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女的願望？臺灣製造MIT：紡織業生產與成衣的誕生

請借問播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 臺北對叼去／……阮想要來去都市 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

 這是〈孤女的願望〉的歌詞，曾是臺灣許多女孩的共同命運，描述國小、國中剛畢業的女孩，獨自一人踏上旅途。途中，她詢問著路邊種田的阿伯，往臺北的路要往哪裡走？
 
〈孤女的願望〉在 1959 年發行，在 1960 年代受到廣大的回響，映照著無數女孩離開鄉村前往都市，只為了找尋一個工作機會，其中，許多人年齡不高、學歷有限，認識的字也不多，在旅程中一邊問一邊走，歷經奔波之後才到達紡織製衣廠。是什麼讓這些女孩前仆後繼地往「繁華都市」前進？
 

當工廠進入土地，工業改寫日常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以及接管日治時期遺留的紡織工廠與設備，奠定戰後紡織業發展的初步基礎。後來 1949 年政府遷臺前後，一批來自上海紡織業者與技術人員也攜帶著機具、資金與管理經驗來到臺灣，再為紡織業注入關鍵能量。乍看之下，臺灣紡織業有復興的跡象，然而，如棉紗等紡織的原物料都需要從國外進口，而當時的經濟仍不穩定，產能的擴張遭遇極大瓶頸。
 
此時，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為防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派遣美軍協助防守臺灣海峽，並投注臺灣大量軍事與經濟援助，遏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提供的經濟支援，除了穩定金融與民生事業外，也涵蓋工業原料與設備的供應。
 
政府透過進口管制與「代紡代織」的機制（圖 1），集中採購棉花、棉紗等各種原料，再分配給紡織廠加工生產，而製造的成品主要供應國內市場，以及逐步外銷國際市場。雖然，這樣的模式並未改變原料仰賴進口的實際情況，卻能夠在有限的條件下維持產能運轉，不僅鼓勵各地方的紡織廠投入生產，也為日後臺灣紡織品的外銷打下良好基礎。
 
當時的紡織業工廠擴大規模生產，亟需要大量人力投注，成為一股拉力，加上女性在鄉村的工作機會與待遇不佳，猶如一股推力，讓十幾歲的女孩們鼓起勇氣離開農村、告別家鄉，前往都市的紡織工廠就業（圖 2），〈孤女的願望〉也就成為她們離鄉背井的寫照。這些紡織工廠大部分座落於都市邊緣，成排的廠房、機具與女工宿舍，成為許多女孩離鄉勞動，接觸「城市生活」的鮮明記憶。
   

畢業即就業，離鄉養家的女孩們

在那個年代，女孩往往被認為「未來會成為夫家的人」，家庭不願意投入資源栽培，常常在十幾歲就失去升學機會，甚至有些長女在年紀輕輕時，就被賦予養家的責任。多年後，許多「女孩」回憶起自己的家庭，時常略帶感傷說起弟弟、妹妹都有不錯的學歷，而自己卻只是國中、小學畢業。

這些女孩必須負擔家庭經濟責任，進入工廠工作，許多人年紀尚小，未能熟練基礎技能，導致工安意外頻傳，她們的血汗成為後來職業安全教育的教材。或許，許多人還有印象的是，某位女孩沒有包上頭巾，不慎被紡織機捲入而重傷，諸如此類的職業安全事故，時有聽聞，令人怵目驚心。從紡織廠房拍攝的老相片中，常可看見女性包覆頭巾，操作機器的畫面，反映當時為避免類似工安事故的警惕（圖 3、圖 4）。
  1968 年，政府公布《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條例》（圖 5），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加強學校教育與生活技能及技藝訓練，許多學校開始在課程中融入縫紉課程（圖 6）。九年國教順利推行，銜接學校到工廠的人力培育，為紡織產業培養大量技術人力。
  在教育體系與勞動市場接軌之際，臺灣製造業同步走向機械化大量生產。紡織成衣業在這樣的環境中，投入發展人造纖維技術，以降低對進口原料的依賴。紡紗技術與人造纖維穩定成長，成衣業大量生產外，也推出新穎的成衣。而相較過去量身訂製的模式，工廠生產標準化的成衣，降低成本，使更多家庭能以低廉價格購買新衣。
 
這樣的變化帶動成衣工廠的興起，也改變消費文化。為推銷國產成衣，1960 年代臺灣出現不少「選美」、「時裝表演」活動，創造一波波「選美浪潮」。百貨公司陳列現成的服裝（圖 7），報紙與電視透過選美、時裝表演活動展示國產成衣（圖 8），使得流行不再是明星與少數階層的專利，一般民眾也能在生活中直接參與。
   

加工出口區的出現：產業空間與生產模式的轉變

當國內紡織市場趨於飽和，政府開始思索推向廣闊的海外市場，設置兼具貿易區與工業區功能的「加工出口區」成為重要選項。
 
1960 年代初期，李國鼎提出加工出口區的概念，並在經濟部長任內推動立法院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在 1966 年 12 月正式設立全球首座高雄加工出口區（圖 9），將製造業引導至外銷導向。這項創舉初期也經歷招商的挑戰，隨著租稅優惠與基礎設施到位，逐漸吸引國內外業者進駐。
 
後來，政府又設立楠梓、臺中加工出口區，出口導向成形。這對傳統成衣工廠是個擴張機會，加工出口區透過租稅優惠、通關便利與設施集中優勢，使工廠降低進出口原料與成品運輸的時間成本，順利接軌國際買主採購與交貨節奏。園區的群聚效應，促成上下游廠商與代工網絡的形成，使剪裁、車縫、整燙、包裝得以在加工出口區內有效率整合。漸漸地，臺灣紡織業從傳統作坊式經營，轉向以外銷訂單為導向的量產體系。
   

被安排的夜間勞動：女工與夜班制度的形成

當成衣生產全面納入流水線與出口導向的制度之中，女工的生活也在工作時間之外，逐漸被重新安排與定義。工廠為了能夠達到一定的生產量，紡織機臺 24 小時運作，為順應工廠的排班制度，許多女孩們只好日夜顛倒著工作，甚至出現雇主讓女工違法夜間值班的情況。
 
從《工廠法》第十三條的施行與調整過程，可以清楚看見女工夜間工作的規範，如何隨著國家經濟政策而反覆被重新解釋。要理解夜班為何長期成為灰色地帶，得先回到更早的法規框架，早前於 1931 年公布的《工廠法》原本明定，女性禁止從事深夜勞動，不得於夜間十時至翌晨六時從事工廠工作；然而戰後為配合增產需求，1950 年政府將紡織業定位為「戰時增產」事業（圖 10），使其暫時不受該條文限制。至 1955 年，官方又宣告此一排除僅屬臨時措施（圖 11），理應回復對女工夜間工作的限制。
  儘管法規數度變動，實際上在勞動現場卻未同步調整。1970 年代，許多報紙仍報導女工於夜間值班期間發生工安事故的案例，顯示違法夜班與超時工作情形普遍存在。政府在 1974 至 1975 年間再度修正規定，要求工廠配合三班制與宿舍設置後，在程度上放寬女工夜間工作的限制（圖 12）。
  這群自農村遷移至都市的女性勞動者，是支撐臺灣紡織業從進口替代走向出口擴張的人力基礎。她們常將薪水寄回家中，支撐家庭開銷，同時也讓國家累積外匯收入，促成「以工業培養農業」的環境政策轉向。在機械化生產與人造纖維技術發展的背景下，成衣業從傳統形式轉向大規模生產模式，得以銜接全球市場的供應需求。在這樣的產業環境下，流行文化也反映了當時女性投入工廠勞動的社會現象──這首〈孤女的願望〉描述了她們在社會結構下對自身未來的期許：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
青春是不通耽誤，人生的真義。

回首臺灣紡織業的發展歷程，不僅見證了產業政策如何帶動經濟轉型，更記錄了無數女性勞動者的生命軌跡。從代紡代織政策到加工出口區的設立，從人造纖維技術突破到成衣大量生產，這些發展不只創造了「MIT 臺灣製造」的榮光，也深刻改變了社會結構與生活樣貌。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許多臺灣產業發展的珍貴紀錄，可透過國家檔案資訊網檢索查詢。位於林口的國家檔案館常設展「島讀•我們的故事」，更完整呈現 1970 年代臺灣工業化的歷程，包括加工出口區的設立、紡織及製鞋等產業的興盛，歡迎大家前往探索這段屬於我們共同的記憶。

---

（本文作者為台灣服飾誌主編紫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