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角．國技．浮世繪──十九世紀蛋白照片中，深受外國人喜愛的日本相撲群像

一個豔陽高照的爽朗日子，朱紅色的布幕禁錮著人們熱血的喧囂，也壓抑著激昂的咆嘯。此刻，空氣凝結，他們屏息，不敢造次，一眾目光利劍般端詳、尋思、忖度著自個兒的壓注，只見土俵場上兩名魁梧壯碩的力士屈著身，他們摩拳擦掌，鷹般的眼神敵視著對手無形的來勢洶洶。吐納之間，人們的體溫瀕臨沸騰！一旁年輕男孩擔綱行司，他高舉一把軍配團扇，正待最佳時機振手一揮。

十九世紀的攝影師捕捉這場戶外相撲比賽蓄勢待發的一幕，由於此刻是觀眾與力士凝神以待的時機，所以能任由相機曝光時間長些。可以推斷的是，《相撲比賽》一作中，攝影師採取的視角及時機是經過考量的，戶外攝影不同於室內擺拍，人群會不斷移動，因而造成模糊，故無法捕捉力士們賣力抵抗，全場激情呼喊的高潮景象。

相較之下，菲利斯．比阿托（Felice Beato, 1832-1909）這件《相撲選手們》的室內擺拍之作，只見幾位相撲比賽所具備的要角：兩位穿著相撲褌（廻し）的力士、一名持扇的行司（裁判），再搭配兩個持摺扇盤腿於座布團上的觀眾，「演譯」出一場相撲大賽。土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神聖象徵，所以我們不會在照片中看到由沙堆所鋪設的土俵。兩名力士展現側身拉扯的體態，雙腳一前一後的立姿，以更好地表現出肌肉並且暗示比賽的進行。同時，影像中人物神情有些呆板，舉止帶著顯而易見的矯飾。

另一件《摔角》，同樣是在室內搭景的擺拍，但本作中省略了行司與觀眾，兩名力士雖然同樣以側身朝向鏡頭，但這次則是按古法向對手鞠躬行禮，雙手岔開，兩腿蹲下，一副預備進攻之態。

我們在許多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中，發現有不少關於相撲力士的題材影像。這些照片記錄著具有濃厚古日本風味的體育活動，以販售給 19 世紀來日旅遊的西方遊客。

小泉八雲（原名Lafcadio Hearn, 1850-1904）在其 1894 年著作《日本瞥見記》（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中曾描述：「若是白晝較長的夏季，每到傍晚，寺廟境內便成為相撲賽場，聚集許多相撲愛好者。」[1]據十九世紀著名的英國日本學學者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所述，每年一月及五月在東京回向院舉辦的是當時首要的相撲大賽。[2]位於兩國地區的回向院可說是相撲聖地，18 世紀中期以降境內的勧進相撲盛行，所謂的「勧進相撲」乃是江戶時代各地為了廣募籌措寺院或神社的興建與修復經費，而舉辦的平民相撲比賽。這也是現今大相撲的起源，回向院自 1833 年至 1909 年間作為相撲錦標賽的賽場，直至 1909 年兩國國技館建設完成前，這 70 幾年間的相撲比賽被稱作「回向院相撲」。

對於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日本年輕男性而言，摔跤是廣受歡迎的運動。美籍傳教士克萊門特（Ernest Wilson Clement，1860 - 1941）曾在A Handbook of Modern Japan（1903）中說道：「專業的摔跤格鬥持續吸引廣大群眾，來看身形魁梧之人較量他們的力氣與技巧。」[3]到了明治時代，相撲更被視為「日本的國技」。

與筆者先前發表的幾篇文章所探究之類型相同，[4]在 19 世紀旅遊紀念相冊中，我們找到不少手工上色蛋白照片與傳統浮世繪間的聯繫，題材表現上仍有借鏡之處。浮世繪中有所謂「相撲絵」（すもうえ）的類型，與役者繪、美人畫等風俗題材同樣風靡，著名的力士肖像被廣泛印製，並在賽場兜售給他們的粉絲。[5]

江戶時代的勧進相撲，當時的幕內力士們（幕內，為相撲手最高級別）使用的相撲褌，是一種被稱為「化粧廻し」的圍裙式布兜，前方的部位叫做「前垂れ（まえだれ）」，通常有著華麗的織錦刺繡。江戶時代相撲力士的「化粧廻し」上，可能還會繡上贊助者（例如大名）的家徽，「前垂れ」的功用是為了能讓觀眾矚目，但在激烈的賽場上也造成角力的不便。這件名為《朝汐太郎》的浮世繪版畫便是最佳範例。

壯碩的朝汐太郎伸開雙手，穿著上面刺有竹鳥紋樣的「化粧廻し」，他英挺地站在土俵中。作品左下有「東京兩國太平製」的刊行者印記，可以推斷這幅作品當時在相撲聖地（兩國地區）被朝汐太郎的鐵粉們廣泛流傳。初代朝汐太郎（1864 - 1920）出身於愛媛縣八幡浜，26 歲入東京高砂部屋精進，後來取得「大関」（相撲力士的位階之一）。

與《朝汐太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攝影作品《一位相撲選手》，同樣再現一位穿著「化粧廻し」的力士，相較於浮世繪中人物略為側身以更好表現力士體徵，攝影主角則是正面迎向鏡頭，他的兜兒上繡著「長谷村」的字樣。但這位力士並未立於土俵，而是處於室內布景，照片表現更趨近一種刻畫角色誌的模式。

相撲蘊含著文化、宗教、體育發展上的表徵，也融會著傳統（古日本風味）與現代性（日本國粹與強調民族主義）的協調，在某個層次上代表了男性領域，並從「身體」（日本男人）的脈絡朝向「國體」（日本）的延伸。它與傳統美人畫的女性表徵有對照和類比，一些藝術史、體育史的探討逐步挖掘相撲演進如何與大和民族性自尊心成正比關係。

明治時期是日本人與西方人熱切交流的時代，除了人群交會，更有國體與文化間的斡旋，相較於人高馬大的西方人，嬌小玲瓏的日本人如何讓自身看起來強大，並能在與列強互動中取得平等姿態，積極凸顯自身東方文化上的獨特性正是關鍵。

相撲（或摔跤）曾是日本武士們鍛鍊與強健體魄之活動，也曾表徵神道宗教祭儀之一環，所以其內涵與意義被官方有意識地提升。相撲攝影不單單是一種競技活動的紀錄，更是一種文化輸出，我們未來也將持續在這個題材上進行探討。

[1] 引文中譯版本出自：小泉八雲著，王憶雲、林美琪、余亮誾、蔡昭儀譯，《日本瞥見記：異文化的觀察與愛戀》（新北市：遠足文化，2019），頁 156。原文： “Also, during the long summer evenings, these temples are wrestling-grounds, free to all who love wrestling …” 見Lafcadio Hearn,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 vol. 1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895), p. 156.

[2] Basil Hall Chamberlain, Things Japa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Japan,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s, 5 th ed. rev. (London: J. Murray, 1905), p. 512.

[3] 原文：“Professional wrestling-matches continue to draw large crowds to see the huge masses of flesh measure their strength and skill.” 引自 Ernest Wilson Clement, A Handbook of Modern Japan (Chicago: A. C. McClurg & Co., 1905, 6th ed.), p. 66.

[4] 筆者在《漫遊藝術史》部落格中曾發表一系列關於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的研究，詳請參照。另可參照筆者有關浮世繪美人畫與日本手工上色蛋白照片美人肖像題材的類比探究。見：張維晏，〈相／像之間：關於美人的文化美學遺傳〉，《藝術家雜誌》533 期，2019 年 10 月，頁 156-159。

[5] Frederick Harris, Ukiyo-e: The Art of the Japanese Print (HK: Tuttle Publishing,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