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醫師」與臺灣人對海外習醫的超時代執著

近年來「波波醫師」的議題在臺灣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波波醫師」是社會的俗稱，指留學波蘭而回臺取得醫師資格的人士。臺灣社會有人認為，他們乃是以「投機」、「走偏門」的方式，在臺灣取得合法執業的資格。反對的人甚至將留學波蘭的臺灣醫師的姓名、畢業自波蘭哪間學校的醫學系、所任職的醫院公諸於世。

本文的重點並不是探討「波波醫師」的是與非，而是希望藉由歷史的角度來理解與認識「波波醫師」現象，為什麼「波波醫師」現象會發生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何歷史脈絡可循？

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對於「醫師」的認知，常與「高收入」、「優秀人才」、「高社會地位」劃上等號。不過，近年來隨著健保制度的實施，以及一連串的醫藥制度的改革，醫師的待遇已不如過去。即便如此，不少學生或家長仍以醫學系作為升學的目標，醫學系的分數始終居高不下。

「醫師」一職的興起，可以說是與日本殖民統治有關，日本政府在 1874 年「出兵臺灣」（即牡丹社事件）與 1895 年接收臺灣後的經驗中認識到，若不從根本上解決臺灣的衛生與疾病問題，其所衍生的問題將危害日本的殖民統治。因此，臺灣總督府開始推動衛生政策，如設置公醫、進行防疫工作。然而，推動衛生政策非常需要醫師的協助，起先總督府採取自內地派遣日本醫師來臺的方式，但來臺的日本醫師容易水土不服，折損率高。

因此 1890 年代末，總督府決定設立醫事教育機關，以培育協助衛生工作的臺灣醫師。此外，總督府更有意使培育出來的臺灣醫師，在推動衛生工作之餘，成為總督府殖民政策的協力者，作為總督府政策與臺灣民眾之間的媒介，協助政令宣傳。

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起先臺灣社會對此校持有疑慮，招生並不順利，但是經過數年之後，隨著畢業生在島內開業成功，臺灣社會的價值觀也逐漸改變，醫師的高收入、高社會地位，對於身處殖民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臺灣社會逐漸興起了習醫的熱潮。

不過，儘管臺灣社會習醫風氣日漸盛行，總督府卻無意增設新的醫事教育機關。由於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使然，臺人若要留在島內習醫，選擇非常有限；總督府雖曾於 1915 年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內增設特設科、1919 年再增設熱帶醫學專攻科，但始終沒有新設醫學校，或是大幅增加入學名額。而且總督府於 1915 年增設的特設科，乃是為招收中國留學生，他們畢業後須返回中國執業。

特設科的成立可謂其來有自，1899 年，時任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院長的山口秀高在題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的演講中談到：

由此可以發現，山口秀高早有招攬中國留學生的打算，不過在 1915 年特設科成立之前，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即收有三名中國留學生：許連城（1901 年入學，第五屆）、王兆培（1910 年入學，第十四屆）、張春暉（1911 年入學，第十五屆）；[2]換言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自創校以來，即有招收中國留學生。

既然如此，為何又另外成立特設科？

事實上，特設科乃是配合當時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而設。

1915 年，時任廈門旭瀛書院院長的岡本要八郎，向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隈本繁吉提出意見書，岡本認為醫學與教育是日本在中國培植勢力的有效方式，也建議總督府在旭瀛書院設立具有醫科與商科的高等科。[3]

同年 5 月，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招收籍民與中國學生的特設科，修業年限三年。[4]

「籍民」即「臺灣籍民」，指居住在中國而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 [5]，在 1916 年 7 月份的《臺灣教育》裡，可以看到特設科的相關訊息：

意即畢業於中國的小學，就能夠報考特設科，總督府也鼓勵旭瀛書院的學生前來報考。特設科自 1915 年開辦，1919 年停辦，當時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1915 至 1919 年的預科錄取率，分別為 8%、8%、9%、13%、10%，然而特設科的錄取率，據說為 20%，[7] 若是如此，錄取率高出醫學校預科約 7 到 12 個百分比。依規定特設科僅允許籍民子弟與中國學生入學，但因錄取率高於預科，因此有家長甚至先將子女送入旭瀛書院就讀，再以籍民子弟的身分報考特設科。特設科開辦 5 年，一共培育 34 名醫師，其中來自臺灣者接近一半，有 15 名。[8]

自特設科畢業的臺灣人，許多前往中國繼續深造或行醫，如林伯輝、呂耀唐、蘇永隆等人進入南滿醫學堂就讀；曾曉、蘇福來、謝水双、翁滄海於廈門開業，黃丙丁於泉州開業。另外，陳昭宗、黃子正兩人分別任職於廈門博愛會醫院、福州博愛會醫院。[9]

就結果而言，臺灣總督府成立特設科，可說是提供了臺灣籍民的就學機會，也培育了中國醫師、增進中國人民的福祉，不過若審視前述山口秀高與岡本要八郎的言論後，便很難不將特設科的成立，聯想為臺灣總督府欲在華培植親日勢力。

照理說，若要這樣做，就應該在廈門成立醫學校，但相比之下，直接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內成立特設科，並以較短的三年修業年限、較為優厚的全公費制度作為條件，招攬中國的留學生，似乎是較為快速、經濟的作法。

但是對於有意習醫的臺灣人而言，總督府設立特設科，可以說是提供另一條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門路。與其在臺灣參加較為競爭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考試，不如拐個彎，以旭瀛書院的學生身分報考特設科。也就是說，先到廈門旭瀛書院就讀，將自己變成「臺灣籍民」，再以這個身分報考特設科。這是標榜招收「籍民子弟、中國留學生」的特設科，結果卻有許多臺灣人特意前來就讀的緣故。

因此，我們可以說總督府的衛生政策，造就了醫師的高收入與高社會地位，引起臺灣社會的習醫熱潮，但是總督府的教育政策與對岸政策，卻又將這股習醫熱潮推向海外。有意習醫的臺灣人，除了繼續奮鬥以期擠進窄門之外，最直接的逐夢方式就是負笈海外，以廈門旭瀛書院為跳板，考回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上述臺灣人繞道回來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特設科就讀的現象，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

通觀整個日治時期，臺灣人為了取得醫師資格，除了「繞道」返臺之外，不少人前往海外習醫，地點多以日本帝國勢力圈為主。其中以前往日本內地留學者最多，其他如滿洲、青島、朝鮮等地也有不少臺灣人習醫的蹤跡。有一些臺灣人會前往中國系統的醫學校就讀，但與前往日本系統的醫學院校的人數相比仍屬少數。

1945 年，臺灣結束日本統治時期，從戰後初期至今，臺灣國內的醫學系已多達十二間，分別為臺大、陽明、成大、北醫、長庚、馬偕、高醫、中國醫、輔大、慈濟、中山醫、國防醫。儘管醫學系所一直增設，成為醫師的管道也不再只有高中畢業之後就讀醫學系一條路，例如學士後醫等。醫師的地位也不如以往，但是醫學系在臺灣的大學聯招當中，分數始終居高不下，一些家長也如同日治時期般地，將子女送往海外深造。

因此，波波醫師事件可以說是日治時期以來，臺灣社會習醫熱潮的延續，姑且不論其對錯，波波醫師反映的是臺灣人對「習醫」與「成為醫師」的一種超時代執著。

[1] 山口秀高主講、韓良俊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臺灣史料研究》第 8 期（1996 年 8 月），頁 49-55。內閣印刷局編，《職員錄甲》（東京：內閣印刷局，1899），頁 688。

[2]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編，《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 : 自昭和六至八年》（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3），頁 98-110。

[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數位化檔案，廈門一年間ノ所感ト卑見（旭瀛書院岡本要八郎），2414-2，頁 1-13。

[4]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6），頁16。

[5] 關於臺灣籍民，補充說明如下：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後，臺灣島上的清國人必須在 1897 年 5 月 8 日前，決定自身的去留。在此期限後，未返回清國者自然取得日本籍，而這些人日後因諸多因素（如經商）而留滯中國（尤其是華南的閩粵地區）時，即稱臺灣籍民。具籍民身分的好處在於能享有如治外法權、免稅等特權。此外，原居於華南閩粵地區的中國人，若在此國籍選澤期限內來臺居留取得臺灣籍，但是其親族、財產多不在臺灣者，亦能享有特權。也因此許多閩、粵地區的人士不惜以非法的手段透過在臺親友取得臺灣護照，進一步成為臺灣籍民，此即「假冒籍民」的由來。有趣之處在於，所有的臺灣籍民當中，貨真價實臺灣本島人約略僅占的十分之一而已。有關華南地區的臺灣籍民研究，可參閱中村孝志、梁華璜、鍾淑敏等人的豐富著作。

[6]〈旭瀛書院通信〉，《臺灣教育》169 號，（1916 年 7 月）。

[7]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97。

[8]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97-99。

[9] 在特設科第三屆的畢業生共有林伯輝、楊翰西、曾曉、蘇福來、黃丙丁、黃啓崇、謝水双七名，詳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4），頁 146-147；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242000，（圖35）、病院関係雑件／博愛病院関係（B-H-04-01-00-01-06-00-0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5015514700（圖 5）、在本邦特選留学生補給実施関係雑件／推薦関係第二巻（B-H-05-03-00-01-02-0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