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圓環】圓環怎麼那麼多？讓遊客暈頭轉向的臺南特色，源自巴黎的一場血腥革命

這幾年來到臺南的旅客，想必都會同意文學家葉石濤對臺南的完美評價：「這是個適於人們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受疫情兩年多來的折磨，我們去不了東京吃碗濃郁的醬油拉麵，也沒辦法踏到峇里、長灘、普吉島的海浪。於是乎，跳上火車，到臺南點道鮮美的鱔魚意麵，或是在漁光島享受夕日景色，便成了完美替代方案。
 
但在葉石濤身處的時代，他或許還沒有深切感受到，日本時代最新穎的地景──圓環，竟成了令當代遊客感到最無奈的地方。
 
對無數不熟悉臺南的觀光客來說，一旦開進圓環中，就不知何時何地才能繞出來，簡直是外地人遊府城的最大夢魘。更糟的是，這樣的圓環在臺南市居然多達 9 個！它們全都在交通要道上，非但想躲都躲不開，還會因為搞錯路口而原地打轉。
 

究竟為什麼臺南的圓環這麼多？原來，當年負責規劃臺南都市路線的技師長野純藏，依循自己參訪巴黎萬國博覽會的經驗，仿效凱旋門圓環與巴黎的放射狀道路，期望行人與車輛能在寬闊的視野下，悠然自在地前往目的地──孰料卻整倒了一干外地觀光客。
 
不過，師法巴黎四通八達的圓環道路也好、筆直通順的都市地景也罷，其實都不只為了更美好的市容，更是殖民者設下的陷阱……
  

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統治

故事說回日本治臺之初，臺灣的城市街道依舊惡臭、汙穢不堪，疫病傳播層出不窮。彼時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的後藤新平，便延攬曾調查日本各地上下水道的蘇格蘭技師巴爾登（William Burton），著手考察全臺的排水工程，並提出了針對臺北、臺中的改善建議，從此開啟了轟轟烈烈、全面改造臺灣城市的「市區改正」（相當於今天的都市計劃）先聲。
 
改造惡臭環境的第一步，便是整備城市的下水道工程，整頓一般家屋的通風排水格局，以改善病媒蚊與污穢惡臭的環境。接下來，則是拆除清代遺留的城牆，以及原先蜿蜒曲折的街道小巷，並以棋盤式的、道路筆直的街廓取而代之。
  

在總督府及各地政府的執行下，臺灣各大城市漸漸變成我們所熟悉的近現代都市：平坦無垠的大道、整齊劃一的行道樹，如同日本時代明信片一般繁榮的景色。
 
但是，如果你也覺得這是總督府的德政，那可就中了日本人的計啦。
 
明面上，市區改正打著改善衛生交通的名目，將各都市換上嶄新亮麗的面容。但暗地裡，總督府卻憑藉「觀看」的機制，將權力遍佈都市的每個角落，建構一般人難以洞悉，卻又無所不在的統治權威。
 
要為市容煥然一新，總督府先得確保自己的視線又遠又清晰。因此，打通城市內蔓生的巷弄、胡同，便是首要工程。總督府拆除清代築起的城牆，並沿著舊城牆位置鋪出適合人車通行的大道；另外，也鑿穿雜亂無章的街巷，規劃出縝密的棋盤式街廓。
 
明亮、通透的街景，為改造城市的下一步做足準備。總督府接著在都市裡大大小小的交通節點，樹立起需要抬頭瞻仰，才能一覽全貌的銅像、紀念碑以及官廳建築──為的就是引導市民秩序齊一地投射視線，觀看這類建築物，並感受它們蘊含的統治象徵性及神聖性。
 
舊臺北城為範圍的城內地區，就是日本殖民者施行統治技藝的最佳案例。來到臺北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散步的市民，隨時都能見到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兩位殖民官僚的尊貴銅像；不遠處，還能夠感受到臺灣總督府（今總統府）的塔樓，如一語不發的巨人，死死盯著城內大小角落。這一切看似中性且符合現代文明的建物，實則都是用來告誡市民：「總督府老大哥時時刻刻盯著你」的統治工具。
 

除了展示威嚴，市區改正工程更在不知不覺間，將都市切割成一塊塊具有社會意涵的異質區域。在某些區域內，統治者引進更多的公共設施，但是在其他地區，則刻意忽視、延緩都市規劃的施行──這便是為何以日本人為主的臺北城內，遠比大稻埕、艋舺等臺灣人街區，還能享有更多綠地、公眾運輸的原因。
 
看完臺北的案例後，當我們再審視臺南市區這 9 座圓環，它們不是在中央佇立供人觀瞻的兒玉、後藤銅像，就是在周遭建起一座又一座雄偉的官廳大樓。此外，透過圓環與棋盤式的街廓，臺南市區也被分隔出日本人在圓環內、臺灣人在圓環外的分布，而公共資源亦同樣多分布在日本人所在地。
 
話又說回來，日本在都市施展統治權力固然有一套。但是這一套，或許還遠遠不及它所效法的對象，也就是長野純藏欽羨的現代之都──巴黎。
  

City Warfare，整個城市都是我的戰場

見證巴黎如何煥然一新以前，讓我們先藉由雨果的鉅作《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想像舊巴黎的真實樣貌。
 
小說的後半段，時間進入 1830 年代。此時法國剛剛終結厲行專制的波旁復闢，轉而開啟立憲統治的七月王朝。不過，即位的路易‧菲利普一世，雖然在法國大革命站在革命政府一方，但後來又叛逃奧地利。何況換了個位子坐，總得換個腦袋、換個思維。同時面對共和黨人與保皇勢力，他選擇兩方不得罪。
 

因此，七月王朝看似較陳舊的波旁來得自由、開放，但看在擁護共和、追求平等的青年眼裡，它還是大大落後時代的腳步。而這正是小說後半段主要人物──青年馬呂思的想法。
 
1832 年 6 月，共和黨人們於巴黎發動起義，打算推翻七月王朝的統治。《悲慘世界》後半即以這次事件為背景，展現馬呂思和夥伴們抵抗軍隊的過程。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人們在與軍隊對峙前所做的準備。他們首先鑽入一條街口開闊、越往裡面則越窄的死巷，隨後拆下酒樓的鐵條，堆起石灰桶和酒桶，甚至將馬車推倒在路中間。不出多少力氣，半條街就被兩公尺高的雜物堵死，一座巷戰碉堡煞然成形。
 
雖然堡壘工事搭建得快，但是在法軍猛烈的砲火攻勢下，共和黨人只得敗退收場。此時馬呂思身受重傷，作為小說主角、同時也是馬呂思戀人父親的尚萬強現身，他趕緊揹起馬呂思，遁入汙穢骯髒的下水道，逃避警察的追捕。
 
有趣的是，《悲慘世界》裏這座骯髒、混亂的城市，其實與真實世界的巴黎相差無幾。和我們現在所想像的花都意象大不相同，19 世紀前期的巴黎，香榭大道沒有現在那般開闊，凱旋門周圍也沒有拉出芒星放射狀的筆直街道。
 

在革命、反抗成為常態的年代，巴黎街巷時不時就出現像是馬呂思與夥伴們所築起的碉堡。這座具有數百年歷史的法國首都，街屋陳舊、道路錯綜，底層人民時時刻刻都能覓得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據點。
 
巴黎不僅是革命的孳生地，當地環境更是糟糕透頂。根據英國小說家法蘭西斯‧特羅洛普（Frances Trollope）令人怵目驚心的記述：馬車行經之處，塵土飛揚；垃圾與糞便堆積如山；屠宰場附近的血水四處流淌。難怪尚萬強會選擇躲入下水道內，畢竟警察也絕不想踏入這不潔之地。
 

或許，用地獄形容當時的巴黎都不為過，而當政者又究竟得下多大一番功夫，才能將地獄整頓為如今現代文明的巴黎呢？
  

奧斯曼的大工程

隨著路易‧菲利普一世越發箝制政治集會及言論自由，他也漸漸失去聲望。1848 年 2 月，當巴黎人民被禁止為美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慶生聚會時，長期以來對路易‧菲利普的不滿就此引爆，導致了讓七月王朝垮臺的「二月革命」。
 
革命結束後，拿破崙一世的姪子夏爾-路易-拿破崙‧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以高票擔任總統，這位姪兒選擇走上與伯父相同的道路，發動政變，自立為拿破崙三世，迎來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
 
拿破崙三世最為人所知的政績，除了讓法國的殖民足跡再度遍佈世界以外，就是自 1853 年任用喬治‧奧斯曼（Georges Haussmann）為塞納省省長，開啟巴黎一系列的都市計畫。
 

奧斯曼最大的著力點，便是路網及基礎建設。過去的拿破崙一世、七月王朝雖都有著手進行都市規劃，但是在奧斯曼眼裡，都是無趣的工程。他決定打通並拓寬市中心數條縱向、橫向大道，並嘗試將路網與拓展至巴黎郊區，向外輻射開闊的視野，並清除市內狹窄陰暗的地區。而排水系統、中央市場、公園綠地，也都在奧斯曼的指示下一一落成。
 
就這樣，原先老舊、骯髒、以臭氣和穢物聞名的巴黎，便在奧斯曼的巧手之下，妝飾成新穎氣派的花都。
 
不過話說回來，明明是要操刀法國首善之都的大工程，奧斯曼竟沒有工程、都市規劃的相關歷練，僅僅作為一位認份的行政職員，便扛下如此大任。不過，或許正因為出身業餘，旁觀者清，奧斯曼才敢於大刀闊斧地改革吧。
 
此外，奧斯曼之所以敢對巴黎各個角落上下其手，還有皇帝與法令在背後撐腰。就在他上任的前一年，帝國元老院即賦予行政官可憑藉皇帝諭告徵收土地的權力。這樣一來，奧斯曼便可以有恃無恐地拆除破舊的巴黎建築，進而描繪心目中的都市藍圖。
 

只不過，當奧斯曼看似領著巴黎朝向繁榮邁進時，許多質疑的聲浪亦從四面八方湧入。這些負面意見中，最不可忽視的便是財政問題。前前後後近二十年，奧斯曼每年都要花掉巴黎市約 30% 的預算，在都市內大張旗鼓拆除、營建、整修，導致巴黎面臨破產邊緣。
 
撇開債臺高築的爭議，奧斯曼一面廣興公共空間，一面收奪常民的不動產，加上新建住宅遠遠不及人口增加速率，直接造成猶如今日臺灣面臨的窘境：住宅供不應求，地價、房租持續上漲，工人階級像是被流放一般轉往郊區，在夾縫中求生。巴黎市便不知不覺間，出現貧富的地域分野。
 

總而言之，奧斯曼確實讓巴黎一躍成為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的一流都市。有關他的各種功過，自然留給後代云云大眾予以定論。不過，當時間來到 1871 年，在憤怒的巴黎市民眼中，奧斯曼的工程或許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定調。
  

巴黎公社的覆滅：在都市消散殆盡的革命與激情

風光一時的拿破崙三世統治了法國二十年，但在其統治的最後歲月，卻無法抵擋持續擴張的新晉列強普魯士，反而在 1870 年御駕親征普法戰爭時敗下陣來，甚至在戰場上投降被俘。
 

投降消息甫一傳回法國境內，又是一陣革命抗爭，並讓法國迎來多災多難的第三共和時期。起初，第三共和由資產階級為主的國防政府把持，這就引來渴望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平等的政權的中下階級不滿。
 
好死不死，為了逼迫新成立的國防政府投降，普魯士軍隊竟進逼巴黎，團團包圍、砲轟這座歐洲第一城市。不久後，忍受不住物資缺乏、士氣渙散的情勢，國防政府決議與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締結停戰條約──條件是德軍將以勝利者之姿進入巴黎、踏過凱旋門。
 
到了 1871 年 3 月，由於底層階級利益長久不被顧及，再加上德軍的氣焰逼出愛國、民族主義情緒，巴黎市郊的群眾倏然掀起紅旗，法國最後的革命，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巴黎公社」由此揭開序幕。
 

參加巴黎公社的群眾自發地形成秩序，甚至選舉出數十位公社議員。他們擁護民主共和體制，還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不僅在短短兩個月內，發布諸如對低下階級提供津貼的法令，甚至主張婦女擁有投票權。其觀念之進步，可謂超越同時代的任何國家。
 
可就在巴黎公社一面守衛巴黎，一面試圖實踐美好的政治理想時，國防政府的大軍卻從凡爾賽向巴黎挺進。從 4 月開始，軍隊漸次增加人數、壓力予公社一方，持續到 5 月 21 日攻破巴黎城門後，軍隊對巴黎公社進行為期一週的殘酷鎮壓──「流血週」（Semaine Sanglante），後續更以同樣嚴厲的方式追究、清算公社成員。
 

有別於先祖輩們長期、奮力抵抗，這場法國最後的革命，竟在短時間內就被撲滅殆盡，不免令人好奇，何以致此？
 
一方面，我們不能忽略巴黎公社的成員，多半就是巴黎市郊勢單力薄的群眾。即便公社人數多達十萬上下，但面對同樣人數，卻配備強大火力的政府軍隊，依舊只能束手就擒。
 
就國防政府軍而言，他們早已對破解巴黎巷戰的方式瞭若指掌。直到 19 世紀中後期，巷戰都還是巴黎常見的光景。但是鎮壓久了以後，軍隊也發現，只要進入巷弄兩旁的建物，從工事側面射擊、進逼，就能有效打破僵持的局面。因此，當 1871 年的公社成員選擇堆起工事的那刻，他們的反抗就注定以失敗告終。
 
最後，巴黎公社的人或許早已發現，他們不再有多少易守難攻的巷弄搭建堡壘，只能夠將防禦工事架在奧斯曼所整修的大道上。《悲慘世界》裡，共和黨人築街壘的的經驗早已失效，在暢通無阻的大道上，公社群眾儼然是眾矢之的。他們望著大道的端點盡頭，除了步步逼近的政府軍隊以外，彷彿也看見一座座雕像、高聳建物或紀念碑，似乎正以既嚴肅又戲謔的姿態，俯視沒有能力、沒有氣力更沒有權力，反抗國家的公社成員們。
 

就在這幾十年來，奧斯曼大肆改造巴黎的過程中，不只是拉直道路、蓋起百貨公司、清了清下水道，更像是施了魔法一般：歪曲的小巷不見了、隨手可築的街壘不見了、打帶跑游擊戰的空間不見了，路上的人們在子彈面前無所遁形，軍隊無情地捻熄最後一縷革命的火苗。
  

讓權威在空間裡消融

無論是臺南、臺北還是巴黎，統治者無不操縱著空間，彰顯著「看」與「被看」的權力。也因此，在日本殖民統治的 50 年來，臺南和臺北始終都維持著秩序，而巴黎的革命氣息也消散在城市之中。
 
這些地方，後來似乎沒有多少改變。臺南其中一個圓環大正公園，在戰後改為民生綠園，並被放上孫文銅像；而臺北的總督府，則被蔣介石欽定為他尊貴的總統府；巴黎的凱旋門及其廣場，甚至被納粹德軍以「凱旋」之姿通過、遊行。
 
這些精心設計的空間，在改朝換代後，都持續透過觀看的機制，展示著國家的權威，規訓。彷彿統治者在空間中施展的權力，沒有一絲干預的餘地。
 
不過，到了民主化、自由化的當代，能夠掌握話語、產生影響的，也不再是統治者的專利。
 
民生綠園豎立的銅像，從始終未曾長駐臺灣的孫文，變成為了家鄉與理想從容就義的湯德章。每年 3 月 13 日，臺南人都自發性地，為了紀念那份素樸的正義與勇氣，一同來到現已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的圓環。
 

總統府前頭，曾以祝福獨裁者萬壽無疆為名的大道，在威權統治時期除了充斥軍國象徵的閱兵大典以外，可說是生人勿近之地。但是自 1986 年的反杜邦運動以來，五二○農運、反核運動、同志運動……。一場場的遊行、集會，讓統治者不再只能於建物內冷眼旁觀，而是看見民間社會的真實想望。
 
總是與「勝利」意象脫不了關係的凱旋門，卻也在一次大戰後，於凱旋門下安置紀念一戰士兵的「無名戰士墓」，在訪客不自覺地跟著稱道統治者的「凱旋」與「勝利」時，也提醒世人戰爭的殘酷，與每一個個體的犧牲。
 
帝國或威權統治下的空間，詮釋權當然被操弄於掌權者的手中。但反過來說，在眾聲喧嘩的民主社會，我們自然可以將同樣的空間，賦予屬於我們的意義，與我們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