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沒說的，投奔新中國的臺灣人

不久之前，教育部不顧學界抗議聲浪，強行「微調」高中歷史課綱，課綱中加進了兩點：

1-3 說明臺灣與甲午戰後晚清變法運動與辛亥革命之互動，包括孫中山來臺尋求臺人支持，以及臺人參與革命及中華民國之建立。

 

2-1 說明中華民國宣布對日抗戰並聲明廢除馬關條約、抗戰中軍民死傷慘重，以及臺人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前往中國參與中華民國建國，或在戰爭時期協助抗日的，確實不乏其人。但是重點來了，他們只不過是屬於「日本時代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裡頭一小撮人。若是教科書真的依照微調課綱去寫，我們只會看到這少數中的少數，不明就理的受教者甚至會認為「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前往中國，就全然只是協助中華民國建國、協助抗日」。這和史實有極大的落差。
 
那麼，前往中國的臺灣人，到底都去了哪裡？又做了些什麼？這才是必須問的問題。我們就從兩個臺灣醫生的故事說起。
 
第一位是吳秀全。
 
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因島內習醫機會競爭，所以不少人選擇前往外地習醫。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就讀日本帝國圈內如朝鮮、滿洲，或是日本在華勢力圈內的醫學校，如廈門、青島等。就讀中國人創辦的醫學校的臺灣學生也不是沒有，只是人數上可謂少數。
 
 1939 年初，東亞醫科大學（其後改為東亞醫科學院）在日本政界多方贊助下，即將於青島成立，並預計在 4 月下旬開始在日本內地、朝鮮、臺灣舉辦入學考試，預計招收兩百名學生。
 
同年 3 月 26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東亞醫科大學的招生訊息，也吸引了許多臺灣人前來報名，出身新竹的吳秀全參加了這次考試。之後東亞醫科大學公布錄取名單，吳秀全就在其中。他因此成為東亞醫科學院第一屆的學生。
 
1943 年，吳秀全自東亞醫科學院畢業。但從那一刻開始，他走上了與同學們極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加入了共產黨，開始在八路軍山東縱隊從事醫務工作。（吳秀全的同學畢業後多在山東、華中的日本醫院服務，或者隨著派遣團前往海南島。）
 
一直到二戰結束後吳秀全也並未返台，而是留在山東的醫療機構任職。戰後的青島醫專（1944 年改名）歷經多次更迭，成為今日青島大學醫學院。戰後，吳秀全曾先後任濟南軍區總醫院婦產科主任、軍醫學校教研室主任等。日後當青島醫專的日本校友返校參觀時，也曾與吳秀全見面敘舊。 1980 年代，吳秀全先後擔任濟南市與山東省的臺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山東政協委員、濟南人大常委等職，並於 1989 年過世。
 
吳秀全所留下的資料並不多，筆者只能以《青友史》（青島醫專校史），以及藉由訪問吳秀全的同窗而得知相關訊息。青島醫專的臺灣學生當中，與吳秀全有類似經歷的臺灣人還有一位，名為李惠宗。李惠宗戰後也是留在山東，並擔任濟南市的醫務與臺聯會要職，不過同樣的資料也不多。
 
吳秀全的例子很有代表性。他像日本時代大多數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一樣，是為了尋求更好的賺錢、讀書和生活機會，並不是如課綱所暗示的，所有臺灣人去中國都是為了協助中華民國的建立與抗日。這是非常荒謬的。前往中國的臺灣人，不管是加入國或共，都只是少數，何況部分臺人加入國共的動機，與其說是革命還不如說是為了謀求實際的各種利益 。扣除掉上述的這些人，所謂的真革命分子可謂少之又少。
 
再說，吳秀全的例子就說明了，當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也不是只有協助建立中華民國、協助你國軍抗日，甚至還有數量相等加入共產黨。參加革命的人扣掉投機份子、再扣掉加入共產黨的臺人，剩下的符合你們期望的臺灣人，相對於整體而言，還真是滄海之一粟。而教育部卻要我們認為這「一粟」就是「滄海」。真要笑死人了。

我們要談的第二個例子叫李偉光，本名李應章。 李偉光是他 1935 年到了上海之後才改的名字。
 
李應章出身彰化二林，祖父原先在別人家裡當長工，爾後至中藥鋪當學徒、成為漢醫，他的父親李木生克紹箕裘，也是漢醫。但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李木生因為不具有漢醫的執照，因此常被日警刁難與罰款，這也種下了李應章反殖民體制、反日的思想。
 
1916 年，李應章考入總督府醫學校，之後又繼續進入熱帶醫學專攻科就讀。畢業後，李應章返回二林開設保安醫院。
 
儘管出身日式教育體系，但在二林開業的這段期間，李應章卻多次與總督府抗爭，甚至因此入獄。但李應章並沒有因此而退卻，出獄之後，他更加入當時反抗殖民統治的主要團體臺灣民眾黨，其言論也再次觸怒總督府。為此，他不但本人受到警告，家裡也曾遭到警察的搜索。
 
1931 年初，李應章決定聽從一名日本員警江川博通的建議，停止活動並離開臺灣，前往廈門──江川博通對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比較同情的。
 
在廈門期間，李應章寄宿於醫學校友人的醫院內，後來他在廈門鼓浪嶼開設醫院，以小兒科為主，在當地頗受好評。其實像李應章這樣總督府科班出身的醫師，醫術往往有一定的水準，因此在醫療水準不高的廈門自然很受歡迎。
 
但也是在廈門，李應章加入了共產黨，而神州醫院更成為收容與掩護共產黨人的基地。很快的，政府當局就盯上了他，而神州醫院也遭到包圍。李應章因此離開了廈門，前往上海，並改名李偉光。
 
他在上海英國租界開設了另一間小兒科醫院，之後再遷往法國租界。為了救濟貧窮的患者，李應章特別規定，早上十二點以前來院的患者，僅需繳納微薄的藥費。他的醫院內也設有育兒顧問部，免費為上海民眾提供相關諮詢。甚至有不少民眾以書信往來的方式，向他請教有關育兒的相關知識。
 
儘管如此，李應章的醫院經營的並不順利，他的經濟日益拮据。這時李偉光觀察到上海嚴重的吸食鴉片煙問題，所以開始著手研發「安抵毒盡」注射劑。 此劑對於戒斷鴉片和嗎啡，有很好的療效，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患者上門求診。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病患，李應章特別了一間療養院，致力於戒毒事業。
 
二次大戰打完後，李應章仍然留在上海執業。他同時也擔任臺灣旅滬同鄉會常務理事、會長，協助救濟受難的臺灣人，並運送他們返回臺灣。李應章自己的醫院，甚至免費診治受難患病的臺灣人。
 
1946 年 9 月，李應章第一次返臺，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熱烈歡迎，甚至派員接機。他在離開之前，就曾經向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陳儀辭行，並提醒他臺灣民怨高漲等問題。
 
隔一年的 3 月，他再次返臺，這時臺灣情勢已經非常不同了。當時 228 事件剛剛發生不久，李應章與其他人組織了 228 慘案慰問團。但是由於情勢惡劣，該團僅停留一夜便返回上海。
 
為此，李應章還曾上書蔣介石，信中說：「回憶三十年前之打吧呢（噍吧哖）事件，兇殘如日寇，燬莊剿滅之結果，尚僅殘傷數百人，而今一次騷動，良民死傷數以千計，得毋駭人聽聞呼？」換言之，是說國軍竟然比日本人還殘忍。
 
在這之後，李應章再也沒有回到臺灣。
 
1949 年新中國建立後，他收起醫院，轉至上海市人民政府擔任衛生顧問與及上海市人民代表，並於 5 年後逝世。

不管是吳秀全還是李應章，我舉這兩個例子都不是要「為匪宣傳」，而是要說：日本時代臺灣人去中國的實際情形，比起教育部粗暴通過的微調課綱都要複雜多了。

真要研究的話，可能還有更多在二次大戰後站在國民黨的對立面，而協助新中國建立的臺灣人會一一浮出檯面。不過鴕鳥心態的教育部會不會想讓你知道呢？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