。
吳汝綸在東遊叢錄裡說：
今年春，僕曾遊薩摩，見學生之設立普通話研究會者，到處皆是。所謂普通話者，及東京語也！
伊澤修二在他的著作「視話応用国語発音指南」（1902）裡的序也曾說：
他日、モシ國語統一問題ガオコッテキテ、ソノ資料トモナルコトガアッタラバ、著者ノ望外ノ光榮ダトモウサネバナラヌトオモフ。（若是往後國語統一問題因本資料而成功的話，便是作者極大的光榮。）
可以估計成書當時，日本境內還沒有像現在一樣統一普及標準語。甲午戰敗後，大家紛紛向東看，吳汝綸自然也是。後來清廷要立憲，在分年籌備事宜清單裡，規定之後要在各級考試中加官話一科。1909 年，清廷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但沒多久後清廷就倒了。
改朝換代，人卻不會變太多，所以國民政府基本上繼承了晚清以來的國語運動。
民國元年，國府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
民國二年，召開讀音統一會，會員必須滿足下列四項資格之一：精通音韻、深通小學、通外國文字、熟悉諸多方言者。是年議決國音推行方法，其中第五條為：
五、中學師範國文教員及小學教員，必以國音教授。
之後有許多音韻上的爭論，諸如京國之爭（按：北京音跟國音──兼顧南北音──的爭論），但我想重點已經結束。那就是國語要建置，音要統一，而且教育機構規定要用這種語言執教。
可以看到，標準語的建制，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救亡圖存。因為中國沒有統一的語言，所以輸日本，而日本人也說，他們從歐洲學來的那套很管用，大家都講同樣的話，溝通很方便，教育也因此普及。這基本上和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標準語構想沒有甚麼兩樣：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語言。
但是人家本來講自己的語言，突然要講你規定的，說是為了救國，不是每個人都心甘情願。因此各國都有相應措施：
法國給講布列塔尼亞語的同學掛狗牌，英國給威爾斯人掛 Welsh Not，日本給講琉球語的學生掛方言札；美國讓印地安學生吃肥皂，以洗去不潔的語言；北歐諸國把薩米人的小孩從父母旁奪走，直接安置在國語家庭。
雖然法國現在不給學生掛狗牌了，但法國憲法還是說：
“La langue de la République est le français”（共和國的語言為法文。）
從根本上就不承認其他語言。
時序演進至二十一世紀，政治版圖更迭，多元文化興起；大家漸漸意識到，一個國家不一定要用一種語言維繫，而規定國語也不必然打壓其他語言。
中華民國所繼承前清的國語政策之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亦即，中華民國做為政體本身，已無力承擔中國強不強的問題；而台灣作為歷史共同體，卻有必要維繫語言文化傳承，包含幾個弱勢漢語，以及李壬癸院士所稱的臺灣瑰寶：福爾摩沙南島語。
更不用說，中華民國行憲所及區域，有那麼多的人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即便政治光譜偏向統派，也必須注意，在中國大陸，近年來也有上海人說上海話、撐粵語等運動，極權國家尚且如此，民主臺灣豈能自甘於此？
是時候檢討國語政策了，國語推廣有其歷史背景，但人要往前走，不可守舊因循，現在完全不用推廣國語，反而要擔心國語造成的危害。講句不中聽的，國家亡了可以再革命獨立，但語言死了通常不可復回。切勿耽誤拯救語言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