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國「哈日族」是如何養成的？

日本一直是臺灣人出國觀光的熱門地點，臺灣人略懂日文的比例也相當高，但是略懂日文和能夠與當地人交談是兩件不同的事。日文檢定分數再高，都與實際運用有所差別。因此，臺灣人去日本觀光遊覽、特別是購物時，出於語言不通，往往都會期望能有熟悉中文的店員在場。就筆者幾次日本自由行的經驗來看，華文旅客大多靠的是中國籍店員的幫忙。

而說起這些中國籍店員，一般人可能不會知道這些中國人是怎麼來到日本的。其實，許多中國籍店員都是在日本就讀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後，就繼續留在日本工作。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赴日本留學的學生總數約21萬人，而中國學生就有 9 萬多人，占了近 50%。[1]

事實上，中國的留日浪潮並非新鮮事，一百多年就已經開始這股風氣。黃福慶先生的名著《清末留日學生》，就是研究留日學生的必讀之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即有長足進步，中國見日本的進步，便希望能學習其富強之道。日本政壇朝野人士也希望培育中國親日勢力，以為日後經略中國之用。1898 年，清朝開始派遣公費學生赴日本留學，並設置留日學生監督處。在派遣公費生初期，清朝對於遊學畢業生多予以奬勵，並以考試選拔優秀學生，授以官職。

隨著留學的人數逐漸增長，學生種種陋習逐漸出現，如只顧閒蕩，疏於學業，或與日人產生感情糾紛等。由於留日學生素質日漸低落，引起中國國內對留日成效的質疑。1905 年，日本文部省頒布〈關於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則〉，要求嚴加管束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禁止留學生參與政治活動，這點自然引起中國留學生的不滿，致使中國留日學生數量大減。

中國不只派出留學生向日本學習，地方的士紳也前往日本視察日本的教育制度，並引進中國國內。隨著新式學堂的開設，士人不必前往日本，亦能接受新式教育。因此，學部對於留日資格設立限制，以保障出國遊學人士之素質。同時，傳統的科舉制度也因此受到衝擊，加上日俄戰爭後，人們意識日本的崛起與不能只學習法政知識，士人開始為己身和國家尋求其他的出路。這亦使得中國士人來日本的目的出現轉變，即由能速成學習的法政學科，逐漸轉變修讀自然科學。因此，這種學習風氣的轉變，亦可看到中國正在走向近代國家的路程中所出現的轉變。

中國留日學生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日本的教育制度與文化氣息，亦驚歎日本的社會之進步。但在日本的留學生同樣飽嘗歧視之苦，長期下來，便成為日後學生歸國，倡議排日的根源。日人歧視留學生的原因，除了明治時期對外擴張的驕傲心態外，亦因為留學生群體鮮少與主流社會接觸，長期下來造成兩方的隔閡。

中國留學生在學業繁忙之餘，也在日本從事不少文化活動，最重要的便是翻譯工作。由於明治日本對於西學採取全面接收的態度，在各方面都致力於全面學習歐美[2]，這便為中國提供了莫大的便利，即可以通過東學來接收西學。不少有名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康有為等，都主張「治西學不如治東學」。1900 年後大批中國學生組織團體（如湖南編譯社等），進行日文書籍的翻譯工作。初期翻譯的大都是法政方面之著作，這是基於清末新政的政治改革而起的。由於留日學生多為年長者，有相當的社會資歷，故在譯書工作上能取得更大的成效。這些譯書大多成為國內人士接收新知識的重要媒介。

另一方面，隨著留日學生自治組織的興起，學生們開始在自辦刊物中討論時政、宣揚理念。這些刊物通過種種管道流入中國，對於國內知識界同樣產生巨大影響。例如，傳播激烈的反滿思想，對於清朝的統治正當性造成衝擊，導致當局採取取締禁書政策、加強監管留學生等手段，但清朝的禁令一出，反而使得這些刊物更加在知識界傳播開來。

自晚清戊戌政變之後，不少在野人士流亡日本，繼續其政治生涯，並與革命黨人展開言論戰場的爭奪戰。1901 年，《國民報》創刊以後，留學生即逐漸倒向革命一方，並由言論轉化為行動。1905 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革命黨聲勢大振。後來同盟會雖出現內訌，但革命思潮己無法遏抑。1908 年出現的「拒俄運動」，就是革命思潮的具體化表現。後來又因〈關於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則〉的取締規則而引起留日學生反彈，出現罷課與歸國的聲浪。不過，取締規則一事名為反日，實為革命分子借機鼓動反清熱潮。

黃福慶先生認為留日學生在民國時期，仍持續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社會等各方面造成影響。日本鼓勵中國學生留日，也是為了造就親日派，可惜的是，這些留學生日後回國，也或多或少造就了排日浪潮的興起。

黃福慶先生對於留日學生的研究，開啟了中文學界研究留日學生的先河。本書奠基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實藤惠秀教授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研究基礎上，引用了更多的中文史料，對於留日學生進行更為全面的討論。在此之後，中文學界雖有不少探討中國留日學生的著作，但論述的主軸也仍離不開《清末留日學生》所設定的議題上，本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一般。

雖然黃福慶先生在書中的結論指出：「留日學生不預聞政治問題者，仍占多數。」但在本書的章節安排上，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仍占了相當大的篇幅，則不免讓讀者以為留日學生多為熱心政治之人。這或許是因為在寫作本書之時，中國方面史料尚未開放，因此，作者所能引用的主要史料，多來自於國民黨黨史館出版的諸多革命黨刊物，再輔以當時所能掌握到的中、日文文獻而寫成的，因此在論述內容上不免偏重於留學生與政治情勢之間的牽連。而若是現在打算研究中國留日學生的相關課題，中國方面已有更多開放的資料可使用，研究者也許就可以更深入探討留學生的其他面向，如留學生的生活、在日所受的文化衝擊等。

今天網路上的日劇、或日本動漫，大部分皆由中國的字幕翻譯組所提供，這些字幕組都會在徵才啟事上要求：「留學或居住在日本之人士，住處裝有數字電視信號，有可以穩定使用的網路」來協助製作。對於愈來愈講究版權利益的日本而言，這些都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但對於中國的人民來說，這是接收日本文化資訊最便利快速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亦可增加兩國之間的了解，並減少衝突。

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國留日學生，也冒著同樣的風險，做著同樣的事情嗎？或許人類歷史總是在重複同樣的事情，而這也是我們為何要研讀歷史的重要原因。

[1] 〈日本大學在陸招生 中國留學生占總數近半〉，《旺報》，2016年11月5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05004607-260408。

[2] 如在飲食方面就開始效法歐州國家大量吃肉，以增強國民的體格。因而使得日本人的飲食習慣出現重大的變化。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顧若鵬（Barak Kushner）著，陳正杰譯，《拉麵的驚奇之旅》，臺北：允晨文化，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