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論述的國父──讀《素顏的孫文》

孫文是誰？

一般人可能知道他是中華民國國父，致力於革命，失敗了十次，一直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才總算順利的推翻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在準備考試的學生，可能還知道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1905 年整合了革命派，在東京將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集合為同盟會、民國二年發動二次革命、民國三年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對於軼事知道多一點的人，可能知道和他交往的女性當中有幾位和他年紀有所落差。

1940 年，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將孫文稱為「國父」，並透過國民政府通令全國，此後孫文就慢慢被神化。至此，一般課本中的國父被塑造成一個神聖的典範，往往只強調他正面的那一面，對於其他事蹟則是略過不提，因此大眾所認識的只是片面的樣板。《素顏的孫文：遊走東亞的獨裁者與職業革命家》的作者橫山宏章認為目前關於孫文的出版品當中，總是把他描繪的有如偶像一般美好，和事實不符，因此橫山宏章想在書中闡明他的真實面貌。

按照橫山宏章的說法，這是為孫文卸妝的外傳，書中將孫文的形象刻畫地相當鮮明，綜觀此書可以發現，孫文最明顯的兩種個性便是「獨裁」和「目的至上」，可以說是一個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努力完成夢想的人。

從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到後來軍政府時期，處處能夠看見孫文獨裁的一面。例如：堅持採取邊境革命、在中華革命黨入黨誓約書上要追隨孫先生以及堅持北伐以武力統一中國。而口號從原先的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為了革命而不惜放棄滿蒙，討厭軍閥亂政，但為了統一還是和其他軍閥合作來推動三角反直同盟等等的轉變，皆可看出孫文「目的至上」的一面。

另外，這本書也提到了許多孫文和日本政治家、中國浪人的的互動，這是在其他傳記當中比較少見的部份，有助於我們更了解孫文的一生，尤其是他為了爭取日本人支持的一些言論及書信。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出，革命能夠成功，日本人所給予的支持也有著汗馬之勞。

究竟作者認知的真實樣貌如何？全書一共分為七章。第一章描寫了孫文的早年生活，包括：孫家的背景，孫文的童年、在夏威夷的經驗、習醫的開始、如何踏上革命之路。[1] 第二章主要在談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的過程，在興中會時期，孫文策畫過兩次革命，分別是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兩次都以失敗收場，後來亡命東京。

在兩次起義中，可以歸納出孫文革命的特點在於武裝起義、仰賴會黨、集中於華南地區。而兩次活動當中，他也都積極聯絡日本想得其援助。

1905 年時，孫文成立了同盟會，確立了四綱三序；雖然各派的革命團體有了合作，然而最終還是因為革命路線不同導致內部分化。[2]第三章則是武昌起義成功以後，湖北省宣告獨立，連帶的引起其他省分相繼宣告獨立。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選舉臨時大總統時，經歷數次革命失敗的同盟會領導者孫文，因為卓越的知名度而被選為臨時大總統。

然而，後續的政治走向傾向議會政治，偏離他的規劃，他便順水推舟讓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面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一案，孫文選擇發動二次革命，但以失敗作收，再次流亡日本。[3]

第四章則跳離了時間順序，介紹了孫文和中國浪人之間的關係、著墨感情生活與成立中華革命黨及簽訂的《日中盟約》的過程。第五章敘述袁世凱稱帝引起國內眾軍閥反彈，而他死後，北方陷入軍閥混戰，無力參與其中的孫文只能守在華南。孫文還在這個時期完成著作《孫文學說》[4]，討論了其中的愚民論及中華民族論。[5]

第六章談到了國民黨及共產黨兩黨的合作。共產國際為了中國共產黨，找上孫文，選擇和國民黨合作，孫文也同意與他們合作，自此之後國民黨、蘇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更加密切。除此之外，在廣東的孫文還與北方其他軍閥合作，反對據有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6]最終章則帶到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介紹了三民主義、汪精衛和胡漢民；最後，以北京政變後，北上和馮玉祥協商，孫文客死北京作結。[7]

事實上，書中有若干地方，筆者有不同的見解。

書中提到，孫文在上書給李鴻章失敗以後走向革命，但即便是上書失敗，應該還是有其他管道可以繼續推動改革，因為上書失敗就轉而投入革命，可能有過於武斷之嫌，中間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推論來說明。[8]

在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的《孫逸仙》當中，白吉爾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說法：因為孫文的出身及教育背景，因此他無法和其他讀書人一樣透過科舉考試晉身官場，孫文不會寫八股文，對李鴻章來說，海外學歷都只是補充，他只信任名門出身。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的嚴復，竟然被派到長年擔任胥吏，此例足一說明李鴻章不信任西洋教育。[9]

這也許解釋了孫文上書李鴻章的失敗，以及當他知道在李鴻章主政的情況下，受洋式教育的他大概不會受到重用，也無機會進入官場推動改革；相對來說，以推動武力革命成功帶來改革的機率似乎較高一些。

第四章談到大陸浪人和大亞洲主義時，孫文認為日本有支援中國革命的使命，但並沒有考量背後是否有大陸經營主義這些枝微末節，作者甚至以此為他個性不拘小節的證據。[10]筆者認為他也有考量到日本背後的企圖，但在以革命為優先的前提下，先行擱置。

孫文也有其他類似的經驗。如孫文結合了辛亥革命成功後被他切割的會黨，發動革命並聯合軍閥對付軍閥。他選擇務實的以當務之急為重。文中曾引用孫文的《三民主義》，「合用於我們的，就是好東西；無用於我們的，那就是不好的東西」，並以此作為孫文重視的不是理念，而是是否具有實用性。

筆者認為，他對於理念還是重視，只是會以目標為重，妥協的採取其他策略（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並不是不重視理念，而是會隨著時局而適時妥協，以實踐目標為尊，而非死命的堅持理念到底。

關於孫文獨特的民權論也有待討論的部分。革命軍先以軍法進行政治改革，革命政府依照約法在各地進行地方自治，並組織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等到最後憲法完成及選出總統及代議士後，革命政府才將主權還給民選總統實行憲政。

之所以會如此設計，是因為孫認為一般民眾沒有參政能力，但這樣的構想也引來了對孫文的具中國特色之民主的批判，「強調國家自由而限縮個人或地方社群的自由，賦與菁英以特權腳色，還有人民控制機制的薄弱，全都是建立民主政治的怪異方法」。

孫文的設計能否真正代表多數民意？這點令人十分質疑，「孫逸仙思考的顯然是要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機器，以領導中國邁向民族解放和現代化，而不是一個能夠反映多數民意的體制」。[11]民主發展至今，基本上相信每個人都有權利，除了特殊情況外，不會排除任何人的權利。

從今天來看，孫文的想法可能跟現今的民主不一致；然而，如果將時空回到清末民初，當時的人民真的有參政能力嗎？有辦法像當今的公民社會一樣選賢舉能嗎？

除此之外，孫文的民權論似乎也無法確保訓政的終結。掌權的訓政政府真的會自願釋放權力，將之交付給憲政政府嗎？孫文的理想，也有些現實的地方需要考慮。

在漫長的南京政府初建時期，孫文也曾經想將鐵路、礦權，甚至把滿州作為租界租給日本，作為借款的抵押擔保，有人認為這是賣國的作法，然而在南京政府資金短缺之際，孫文所做的只是為了維繫南京政府所作的權衡。再者，武昌起義之後，在甫歸國的孫文接任臨時大總統之前，由獨立各省所組的各省都督府聯合會，已經決議建立一個所有民族共存的中華民國，這個構想早已和孫文當初所提倡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背道而馳。

除此之外，這些權衡也有著犧牲眼前蠅頭小利，以換去日後更大的利益的企圖。孫文相信按照他的規劃，日後中國會蒸蒸日上，重回國際大國之列，之前所讓出的利權，都有辦法再收回來，因此願意在革命事業尚未穩定前，以當下的利益作交換。這樣算賣國嗎？在筆者看來，對孫文來說，革命為最重要的目的，為了完成它，其他事情都可以考慮犧牲。

此外，以民間契約身分簽訂《中日盟約》，讓出利益給日本，也不能排除只是為了得到支持，而恣意畫大餅的便宜之語。[12]關於出讓滿州，楊天石分析孫文出讓滿洲給日本的原因在於，革命是為了推翻滿清統治，因此在新中國建立時排除了滿族和滿州，而日本和中國同為黃種人，而且也長年受西方列強侵略，因此孫文期待日本和中國一同團結起來，力抗西方侵略。

另外，長年孤立無助、缺乏資源的孫文，總是將希望寄託於列強，而為了爭取日本的援助，只能選擇讓利給日本。[13]關於尋求列強協助這點，白吉爾也有提到類似的看法。[14]

此外，書中也有些章節似乎可再多著墨。例如，孫文第三次建立廣東軍政府時所進行的新政策和改革，以及他日後足以被譽為國父的政績，這些是作者在書中沒有一一詳述的部份，然而筆者認為這些政策或政績，對於認識國父也有一定的影響。

此外，書中提及了《孫文學說》中的三序理論和民族論，若能簡介一下《實業計畫》，也許能讀者更加明白孫文建國以後的相關規劃。最後，《素顏的孫文》的書名固然相當吸睛，但可能也有待琢磨，準確來說，書中所描述的孫文其實也只是作者橫山宏章所認識的孫文。相信在不同人筆下，也會看見不同版本素顏的孫文。

總體來說，孫文也只是個人，一個普通人，一個致力於推動新中國的人，為了達成目標可以做出犧牲或權衡的人。橫山宏章在後記提到：「權力繼承者為了正當化自己的權力，因而建構出孫文的幻象並加以政治性的利用，這毋庸置疑，但即便如此，也與『實事求是』的原則相去太遠。」

誠如橫山宏章所說，後世的人們為孫中山畫上了太多的妝扮。國民黨在孫文逝世以後，將其塑造為民族偉人，甚至具有宗教的意味，與該黨利益環環相扣，這種情況下，或許以「黨國之父」來稱乎孫文或許更為準確。[15]因此，大眾只認識了上了妝的孫文，而不認識掩藏在妝扮下，最真實的孫文。

身為中華民國國父，一直到現在，國父遺像不僅出現在各級機關學校，總統就職典禮、大學校慶等正式場合，就連最庶民的貨幣上也能看見孫文頭像，孫文隨處可見。最後，以全書中令筆者最有感觸的一句話作結：「每當前往南京中山陵，看到那威風凜凜、充滿壓迫感的巨大墳墓，總讓筆者不禁感嘆，孫文真的看得見人民嗎？」
 

（作者為政大歷史系學生）

[1]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臺北：八旗文化，2016，頁11-38。

[2]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39-100。

[3]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101-144。

[4]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145-188。

[5]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189-230。

[6]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239-292。

[7]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93-324。

[8]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38。

[9]白吉爾，《孫逸仙》，臺北：時報文化，2010，頁49-51。

[10]橫山宏章，《素顏の孫文》，頁154-161。

[11]白吉爾，《孫逸仙》，頁389-393。

[12]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89-97。

[13]楊天石，《孫中山與民初政局》，臺北：風雲時代，2009，頁207-214。

[14]白吉爾，《孫逸仙》，頁210。「孫逸仙顯然急於依循任何可用的管道，縱然危機重重也在所不惜，而且他願意接受夥伴提出的任何條件，只求夥伴可能的援助，即使那些條件完全限縮了中華共和的主權與自主性。」。

[15]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