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三猛：是土匪、豪傑，還是民族英雄？獅虎貓的百年震吼

以法律之名：殖民統治的起點

故事的起點，要從 1895 年那紙《馬關條約》說起。
 

臺灣的命運，在無人聞問下一夕易主。初來乍到的日本殖民政權，很快便發現這塊殖民地並沒有想像中的溫馴，儘管在名義上獲取臺灣島的統治權，但是臺灣各地武裝抗日情事頻仍，一直要到 1895 年 10 月底臺灣民主國瓦解後，才不再出現以官方名義而起的反抗行為，抗日行動也轉為地域集團性的游擊行為，在臺灣總督府檔案裡，這群以游擊戰為主的反抗份子多半被稱為「土匪」集團，也是讓當時的臺灣總督們頭痛不已的存在。
 

對於亟欲建立威信的殖民政府而言，這些附著在帝國新領土上的「土匪」，無疑是要透過現代統治技術徹底清除的。1898 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主導下，專門用來反制「匪徒」們的《匪徒刑罰令》正式公布。該法令第一條便宣告：
 

不問主存何意或行脅迫願遂其意糾合夥者均為匪徒罪。

這條法律的厲害之處，在於它宣告在法律的判斷上，「動機」已經不再是重點。白話來說，殖民政府不管你是出於義憤、官逼民反，還是單純的搶劫，只要你的「行為」符合「聚眾使用暴力」的定義，就會被直接認定為《匪徒刑罰令》的適用對象，首領與主要策劃者，一律處以死刑。
 

透過這項現代法律，殖民政府將不再探討複雜的動機，專注處理行動者本身的作為。這項標準化作業流程成功地模糊了「政治反抗」與「刑事犯罪」的界線，所有形式的武裝抵抗都會被貼上「匪徒」的標籤，合理化後續的武力鎮壓行為。
 

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便是這場法律綏靖行動中，最受官方矚目的三個名字。

 

北獅悲歌：被兩個帝國遺棄的人

是什麼樣的血海深仇，能讓一個人決心與整個帝國為敵？對盤據在陽明山地區的簡大獅而言，答案或許極其單純而慘烈。傳聞日軍登臺之初，他的妻、嫂、妹皆慘遭殺害，家破人亡的錐心之痛，讓他從此立下「與日人不共戴天」的血誓。
 

簡大獅憑藉對地形的熟稔，在竹子湖、三角湧（今三峽）一帶神出鬼沒，讓日軍頭痛不已。1895 年底，他更集結各路人馬，發動了震驚總督府的「元旦事件」，兵分多路圍攻臺北城。儘管起事最終失敗，但能在日軍進駐數月後，便組織起足以威脅首都的武力，簡大獅的威脅性已不言而喻。
 

簡大獅的人生後半場，像極了充滿歷史荒謬的悲劇。
 

「元旦事件」後日軍大舉圍捕參與者，簡大獅雖一度歸順，卻仍暗中聚眾、備兵於士林、草山一帶，再度成為日軍眼中之患。在日軍重兵圍剿下，他狼狽地潛逃至福建漳州，試圖向名義上的「祖國」大清求援。但諷刺的是，孱弱的大清帝國早已自身難保，甚至在大日本帝國的外交壓力下，這位曾讓殖民者膽寒的獅子，竟被清朝官員親手綁縛，作為「跨國罪犯」押解返臺。
 

據《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所載，簡大獅在臺北刑場上留下了他慷慨的遺言：
 

生為大清之民，死為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這段文字雖屬後人文學再現，歷史學家也或許會說這只是後人筆下的民族寓言，但無論真偽，這頭來自草山、被兩個帝國同時拋棄的「獅」，終究在山野中咆哮過。
 

中虎嘯林：從「土匪巢窟」到「鐵國山」傳說

幾乎在同一時間，位於臺灣中部的雲林淺山地區，另一股更具規模的抵抗力量正在崛起。
 

雲林地區拓墾歷史悠久，民風剽悍。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裡形容此地「自古以來惡習頗深，頑固剽悍之徒橫行」，並稱之為「土匪的巢窟」。這樣帶有先入為主的殖民觀點，成為日後出兵雲林、血腥鎮壓的藉口。
 

1896 年 6 月，日軍在清剿反抗勢力的過程中，對無辜村莊進行了無差別的報復性屠殺，史稱「雲林暴徒掃蕩」（今多稱雲林大屠殺）。這場鎮壓行動，激化了整個地方社會的仇恨與恐懼，本來就是抗日領導者的柯鐵，提供了最深厚的群眾基礎與正當性，再加上柯鐵相當驍勇善戰，數度率眾力克日軍，追隨者紛紛以「鐵虎」稱之。
 

幾場戰役下來，柯鐵以大坪頂為根據地，建立起俗稱的抗日基地「鐵國山」。在反抗集團另一位領袖簡義歸順大日本帝國後，地方傳說更尊稱他為鐵國山「總統」，得以向百姓徵糧，並約定維護地方治安。集權力於一身的柯鐵，儼然將反抗組織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的率領之下，更是讓日本軍隊相當頭痛。
 

由這批「虎」所統領的「鐵國山」，如同一座矗立在島嶼中央的頑強堡壘，向日本人證明來自臺灣中部的反撲力道，絕非僅是散兵游勇的騷亂。
 

可惜好景不長，這頭悍「虎」最終仍敵不過疾病侵擾，並於在 1900 年左右離世，鐵國山的命運也已經注定。就在隔年，雲林被正式宣告「治安恢復」，「鐵虎」在山林間留下的足跡，仍是島嶼記憶裡最深的一道爪痕。
 

南貓的抉擇：在梟雄與紳商之間的雙面人生

在南臺灣的屏東平原，可以說是「三猛」中最富傳奇色彩的林少貓。出身阿緱（今屏東）米商之家的他，不僅有萬夫莫敵之勇，更有著貓一般的靈活與狡黠。
 

自 1897 年起，他率眾攻打鳳山、潮州等地，聲名大噪。就連日本官方的《警察沿革志》，也是如此評論他的行事作風：「絲毫不害良民，概以屠戮日本文武官員為旨。」這段來自敵人的描述，精準的勾勒出林少貓並非濫殺無辜的匪徒，而是目標明確的游擊領袖。面對日軍的強力圍剿，林少貓並未選擇玉石俱焚。
 

最終在 1899 年，他選擇了談判。
 

在地方仕紳的斡旋下，他與日本官方達成協議有條件的「歸順」，日方必須承認他在後壁林（今高雄小港）畫地自守，並享有製糖與開墾荒地的特權。瞬間，這位曾經在戰場上吆喝的抗日領袖，搖身一變成為成功的在地實業家。這段「貓」與帝國的休戰期，恰好呈現了當時臺灣菁英面對新政權時的艱難抉擇。
 

然而，這樣的和平終究是脆弱的。
 

距離協議還不滿 4 年，日軍就撕毀協議並突襲後壁林，林少貓在激戰中身亡。
 

臺灣總督府隨即在公文中宣告此日為「全島治安恢復紀念日」，為長達七年的武裝抗日時代，劃下一個官方認證的句點。
 

「三猛」的誕生

從上面的故事便可看出，這三位分別活躍於北、中、南的綠野英雄，彼此素未平生，更從未在真實世界中相會。那麼，「三猛」一詞到底從何而來？
 

答案，來自一位鹿港的前清遺老之筆。
 

1895 年的臺灣遭到割讓、臺灣民主國又在短時間內土崩瓦解，對洪棄生這樣受儒家教育、以故國為信仰的士人而言，這不僅是政權更替，更是文化與精神的毀滅。他在流離與悲憤中寫下《瀛海偕亡記》，為那場失國之痛立碑。
 

這部充滿血淚的著作〈卷下〉裡，「三猛」的掌印首次踏入史冊之中：
 

臺之亡，…最稱悍猛者，…曰簡大獅，曰柯鐵，曰林少貓，是為三猛。

「三猛」的命名，並非嚴謹的史學分類，而是洪棄生以文人之筆，試圖為失序的時代建立一套道德標準。
 

透過「獅、虎、貓」三種猛獸象徵不同地區的抵抗力量，零散的民變與遊擊行動被有效的轉化，成為具有倫理意涵的集體記憶。在這樣的敘事框架裡，民間武裝不再只是「土匪」，而被重新定位為「忠義之士」，代表著亡國遺民對抗殖民統治的精神遺緒。
 

因此，「三猛」既是一種文學創造，也可以說是政治修辭。

 

 

 

後記

洪棄生筆下的「三猛」，原本是一種帶著遺民悲情的文學想像，然而在往後的歷史中，不同政權卻依照自身的政治需求，持續為它賦予新的語意。
 

戰後的中華民國，為了強化「臺灣自古隸屬中國」的史觀，「三猛」的名稱前被加上「抗日」二字，他們的行動被簡化為民族義士的象徵，這段地方抗爭的歷史成為「中華民族抗日英雄」的宏大敘事，今日的中國，也開始出現「三猛」與「兩岸共同抗日義士」的史觀注腳。這樣的再詮釋，將地方性的反殖抵抗，重新納入「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治話語，抹去了它原本的區域脈絡與歷史複雜性。
 

然而，如果回到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社會，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土匪」這個稱號本身，從來就不是單一視角下的評價。對殖民者而言，他們是動亂的來源；對仕紳與地方居民而言，他們有時卻也是擾亂鄰里、劫掠婦孺的麻煩份子。同樣的行動，在不同立場之下，可能被視為「義舉」或「罪行」。
 

這些地方層次的記憶與感受，或許是重新理解「三猛」的開始。
 

從洪棄生的文人想像，到戰後的民族史觀，再到今日兩岸的政治修辭，「三猛」一次次被重組、被利用、被重新命名。唯有在每次敘事轉換之間，納入地方的聲音、考量到文化的複雜性，或許，我們才能更聽到「大貓咪組合」的百年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