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從期待到失望，二二八前夕的臺灣報人（下）

對於當時的這些臺籍文化人而言，另一個鋪天蓋地的衝擊，則是來自語言管制的影響。1946 年 10 月 25 日，官方下令禁止報刊日文版。但在戰爭結束前，臺灣人的日語人口約莫占了總人口數的 50 % 至 70 %，其中更有很多人完全沒受過漢語訓練。語言政策的疾厲施行，對習慣以日語創作、發表意見的臺人影響甚劇，幾乎剝奪了知識精英在公共場域的發言權。毫不意外，這引來了各方撻伐，如《新新》雜誌便大力批評：「此無異封本省人之耳目，從青年層到壯年層皆對毫無效率的當局之過度做法，其為怨歎與非難。」但行政長官公署還是強渡關山，日語隨即迅速地從各種版面上被清除。

絕望與不滿在臺人識字群體間發酵，誰也沒有想到當年歡欣鼓舞迎接的祖國，會是這個樣子。「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群中的詩人林亨泰對於臺灣人身世的慨歎，或許可以作為這代人的註腳：

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在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

這場語言的鬥爭，並沒有輕易畫下句點。後來，在二二八事件過後對於報人們的清洗與搜捕中，導致《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與日文版主編吳金鍊失蹤、被害的罪名，就是因為他們平常習慣以日文記事，間接排斥了外省同事，進而被控「企圖接收報社」，以及嘗試「恢復日文版報紙」。

臺灣會不會變成「中國的愛爾蘭」？

新政府施政的惡習與歧視行徑逐漸浮出，再加上經濟敗壞、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臺灣人的失望也反映在各大報刊上，當年創刊時的歡心期待逐漸消失殆盡。

1946 年 10 月下旬，趁著蔣介石第一次來臺視察，《民報》刊出了一篇諍言，細數臺人在政權移轉後面臨的難堪窘境，仍天真地認為情勢仍有好轉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