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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唐獎得主—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1959 年移居巴爾的摩，14 歲時，宇文所安在圖書館初讀中國詩歌，從此與中國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1972 年宇文所安獲得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博士學位，後隨即留校任教。1982 年轉至哈佛大學任教，51 歲即獲哈佛大學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特級教授（James Bryant Conant University Professorship）榮譽，並於今年（2018）從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比較文學系榮退。
宇文所安的漢學研究肇始於博士論文《韓愈與孟郊的詩歌》，復以《初唐詩》、《盛唐詩》等唐詩研究為核心，拓展到中國文論、中國文學史、比較文學等領域。將近半世紀的學術生涯，宇文所安共出版十五本研究論著。每一本書籍問世，都在中西漢學界引起廣大迴響。即使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也盛讚宇文所安是美國漢學界第一人。
我希望大家如此看待拙作：在中國傳統裡，這些書提供了另一種沒人意識到的可能性。[1]
綜觀宇文所安的學術研究，不變的核心關懷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傳統在現代如何獲得新的生命力。他思考包含了如何突破「傳統」，也包含對「傳統」的再發現。對於文學作品的通說定論，宇文所安追問的是那些不假思索即為人認定的「傳統」、「經典」、「名家」，是經過哪些時代、哪些人、出於何種目的而過濾下來，成為無須檢證的共識？欲使千年以前的文學傳統恢復活力，就必須要以有別以往的視角重新審視文學作品。
在變化與再解讀當中，探索文學研究者的精神
我們沒有固定的文本，沒有可靠的源頭，只有一部充滿變化和可以一再解讀的歷史。
──《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2]
宇文所安認為後世定型的文本，乃經歷過一個流動變化的過程。因此，文本本身具流動性、不確定性等特點。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是隨著時間流逝緩慢發生變化的一組文本，可以說明這點。現存各種版本的《詩經》中發現大量同音異形的字，是《詩經》版本來自口頭記錄的實際證據，也可以說明這點。所以《詩經》沒有一個可追溯的「原始版本」，《詩經》不屬於文學史中的任何一個特殊的時刻，所屬於係一漫長的時期。
宇文所安還提醒道：我們不可忽視文學文本的物質性對還原文學世界的影響。文本一如家用器物可以選擇取捨，所以文本的保存與流傳也受到作者、抄寫者、編纂者等多重社會因素所制約。舉例言之，一般認為〈懷沙〉是屈原在自沉汨羅江之前所寫的，但宇文所安從物質文化的角度質疑在當時的媒介條件下，屈原將〈懷沙〉付諸書面的可能性。「寫」一文本與「寫下來」一個口頭流傳文本之間，存在著非常重要的差別。
文本從口述到寫定、傳播的過程充滿著不確定。在擁抱不確定的文學研究中，我們一直借以理解文學的種種現象逐漸變得模糊，邊緣和疆界逐漸溶化。過去認為十分明確和穩定的「時代」、「作品」和「作者」原來都可能只是一些複雜的變化過程。文學研究者的職責，就是通過文本細讀還原文學發展那犬牙交錯的邊界。
以創新視角與文本細讀，建立理解經典新法
我們寫文學史是為了理解這些偉大作家是如何出現的，以及偉大作家出現的社會條件和文學語境。
──王寅，〈「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專訪宇文所安〉，《南方週末》2007.4.5，D28 版。[3]
詩人創作的意識世界會隨著給予其支撐的文化變遷而消亡，且我們和屬於另一個時代文明的的閱讀規則中，存在著不可逾越的復現障礙。面對百千年以前的文學作品，一位優秀的現代讀者不僅止於是文字的考古學家，還必須致力於恢復古代詩人與讀者的文學背景與情境。透過文本細讀與歷史想像，宇文所安為被標籤化、概念化的文學作品，注入歷史骨架，重塑文化血脈，還原文本的肉身。
文本是歷史發展的沉澱物，優秀的讀者必須自覺地意識到我們與文本之間的距離與障礙。但先驗的印象和麻木的眼光，常使我們因為過於熟悉而疏遠。談到杜甫的詩歌創作的底蘊，現代中文讀者總喜歡相信一套名為儒家思想的價值觀。然而宇文所安所看到的「卻是過去兩千多年裡，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戲劇性變化的一系列價值觀。」他認為杜甫的偉大，來自創作的多樣化，而非任何一種單一的特質。
創新視角和文本細讀是宇文所安發現文本與歷史的間隙的最佳利器。在歷代文人的眼中，李清照與趙明誠是志趣相投、感情深厚的一對佳偶。宇文所安從〈《金石錄》後序〉「我們」到「我」人稱代詞的迭代中，讀出趙明誠對藏書的異化，以及李清照對趙明誠的「毫無分香賣履之意」的抱怨。
關於如何識別經典文本，宇文所安認為比較合理的作法是通讀詩人和他同時代的作品，通過歷時演變和共時系統的對應參照，在復現的文學語境中了解經典之所以為經典的過人之處。如王維名作〈過香積寺〉，突破當時套用樣版的創作同溫層，通篇未提香積寺之壁畫建築。藉由同時期數百首遊廟詩的比對，才會發現王維此作之藝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宇文所安的著作不若常見的學術文章連篇累牘的註腳，具有很高的可讀性。《追憶》論述中國古典文學中，人們面對過去的東西，所產生的一種特定的創作心理和欣賞心理。即採用融合中國式感興的西方散文（essay）筆法，將學術思辨納入文學形式，展現宇文所安出入古今的靈動思維。
即使《追憶》一書以敏銳細膩的洞察力結合引人入勝的敘述筆法，廣受中西學術界好評，但宇文所安卻不囿於迎合市場的自我複製，不斷探索新的文本、新的研究視角與寫作手法。不同背景的讀者閱讀宇文所安的著作，總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
讓中國古典文學成為世界遺產的推手
如果一個詩人的聲音被織入一種特殊的語言之網中，並且一旦離開就自行消散，重組這一聲音和歸還這一身份就成為譯者的任務。
──《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頁 79。[4]
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推廣，翻譯是宇文所安另一項不容忽視的成就。身為譯者，宇文所安自詡為中國文學的經紀人，透過編譯事業，宇文所安把中國古典文學介紹給英語世界的讀者。除了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1992，《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及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文學選集》） 兩部編譯著作。歷時八年，宇文所安以一人之力翻譯現存 1400 首杜詩，終於在 2015 年出版六巨冊《杜甫詩》，這也是第一部學術性的杜詩全譯著作。
為保有原作多義歧想的審美意境，宇文所安採取聲口各異的異化翻譯策略，讓西方讀者一看，就知道這是杜甫的，那是蘇軾的，而不是其他人的詩。宇文所安力求翻譯出不同詩人、不同詩歌之間的美感與智慧。
宇文所安以敏銳的視角穿梭在文本與歷史之間的縫隙，追尋被遺忘的蛛絲馬跡，再以細膩的筆觸還原文本生成的歷史現場。所謂的文化傳統與文學經典在這樣的還原中，方能跳脫被標籤、概念禁錮的國族展品命運，獲得延續不斷的生命力。對宇文所安來說，文學研究和翻譯不僅止於學術興趣，背後還包含著在全球化的前瞻視野下，將中國文學變成世界遺產的宏大願景。
本文由《
參考資料：
[1]張宏生，〈「對傳統加以再創造，同時又不讓他失真」──訪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斯蒂芬・歐文教授〉，《文學遺產》（1998 年第 1 期），頁 118。
[2]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6。
[3]王寅，〈「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專訪宇文所安〉，《南方週末》2007.4.5，D 28 版。
[4]宇文所安著，陳小亮譯：《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