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的明星動物與人類的明星一樣，種類一直隨著時間而變化，園方除維持一些各動物園常會飼養的大型動物外，也常不斷追求蒐集更多所謂珍奇動物以吸引遊客，而這些動物便可稱為明星動物。[1]
依研究者的看法，明星動物通常來自以下數種：異國風動物、大型貓科動物、大型蛇類、能表演技藝娛樂觀眾且機伶又積極的動物、所有幼年動物、靈長類、熊與企鵝等可呈直立姿勢的動物。[2]
就臺灣近代動物園的明星動物而言，除熱帶地區特有的大蛇外，大型哺乳類動物中的虎、獅、猿、象等是當時遊客注目的焦點，而河馬及長頸鹿則是日本內地動物園的珍奇動物；臺灣到戰後 1958 年及 1976 年才購入長頸鹿、河馬。獅子雖受遊客喜愛，是動物園內不可少的動物，但繁殖力較強，並不算罕見，相較之下老虎更形珍貴。
而人格化的命名，則可以看到明星動物與人類關係的一個面向。在希伯來文化中，神在創造世界的第五天及第六天創造了動物與人，然後將各樣動物帶到第一個人亞當面前，「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3]可知在此文化中，人為動物命名，既彰顯神的美好創造，同時宣示人對動物的管轄。
動物文化史研究者哈莉特認為，近代在動物分類上專業命名法的產生，也是人類宣示對自然界知識的主宰地位。[4]這種專業命名是以動物各自的族類為對象，而圈養動物者賦予單一動物一個人格化的名字，則進一步將此動物納入人類的社會文化中，某種程度強化人與動物的私密關係。
動物園內眾多的動物僅有少數被命名，擁有名字的動物通常較受大眾關注，事實上也常是貿易中較昂貴的動物。受到命名的動物有名而無姓，非屬一家一氏，養在動物園中，透過叫喚其名，拉近遊客對牠的親近感，可以說有意被塑造成市民、甚至國民的寵物。
臺灣動物園第一次公開為動物命名──也是戰前唯一的一次──是 1935 年為一對透過日商從新加坡購買的馬來虎舉行。公開對外徵求命名是要增加市民的參與感，事實上，決定權仍操之於經營者。[5]如同動物學者對動物的分類命名，顯示研究者在知識上的權威，動物園為動物命名的稱呼與儀式，也代表擁有動物者對動物的轄制權，並反映出命名者的社會文化背景。[6]
1935 年與馬來虎同時入園的動物，另有非洲斑馬及狒狒，但僅馬來虎得到命名的機會，顯示牠在園方估量中居於上位。這次命名有 185 位民眾參與應募，動物園特別選在五月五日兒童日（子供の日）宣布最後決定，這是因為兒童是動物園的重要對象。
命名儀式在虎檻前舉行，動物園的代表動物象君也被安排出席，披著臺北市徽的布巾在檻前跪後足，以鼻向虎致上祝賀之意，滿足了人們期望在都市空間裡構築一個動物和諧相處的樂園想像。最後由該園最高主管──臺北市尹宣布選定的名字：雄虎是「猛雄」，雌虎是「破魔子」，隱然象徵市尹是園內動物的家父長，擁有決定命名的權力。[7]
戰前圓山動物園內最常被報導的代表動物，或許非大象莫屬。這頭亞洲象因軀體是園內最龐大的，被視為動物之首，官方在動物園舉行儀式時都安排牠擔任動物代表。1940 年新改建的圓山動物園大門（第二代），也以象為入門意象，在大門旗桿正下方牆面刻繪著兩隻朝天站立、揚起象鼻的象。[8]象因身形巨大而常與壯盛的權威聯結，中國史上，明清時期也曾利用象來代表皇室朝廷的威儀，設置馴象所，飼養安南、緬甸進貢的象，在大朝或行幸時由象前導助威。[9]
被臺北動物園圈養的第一頭母象來自緬甸，如何被捕獲則無史料可徵。其於 1926 年入圓山動物園，戰後（1950）因風濕性心臟病而亡故。且戰爭末期沒有被列入「猛獸處分」名單中，是當時日本帝國圈內少數歷經戰爭而倖存的大象。[10]這頭象並沒有由公眾命名，剛到臺灣時，以七歲的幼齡而被暱稱「マーちゃん」（Ma-chan），[11]但之後的報導多不再提此名，而以族群種類擬人化稱為「象君」，如同園內的狗被稱為「犬君」，或老虎被稱為「虎君」一般。
圓山成立動物園後，民間一直期待購象，如 1919 年記者報導即以尚未購象為憾。[12]到了 1923 年，動物園購買大象一事被列入東宮皇太子（即後來的昭和天皇裕仁）臺灣行啟紀念事業，透過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向暹羅及印度方面接洽，費時約三年，而於 1926 年八月選定。
象君與馴養人於八月十五日從新加坡搭上貨船山形丸，[13]取道香港，九月十日抵達基隆，由火車貨櫃送到臺北車站，在許多戴著斗笠的勞力者圍觀下，走上三線道（今忠孝西路），臺北市太田市尹則從辦公廳衙出迎。之後象君被引導轉入勅使街道（今中山北路），漫步朝向圓山，途中還因好奇而走入梅屋敷（今國父史蹟紀念館）。搬遷過程對動物而言，是最脆弱且易受驚嚇的時刻，如前述 1935 年透過日本動物商從新加坡購買動物來臺，在新加坡港口要上船時，就有一匹馬因馬頭折斷死亡，[14]幸好象君平安無事抵達。
象君剛到圓山動物園時，象舍僅約十六坪大，但臺北市官方認為十分寬廣雄偉，符合觀覽需要，也與象的巨大體型相稱。市尹特別向市民說明象每天的食量及花費：成象每天需要水一斗、米四升（八十錢）、鹽兩百瓦（十錢）、麵包四十個（一百二十錢）、青草及番薯等（一百九十錢），但因為還是小象，大約只要一半數量，亦即總共花費兩圓。市尹並說明，未來經過訓練，象君可從事表演。[15]
象君入園數月後，確實成功吸引「數倍於前」的民眾到訪動物園，尤其是由父母帶來的兒童。從首次露面的照片，可看到牠脖子繫繩，象鼻倚靠欄邊，與撐著洋傘、帶著孩子的婦女等出遊家庭人潮貼近互望。民眾不只是從欄外觀看，在特定假日也可騎乘。記者捕捉了飼養人餵食的場景，象君在欄邊揚起象鼻，張大嘴，迎向飼養人的食物，呈現溫馴可人的樣貌。[16]
報導中也描寫了牠從聽緬甸語到日語的過程，經過馴養師重新教導，牠漸聽懂日語的命令，而能接受指揮坐下或站立。[17]從昭和五年（1930）起，每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象也擔任臺北動物園動物慰靈祭中人類之外的動物代表。[18]牠會在祭典中穿著大紅禮服，面向滿布花環及供品的「群生精靈」牌位祭壇前，跪下後肢並燒香。[19]
日治至戰後初期，圓山動物園一直只飼養一頭母象，二十三年間均無同族類與牠一起生活。這純為財政考量，因臺北市政單位無力採購其他大象。自然界中象群具有緊密的社會生活，且有長途遷移覓食的習性，這些象的自然性完全無法反映在動物園的圈養環境中。
此象在十二歲時曾發脾氣而傷及使用夫，被園方淡化為「舐園丁頰」之「惡作劇」，同時傳聞有兒童穿越柵欄進入象圍內，「亦被象舐之口鼻」。後面這則消息園方雖表示聞所未聞，但經過檢討，兩年後象君入住了較前寬敞的新居，顯然因為意外事故發生，園方重新考量並改善了象君的生活空間問題。[20]
對於動物與棲地之間的重要關係，畫家立石鐵臣在觀覽動物園自恃擁有的「珍獸」羆（棕熊）與猩猩時，曾發出深深的感喟。他注意到臺灣動物園的風土對棕熊與猩猩都極不適當：棕熊原棲息於寒帶，猩猩住在森林裡，這兩個特色都不屬於圓山。
他呼籲人們好好看一下柵欄裡的羆，牠為了適應臺灣風土，被烈日豪奪，全身的毛都掉光了，卻仍如此「儼然地」在柵欄內過完一生。至於猩猩，立石稱牠是天真爛漫的美好造物，他自詡是行家，知道北京熊掌料理與廣東的某族料理最令人嫌惡。他極仔細地觀看猩猩在檻內的靜與動，觀察到牠在檻內不斷反覆地舉手抬腿，跳搖搖舞以及打哈欠。[21]
立石看到的猩猩是當時日本有名的動物明星──有「東洋第一」之稱的紅毛猩猩「一郎君」。[22] 1925 年來自婆羅洲的一郎，直到 1944 年因肺炎過世前，不僅大受臺北市民喜愛，也被視為「國寶」級動物。
圓山動物園 1940 年出版的園內動物集便以一郎為封面，四○年代臺北市役所出版的各種有關動物園的簡介，所列出的「著名動物」也都以猩猩為首，此外依序列出：白手長猿、高砂豹（雲豹）、臺灣山貓、臺灣麝香貓、白眉心（臺灣鼬獾）、水鹿、花鹿、羌仔、大蝙蝠、王冠鷲、臺灣角鷹、小紋鷓鴣、竹雞、加令、白頭等。[23]除猩猩外，這些動物許多產自臺灣，而上述大象、獅、虎等外來動物並未列名其中。
早在 1936 年，一郎就在書面審查的動物大賽中奪標，而於動物祭上受表揚，得到大阪動物園的鑑定表彰狀，證明牠在日本帝國動物圈內崇高的地位。表彰狀上記載：
該狀同時提及，一郎在嬰兒期就由在婆羅洲開業的日本醫師送給臺北醫專校長堀內次雄博士，先養在師範學校，不久送入圓山動物園，因為養得好，日本內地動物商向園方開價萬圓，但園方不允割愛。且因婆羅洲當局已禁止猩猩輸出，臺北市役所為尋找一郎的另一半正大大費神。[24]
然則長年獨自被關在檻中的一郎，在盛況的背後，其實也有情緒不穩的問題。除了長期有搖晃身體的刻板行為，1940 年牠更咬掉修屋頂的師傅兩根手指，並拉扯老園丁、咬臉嚙足，讓老園丁休養了兩個月才痊癒。[25]
詩人楊雲萍曾在 1943 年寫下〈動物園詩抄〉，描寫園中的猩猩及鱷魚，無論是否藉詩自況戰時的苦境，筆端仍寫出了園中動物身處單調的人工環境、遠離自然的哀傷；老猩猩所處的獸檻僅兩間（3.636 公尺）大小，空間狹隘，像一個時空停滯的場所，置身其中的猩猩早晚不斷抓欄杆狂搖，像要抖落昔日生活在深山時自由的回憶。[26]
戰爭末期（1943），一郎也和象君一樣，逃過動物園的「猛獸處分」政策，理由是牠具有國寶級的身分，只要加強獸檻保固即可。但牠沒躲過戰爭期間疾病的折磨，死於 1944 年，並由臺北著名的剝製師古平氏製成標本。[27]
戰後圓山動物園最有名的明星動物是亞洲象林旺及馬蘭，後者是 1952 年透過動物貿易商古凡公司（the Goon Vanit）自泰洽購，價格一千三百五十美元，入園後被訓練作動物表演以及在慰靈祭時代表動物致祭；而前者則是 1954 年由孫立人將軍贈與該園，在戰爭時期是日軍在緬甸的工作象隊成員，被役使搬運彈藥及補給品，孫立人滇緬遠征軍俘擄象隊（十三頭大象及四名馴象師）後，沿滇緬公路帶入雲南，經貴州、廣西到廣東，沿途利用象隊從事簡單的表演賺取飼料費，象隊不受控制時，軍人便用火燒其屁股以驅趕牠們行走。
到廣州後，部分大象分送給北平等城市動物園或大學，輾轉到達臺灣時只餘兩頭，圈養在鳳山陸訓部（後來的陸軍官校），其中一頭大象病故後，另一頭便因吳三連的引介而被送到圓山與母象配對。
關於兩頭象的命名，在遠征軍時期，軍人喚公象「阿妹」；1954 年送到臺北配對時，母象被稱為「瑪小姐」，公象則更名為「林王」；1967 年，母象則已被稱為「馬蘭」，公象也改為「林旺」──但 1978 年時，還有小朋友暱稱公象為「阿林」，之後兩者的名稱才定著為林旺與馬蘭。兩象在臺北新舊動物園約半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病歿，死後製成標本，以另一種生命形式延續牠們在動物園的展示價值。[28]
動物園將兩象擬人化、寵物化，以人類社會主流觀念的一夫一妻組合形塑牠們，[29] 強調母象隨侍公象，但公象常施虐母象，記者稱為「家暴」。林旺被認為脾氣暴躁，因此一腳曾被鐵鍊綑鎖二十五年，也造成牠在壓力下產生搖晃的刻板動作。而馬蘭則曾於 1975 年，因餓、冷、發情及空間侷促等不適，而以鼻擠死一名飼養工。
這兩頭象是臺北動物園著意宣傳的重要動物明星，園方自 1983 年起，年年為公象林旺慶生，讓大象成為市民共有的寵物，在官長的主持下聚集喧譁的人潮，創造節慶活動式的動物園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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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
以嶄新的視角探討人與動物生命的交錯
書中著眼臺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的臺北圓山動物園，集中探討動物園在面對民間、國家、戰爭與環境變遷之際，呈現哪些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是如何被凝視、想像與操作。本書不僅是臺灣首部動物文化史，更是一部宏觀的自然史與生命史，透過爬梳動物與人類社會相遇的過程，進一步思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之道。
[1] 即綜合動物園中所謂集郵式的動物蒐集。
[2] Henri Ellenberger, “The Mental Hospital and the Zoological Garden”, in Joseph Kraits ed., Animals and M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4), pp. 68-71. 引自：渡邊守雄等，《動物園というメディア》（東京：青弓社，二○○○），頁三六。
[3] 見《聖經．創世記》二：一九後段。
[4]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p.12.
[5] 如一九三三年上野動物園為新入園的兩頭「珍稀動物」長頸鹿公開徵求命名，原來在馬戲團中，牠們的名字是阿里與才妲，經過決選，徵得的新名是長太郎與高子。高島春雄，《動物渡來物語》，頁三九～四○。
[6] 戰爭時期日本帝國內某些動物園內的異國動物，因政治因素而被更改為符合政治意涵的新名，如京都動物園於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間向私人動物園購買大象卡雅尼（Kalyani），入園後更名為「共榮」，即為一例。Mayumi Itoh, Japanese Wartime Zoo Policy: The Silent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Kindle Loc1390, 1397.
[7] 〈虎夫婦の名前 一般から募集 命名式は五月五日〉，《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版二；〈虎に命名 雄は猛雄﹑雌は破魔子〉，《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版七。動物園的動物由行政首長命名，在戰後也有很好的例子：一九五九年動物園公開徵求為新購的長頸鹿命名，有五百多位民眾參與，最後由市長決定為苑春；一九七七年初，動物園新生四頭豹，被行政院長蔣經國命名為東、西、南、北。行政首長的權威，甚至直接反映在被命名的動物身上，如一九七五年新生的三頭小老虎對外徵求名字，得到的建議中，有以園長為名的（虎王、虎光、虎平），也有希望用市長或省主席之名（豐緒、東閔），建議者的理由是「欽佩謝主席與張市長為民服務的精神」，「希望他們今後做事虎虎有威」，但不知這是否是一種藉參與命名而提出的反諷。〈動物園新客不寂寞 五百餘人爭為命名 將擇優送請市長選定〉，《中央日報》，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四日，版四；〈蔣院長應新聞同業之請 替動物園四隻小豹 取名「東、西、南、北」〉，《中央日報》，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版六；〈替虎娃擬名為豐緒 盼市政虎虎有生氣〉，《聯合報》，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版三。
[8] 這個新門面是在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四月三日，配合神武天皇祭紀念日完工，花費四千餘圓。〈見事に出來上つた 動物園の表門 二頭の象がお出迎へ〉，《臺灣日日新報》，一九四○年四月七日，夕刊版二。
[9] 瀧川政次郎，〈北京と象〉，《東亞學 第一輯》（東京：日光書院，一九三九），頁二二三～二三六。
[10] 雖然沒有被殺，但象舍加了兩重的鐵檻，並且做了石造防彈壁，象腳也上了鐵鎖。戰爭結束時，日本本土全部的動物園僅餘兩頭大象未被屠殺，而帝國圈內總共有五頭大象留下，其他十五頭被人們「處分」。有關戰爭時期的動物處分政策，請參考本書第三章。
[11] 「マー」（Ma）可能由南洋馴象者命名，「ちゃん」（chan）是日語中對關係親近者的愛稱，戰後譯為「瑪小姐」，或直稱其名「瑪」。〈圓山動物園の人氣者マーちやん〉，《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版三。
[12] 〈秋晴の動物園〉，《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版七。
[13] 山形丸是屬於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的貨船，由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所建於一九一六年，總噸數三八○○噸，載重噸位六三一一。
[14] 〈載到動物 虎狒狒縞馬〉，《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版八。
[15] 〈圓山動物園へ 愈々乘込む ビルマの巨象 今から人氣を獨りて背負つてる〉，《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夕刊版二；〈圓山の動物園へ來る象さんの出發 八月十五日に新嘉坡を〉，《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夕刊版二。
[16] 〈御愛嬌ものゝ象君〉，《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年三月十九日，版六。
[17] 原本來臺前，坐的命令語是「ソン」（son），站是「トン」（ton），經馴養師重新訓練後，改為日語的「坐れ」（suware）及「立て」（tate）。〈圓山動物園の人氣者象君 孃ちやん坊ちやんを 背中に乘せる〉，《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版五。
[18] 一九三○年舉行的其實是第二屆的動物慰靈祭，但因資料不足，無法確定象在前一年（一九二九）第一屆動物祭中曾出席擔任致祭代表。〈人間や動物の盛んな參列 動物代表﹑象君の燒香 臺北基隆各日曜學校主催 圓山動物園の動物祭〉，《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版三。
[19] 〈眞赤な晴着の象君もお詣り圓山で動物慰靈祭〉，《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夕刊版二。
[20] 一九三三年完工的象舍仍持續使用到戰後，當時費一萬圓修築，是鐵筋水泥建築。〈動物園の象君に 頰へたをなめられ カスリ傷を負ろた園丁 近頃圓山に起つたナンセンス〉，《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版六；〈象君が新宅に引越 三十日に〉，《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版七。
[21] 所謂搖搖舞，可能是關檻日久而產生的刻板行為。立石鐵臣，〈羆と猩猩〉，《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版六。
[22] 《臺北市概況（二）》，一九四○年，頁八○～八二。
[23]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政二十年史》，頁八○八。
[24] 引文原為日文，經筆者漢譯。〈圓山動物園の猩猩一郎君に 日本一の折紙つく 動物コンクールで表彰さる〉，《臺灣日日新報》，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夕刊版二。一郎過世前已長到一百五十公分，坐時高度有一百公分，最長的毛亦達一公尺。高島春雄，《動物渡來物語》，頁二二。圓山動物園曾考慮以南美狒狒與一郎配對，但無後續報導。〈圓山動物園便り 珍客マント狒狒君の入園と猩猩一郎君にお嫁さん候補〉，《臺灣日日新報》，一九四○年二月三日，夕刊版二。
[25] 〈圓山動物園便り 珍客マント狒狒君の入園と猩猩一郎君にお嫁さん候補〉，《臺灣日日新報》，一九四○年二月三日，夕刊版二。
[26] 楊雲萍，〈猩猩他一篇──動物園詩抄のうち〉，《臺灣時報》，二八二號，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頁九八～九九。楊雲萍此動物園詩系列另撰有虎一篇，但未正式發表。
[27] 高島春雄，《動物渡來物語》，頁二二。戰後動物園雖成立標本室，但因時日既久，保存不易，多半蛀壞。
[28] 〈虎豹身價談妥 走獸交易訂約 動物園裏準備迎賓〉，《聯合報》，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版二；〈動物園五食客 今日可以出籠 大象昨日自吃甘蔗 花豹不時暴吼如雷〉，《聯合報》，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二版；〈小朋友！猜象 猜對了，有獎〉，《聯合報》，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版三；羅曼，〈為慶賀昔日戰友六六壽誕而作 大象林旺的故事〉，《聯合報》，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版八；張夢瑞，《林旺與馬蘭的故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三），頁一二～二九。
[29] 人類的一夫一妻型態，其實與大象的自然習性相距甚遠：大象的基本家庭單位包括一位女族長、她的雌性親屬，以及包含兩性的未成熟後代。成熟的雄象會獨自流浪，或是加入未交配過的雄象組成的鬆散集團。薇琪．柯羅珂（Vicki Croke）著，林秀梅譯，《新動物園：在荒野與城市中漂泊的現代方舟》，頁一四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