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廳長加福豐次與臺灣近代休閒場所的誕生

今天我們去公園散步運動、游泳池游泳、假日到動植物園遊覽，已經是臺北人與其他都市人習慣的日常，不僅老少咸宜，收費低廉，而且多半交通方便。這些休閒方式與場所多半起源於日治時期，而且是大眾共有的社會性設施，無族群限制地開放。不過，從統治的角度來看，存在一個衝突性的問題：

為什麼近代政府在殖民的同時還要提供休閒設施？也就是，「殖民」與「提供休閒」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筆者統計日治時期全臺（含澎湖）至少設置了 34 座公園，2 所植物園或風景化的苗圃，20處兒童遊園地（遊樂場），31 處綜合運動場，9 所大小型動物園及水族館，30 座水泳場（游泳池），32 座海水浴場，2 座森林公園和 3 座國立公園等。這些休閒空間多半是從臺北開始，再擴及其他大都市，然後往下延伸到了街庄層級。

從時間的縱深來看，1900 至 1910 年代為臺灣整體休閒環境才剛起步的時期，到了 1920、30 年代各種大小型休閒空間已經普及全臺，達到「量」的提升。

也許多數的人對前述問題的反應是：這是為了在臺日人準備，服務於在臺日本人的。筆者先不反對這個說法，確實在日治前期設置的休閒空間，多數地點相當接近在臺日本人的生活區域，像是臺北就很明顯，所以這些設施可理解成：這是為了替日本人打造理想生活環境，吸引更多的日本人移住的一個標準的「內地人對策」。

不過，筆者也要提供一個微小的反駁，就是這些空間即使靠近日本人的生活區，但並未形成類似「租界」的限定空間，雖然存在族群差異，但仍對臺灣人開放。相較之下，上海的公園綠地在 1928 年以前基本上限制一般華人進入，這個情形並未在臺灣發生。

其次，對另一部分的在臺日人而言，他們認為臺灣總督府在日治前期所設置的包括圓山公園、新公園、北投公園等設施，都是殖民統治上不緊要且徒耗資源的奢侈品，偏偏建設時又不時要他們捐款。

因而，在「內地人對策」下，在臺日人雖然是當然的受益者，但在臺日人並不是扁平單一的群體，其中的批評者對於近代殖民政府設置休閒設施的質疑態度一直要到 1920 年代中期才逐漸緩和。

除了殖民地的背景外，「禁欲主義」的心態也是阻礙休閒設施擴張的理由。近代以前的農業社會不想工作而從事休閒必須要有充足的「理由」，在臺灣或日本皆然，雖然日治前期在休閒型態上已漸漸西化，但在公領域存在制約休閒的現象，面對休閒的心態未能像外在設施一樣及時的近代化，這樣的禁欲主義心態同樣也要到 1920 年代中期才逐漸被掙脫。[1]

所以殖民地休閒在「殖民地」與「禁欲主義」的雙重作祟下，得以擴展成為前面筆者提及的「量」的提升與範圍的普及，就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

本文想透過 1910 年代臺北廳長加福豐次推動公共休閒設施的故事，說明在此時代背景與大眾心態下，行政官僚如何開創臺北市民的遊憩空間。特別是 1910 年代正逢臺北休閒空間逐漸擴展的奠基期，同時也是在臺日人的禁欲主義尚未和緩的時期，這時的臺北廳長加福豐次也受到在臺日人的反對而遭受挫折。本文雖然暫時無法處理殖民 v.s 休閒的問題，但想要凸顯一個行政官僚在此過程中的作為與兩難。

加福豐次（1876-1921）出身大阪府士族，生於東京府北豐島郡瀧野川村，有日本第一高校和東京帝大的金字塔頂端學歷，比一般民眾優先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洗禮，受到自由主義陶冶又被期待為國家統治的行政專才，在日本時擔任東京裁判所法官，1905 年渡海來臺，1914 年 7 月 1 日接替井村大吉成為臺北廳長。[2]

加福廳長是「受益者負擔」的奉行者，推動大規模休閒建設，同時也要求民間負擔部分經費，醵金捐款，因而有日本人形容他是「寄付狂」。

1915 年加福豐次以慶祝大正天皇即位（御大典紀念事業）名義，向民間的臺、日人募款加上總督府補助經費，收購民營之圓山動物園成為臺北廳經營的動物園，同時整修新建動物欄舍、挖掘景觀池以及開鑿園內道路等。成功收購動物園之後，加福廳長有兩個計畫，一個是擴大既有的動物園規模，再一個是在基隆新蓋一座水族館。

基隆也是當時臺北廳的管轄範圍，加福廳長同樣以慶祝大正天皇即位為名義，計畫配合來年臺灣勸業共進會（1916 年在臺北舉辦的博覽會）的時機開館。

對基隆當地民眾而言，水族館是地方上的新亮點，而且基隆面海，應該是設置水族館絕佳所在，於是水族館的計畫受到當地士紳支持。

不過加福廳長的動物園擴張計畫踢到了鐵板。

前一任臺北廳長井村大吉（1873-1927，1909-1914 年間擔任臺北廳長）任內曾投注大量經費運用在新公園、北投公園，部分在臺日人認為這些作為是「不重要的事業」、「無謀的計畫」，對於這樣的浪費提出攻擊與責難。

未料新上任的加福廳長繼續延續殖民地休閒的擴大政策，收購動物園之後還要再壯大動物園。在擴張動物園的計畫浮上檯面後，連續三封公開信將加福廳長批判得一無是處，而這樣的批判聲音竟出自曾經的同僚之手。

在臺日人批判的點，除了動物園擴張是「沒必要的設施」的延伸，還加上加福廳長要求民眾捐款時，對臺灣人和臺北廳官吏採取相較寬鬆的捐款方式，對在臺日本人，卻是附加定額於賦稅裡的強制手段。在他們反對下，加福廳長改推行低額的募款，最終，動物園擴張案成了未竟之業，敗給了在臺日本人。

不過「臧否」的價值標準也隨著時間一直改變。在加福廳長轉職後，有在臺日人對他推動「文明設施」給予極高的評價，回頭過來批判其他日本人對「文明設施」的漠視。

加福廳長任內設置的基隆水族館是臺灣水族展演史上的一道驚鴻。飼養水族的難度遠高於陸地上的生物，即使到了戰後的圓山動物園幾度嘗試設置水族館，都因技術不到位而沒能成功，因此日本時代能設置水族館這件事著實令人驚異。

不僅如此，在日本時代水族館還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就是加福廳長任內，作為「文明的設施」來登場。

加福廳長規畫的第一代基隆水族館在 1916 年趁著臺灣勸業共進會期間開館，地址在基隆高砂公園內，開館時有 23 個水槽，包括淡水魚槽 8 個、鹹水魚槽 15 個，飼養魚、貝、海藻、蟹、頭足類等，以及 2 個大開槽飼養海驢、鱷魚、紅蠵龜、玳瑁，此外也設計了賣店、休憩所、廣場和假山。

同時期日本帝國內的水族館也只有大阪府堺市水族館和朝鮮仁川水族館較具規模。可惜第一代基隆水族館經營三年左右就因為水族不易照料容易死亡、經營成本高且遊客越來越少而閉館。此時加福廳長也已調任他職。

受到游泳能手的弟弟加福均三的影響，加福豐次曾經提出在臺北廳新設水泳場的構想，但未能實現。

1919 年 4 月加福豐次調任臺中廳長，隨著地方制度改正再成為第一任臺中州知事，在臺中廳、州的短短一年十個月就設立了第一代臺中市水泳場、彰化街水泳場、彰化公園水泳場和梧棲海水浴場，這些游泳設施是以強身健體為理由來設置（當時強身健體是一種符合衛生與文明的觀念），同時也具有鼓勵臺灣人親水與「洗身軀」的目的。

加福豐次的弟弟加福均三（1885-1948）不僅是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也是游泳界名人，同時也是推動臺灣體育發展的「臺灣體育協會」理事與野球部長，臺中市水泳場開幕時，加福均三當場示範「水府流」的游泳法，哥哥加福豐次則演示「觀海流」泳法，兄弟兩人再一起表演「浮身」的漂浮法。

豐次與均三分別在臺灣服務 16 年和 21 年的時間，這段時期剛好也是臺灣整體休閒環境從起步到蓬勃的階段。

在這個轉變期，這對兄弟分別從政界及社團對臺灣的休閒發展帶來了部分的影響，而加福豐次最重要的「業績」，就是以慶祝天皇即位的「大義」名分，配合博覽會時機及符合文明為理由，迴避日人對殖民地休閒所潛藏的質疑心態，從而設置了動物園、水族館、游泳池、海水浴場等近代的休閒文化設施。[3]

在休閒設施十分普及的今日，地方首長不時為了民眾打造各種休閒的去處，也以此作為自我誇耀的政績。所以今天我們回顧加福廳長的這段故事，除了訝異於某些設施在日本時代就已經誕生以外，也許可以試著體會在休閒相較貧乏的年代，「休閒」即使是人類基本的生物性需求，卻可能在公領域被某種心態所壓抑的歷史情境。

也因為休閒設施得之不易，日本時代所創造出來的休閒空間，在戰後相當程度上被延續了下來（或被部分改造），其影響至少持續到 1960 年代。而 1920 年代之後臺北廳成為了臺北州，雖然仍常以各種大義名分為理由設置休閒設施，但在相對不被壓抑的時代氣氛下，休閒設施的質與量也加速成長。（見表一）

表一：臺北州休閒設施數量變化 （單位：所）

註：日治休閒空間內經常包含許多設施，例如公園可能包含遊園地、運動場、動物園、水族館和水泳場等於一處，形成設施群聚的特色。但也因為互相包含而不容易單獨計算數量，本表不論大小型、是否互相包含，一種設施皆計為1。此外，日治時期的水泳場與今日的游泳池功能相似，但型態不盡相同，限於篇幅不另贅述。

也因為臺北作為島都與日人主要移居地，成為日治時期近代休閒設施的火車頭，像是大型動物園、大型兒童樂園和植物園，只有在臺北看得到，而且休閒設施多半先在臺北出現，再伴隨各地方的模仿與官吏的調任而影響其他都市，就如臺北新公園開園之後，各地也開始規劃起自己的「新公園」。

因此下一次我們到各地方的公園、動植物園等休閒場所，除了遊覽、聊天、做運動外，也不妨細心地尋找是否仍存在 1945 年以前的歷史遺跡，藉由這些空間設施的踏查，想像臺灣社會經歷過的幾個時代，以及時代之間的特殊氣氛，也許也有另一番滋味，如何呢。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1] 這裡的「禁欲主義」指發生在公領域的集體活動中，存在心態上制約休閒的壓抑現象，雖然不是不能要求休閒活動，但經常必須要附帶某些可被公眾接受的理由以合理化其休閒的行為。日治前期的休閒設施實際上常以「大典紀念」「行幸紀念」「始政紀念」和博覽會為契機來設置，或至少也要表現出「符合文明期待」，或具某種效益，也就是設立這些休閒設施常必須迂迴的採擇一個可被公眾接受的理由，藉由這些理由來合理化休閒的動機。

[2] 加福豐次（1876-1921）：大阪府士族，生於東京府北豐島郡瀧野川村，1891 年進入第一高等中學校，也就是日後的名門一高，1896 入學東京帝大佛法科，1899 年畢業，1905 年以來擔任臺灣總督府法院檢察官兼檢事、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兼任臺中出張所檢察官、舊慣調查會委員、臺灣總督府警視兼法院檢查官、民政部內務局警察課長兼任總督府參事官、蕃務本署長等職務。1914 年 7 月 1 日被任命為臺北廳長，1917 年 9 月 26 日轉任總督府事務官，1918 年 3 月 29 日任殖產局林務課長，1919 年 4 月 8 日轉調為臺中廳長，1920年隨地方制度改正，於 9 月 1 日擔任臺中州知事（首任），1921 年 2 月 1 日因「臺中疑獄事件」免官，同（1921）年正籌設臺灣證券公換所，但於 10 月 23 日因腎臟病併發腦溢血逝世，享年46歲。

[3] 加福均三（1885-1948）：1906 年第一高校畢業，1909 年東大理科畢業，1916 年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技師兼臺灣總督府研究所技師，1917 年辭任專賣局及研究所技師，成為大日本人造肥料株式會社技師及臺灣肥料株式會社技師長，1918 成為臺灣肥料株式會社取締役支配人，1920 年擔任高雄州協議會員，1922 年成為高雄街長、中央研究所技師兼專賣局技師，1922 年 10 月取得理學博士學位，1925 年成為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1927 年前往歐美各國考察，1929 年兼任臺北帝大理農學部教授，1932 年兼任府技師、殖產局商工課勤務，1936 年天然瓦斯研究所兼務，此外也是大日本水上聯盟顧問。1937 年返日，1945 年為日本水泳聯盟研究部長，1948 年時任民生科學協會總合工業研究所長，於 6 月 2 日因狹心症過世，享年 64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