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和國總統」與馬來亞獨立慶典的一段奇妙緣份

臺灣與馬來亞獨立曾經有段奇妙的緣份？這裡所指的「臺灣」並非 1949 年遷往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是名不見經傳、逐漸為人所淡忘掉的流亡政府「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45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出生於雲林西螺望族的廖文毅（1910-1986）成為戰後臺獨運動初期的主要首腦。他曾留學日本、中國和美國等地，也曾在中國大陸擔任過教職和技師。廖文毅後來與臺北和一群友人創辦了《前鋒》雜誌，在發刊詞〈告我臺灣同胞》一文中，寫道：「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與回歸祖國感到滿懷希望」，慶賀「祖國抗戰已勝」、「回到祖國去，做了大中華民國的國民，能夠與世界任何的民族並肩的一等國民」[1]，充份表現了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與回歸祖國的熱烈希望，這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多數臺灣人民的期盼。

沒想到時局演變過於快速，國民政府在臺的統治階層腐敗與偏私之態逐漸顯現，導致社會矛盾嚴重加劇。 1947 年元旦的《前鋒》社論寫道：「省內復員人數日增月加，生產方面又因用人不適，致使各行業半身不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物質因臺幣的暴落，一漲再漲，而不知其終止點」，苛捐雜稅造成民不聊生、警民衝突不斷，「公民由『熱望』而『希望』，再退入『失望』」。[2]

不出數月，二二八事件接而爆發，此時廖文毅與他的二哥廖文奎（1905-1952）身在上海，卻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列舉為涉嫌內亂的通緝犯（《二二八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3]

1947 年 6 月，廖文毅於香港九龍半島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The 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次年召開第二次幹部會議，廖文毅擔任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臨時政府主席，設有各個部門、海外支部和外圍組織等 [4]，首倡臺灣先行脫離中國，暫時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Council）之下，再由臺灣公民投票決定臺灣該隸屬中國或獨立。[5] 該年 9 月 1 日，廖文毅正式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由於竭力發表「臺灣獨立」和「臺灣託管」論，廖文毅亦被批評為「搞『臺灣獨立』最起勁的一人」[6]。

「臺灣再解放聯盟」曾一度與臺灣共產黨分子謝雪紅和蘇新等合作，但基於謝雪紅等人另行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遂與廖文毅等人對立。隨後臺共黨員接受中共號召，紛紛脫離「臺灣再解放聯盟」北上。1949 年，中國局勢劇變，中共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由於氣氛突變唯恐將造成香港社會動蕩，廖文毅故而決定將陣地遷移到日本東京。1950 年 2 月，廖文毅東渡日本後，他與橫濱行醫的吳振南等一眾臺灣人，共同組織了第一個主張臺灣獨立的政黨—「臺灣民主獨立黨」（Formosan Democratic Independent Party），率先制定了「國旗」和「國歌」。[7]。

1952 年在日本廣島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聯邦亞洲會議（World Federalist Conference）中，廖文毅作為臺灣的代表，首次與英屬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8]代表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1903-1990）見面，在出席會議期間，廖文毅與東姑有個即興約定，即日後誰先達成獨立，就要請對方參加獨立典禮。

1955 年 7 月，馬來亞聯合邦已舉行過第一次全國大選，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巫統（UMNO），與陳禎祿領導的馬華公會（MCA）、善班丹（Tun Sambanthan）領導的國大黨（MIC）組成政黨聯盟，在聯合邦立法議會中的 52 席中贏得 51 席，成為英屬馬來亞聯合邦的執政黨團，由東姑擔任聯合邦政府的首席部長。

果真，在馬來亞聯合邦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迎來獨立之時，東姑阿都拉曼以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之名，提早回函給身在東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廖文毅先生」（Mr. Thomas W.I Liao,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在信中表示會盡一切辦法協助其獲得入境簽證。[9]

廖文毅到馬來亞聯合邦參與獨立慶典的消息，引來當地密切關注和疑惑。1957 年 8 月 29 日，廖文毅持著私人請柬於次日抵達新加坡。[10] 8 月 31 日的《南洋商報》標題便寫道：「『臺灣共和國首任大總統』廖文毅來馬參加獨立慶典」。由於馬來亞聯合邦並未邀請北京或臺北任何陣營的政府代表，使得廖文毅以東姑阿都拉曼「政治上的好朋友」這個身份受邀出席，格外引人矚目。

在該報記者於吉隆坡機場的採訪中，廖文毅解釋其持有的是一本菲律賓護照，從菲國駐港總領事館領事獲得[11]，並且聲稱會以此護照遊遍各國和聯合國總部，爭取宣揚臺灣獨立。[12] 有趣的是，當記者詢問廖文毅是否能說中國國語，其答謂不懂；而當以閩南語發問時，廖氏欣然答覆之餘，還頻呼「兄弟！兄弟！」。[13] 廖文毅攜帶的呼籲馬來亞人民支持臺獨運動之傳單，雖在機場被扣下，但其贈予東姑的珍貴禮物——臺灣竹製帆船，卻顯示了臺灣人的誠意。[14]。

後來，《南洋商報》記者詢問新聞部和外交部，皆獲得「廖文毅並非官方邀請者」的答案；再轉而向東姑的私人秘書調查，也證實東姑本人並無發出私人邀請[15]。其後，東姑阿都拉曼在馬來亞獨立後首次訪問新加坡的採訪中提到，他與廖氏 1952 年在廣島的一場會議中結下友誼；只是東姑矢口否認曾發出官方邀請予廖文毅[16]，且認為廖氏的來訪「使我不勝尷尬之至」[17]，但原則上「不能阻止任何人來馬參觀獨立慶典」。東姑的解釋為，廖文毅曾來詢問是否可以友人身份前來參觀慶典，「余告謂無拘，卻不料渠抵馬後即自命為臺灣共和國之正式代表」。[18]

先姑且不論東姑阿都拉曼致「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的回函是否能視為「邀請柬」，我們由此推測，東姑可能協助這位友人入境馬來亞聯合邦，並且順利參加了獨立慶典。東姑之所以否認發出請柬，很可能是因為國際冷戰局勢而不便有所表態。否則，東姑豈會不知道廖氏自封「臺灣共和國總統」？

至於臺灣方面的文獻所提到的，廖文毅擔任國賓、獲授予勛章覲見國王、「只有一個國家承認臺灣共和國」等說法[19]，是否真有此事，由於對應史料之匱乏，則不得而知。當時的調查局很重視廖文毅應邀赴吉隆坡一事，深怕廖氏藉參加獨立慶典之時，聯絡各國政要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領袖，以擴大其聲勢，招來國際力量的介入。

可是，當廖文毅返回東京後，對大馬之行竟無一詞向其政黨、議會以至政府報告，此行就像他本人的私人旅行，因此令人感到費解[20]，更使得廖文毅出席馬來亞獨立慶典的這趟旅途，充斥着各種不解之疑惑。

根據一些訪談與檔案記載，東姑阿都拉曼接下來仍向廖文毅伸出援手，如 1957 年廖氏希望出席開羅所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會議（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Conference，又稱「開羅會議」），東姑遊說並轉交觀察員身份之邀請函予廖氏，但礙於經費問題之故，廖氏無緣親自出席[21]，改派外務省長簡文介出席。此外，1960 年在東姑的推薦下，廖文毅得以前往聯合國演講[22]，唯 1962 年 2 月 6 日廖氏抵達紐約機場時，由於沒有入境簽證而遭移民局官員阻擋，被禁止進入紐約市區，只能黯然返回日本[23]。

馬來亞獨立建國前後，中華民國政府即便多次釋出善意尋求準備建交[24]，卻不得其門而入，臺灣方面亦不獲邀請出席馬來亞獨立慶典。[25] 即便國共雙方都竭力爭取與獨立後的馬來亞聯合邦建交[26]，只是在 1958 年 10 月，馬來亞聯合邦副首相伊斯邁（Dr Ismail Abd Rahman）再度強調政府不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任何一方。[27] 早在 1950 年時，因前殖民主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終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馬來亞受到影響亦戛然而止。直到 1964 年 11 月，馬來西亞與中華民國正式於臺北和吉隆坡互設領事館，但不等同於外交上的承認。[28]

廖文毅赴約出席馬來亞聯合邦獨立慶典一事，使這位「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名聲大噪之餘，也為臨時政府的聲勢推向頂峰，亦是臺獨運動在海外被密切矚目的特殊例子。經過有限史料的交叉對照，廖氏與東姑阿都拉曼的相識與互助可見並非空穴來風，亦可證實東姑對臺灣獨立問題的關懷。

[1] 《前鋒》光復紀念號（第一期），原出版者：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台北：傳文文化事業覆刻出版）1945年10月25日。

[2] 參見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部，1994年），頁286-287。

[3] 《申報》，1947年6月8日，第2版。

[4]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59。

[5] 參見張炎憲、李筱峯、莊永明編，《台灣近代名人誌》（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部，1994年），頁286-288。

[6]  《南洋商報》，1949年6月23日，第3版。

[7] 參見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64，67。

[8] 現在的馬來西亞（Malaysia）由東馬砂拉越和沙巴兩州，以及馬來亞半島於1963年9月16日所組成（新加坡於1965年退出）。1948年2月1日, 英殖民政府將馬來半島的殖民地合組為馬來亞聯合邦, 並於1957年8月31日率先獨立建國。

[9] 信函樣本參見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灣共和國》，（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0年），頁6。

[10] 國家檔案局：000030836 ，國家安全局給外交部， <廖文毅赴馬來亞參加獨立典禮>，1957年8月31日。轉引自黃富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活動─林獻堂與廖文毅之比較〉，研究報告﹙2005年9-12月﹚，《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東京：財団法人交流協会），2006年3月提交。

[11] 1949年6月21日，廖文毅向菲律賓駐港領事館申請並獲得係台灣人之代替護照一紙。參見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97。

[12] 《南洋商報》，1957年8月31日，第5版。

[13] 《南洋商報》，1957年8月31日，第5版。

[14] 《南洋商報》，1957年8月31日，第5版、1957年9月1日，第12版。

[15] 《南洋商報》，1957年9月1日，第12版。

[16] Berita Harian, 11hb September 1957, ms 5。

[17] 《南洋商報》，1957年9月11日，第5版;Singapore Standard, 11^th September 1957,Pg.4.

[18] 《南洋商報》，1957年9月11日，第5版。

[19] 參見丘顯忠，〈黃介一訪問記錄〉（未刊稿），神戶，2002年6月20日。轉引自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98-99。

[20] 參見李世傑，《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年），頁125-127。

[21] 檔案管理局，檔號：0050/006.3/014，案名：台灣獨立運動（十三），頁217-218。轉引自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99。

[22] 羅福全先生採訪記錄，收錄於《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士口述史-續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頁241。

[23] 參見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台北：玉山社，2014年），頁181；<羅福全先生訪問記錄>，收於《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241。

[24] 《南洋商報》，1957年4月20日，第12版；《南洋商報》1957年9月21日，第10版。

[25] 《南洋商報》，1957年6月11日，第9版。

[26] 《南洋商報》，1957年4月17日，第9版。

[27]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Kuala Lumpur:Institute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IDFR),Pg.18

[28] 《南洋商報》，1964年11月2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