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的開山傳奇：依山傍水的校園怎麼誕生的？

不少香港朋友到臺北，會把臺灣大學校園與周遭的溫羅汀列入旅遊行程。今日臺大校園美如公園，校內有許多小小博物館，校內外飲食選擇多樣，附近書店、咖啡館林立，還有許多潮流風格小店，男女老幼都可以在臺大商圈找到喜歡的角落。香港的大學校園又是如何？

在地小人稠的香港，唯獨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有著廣闊的校地。與臺大一樣，週末假日的中大校園也是香港人喜愛的休閒去處，常常可以見到民眾攜家帶眷來此健行郊遊。這裡的校園特色則與位於都市區的臺大相反，是個依山而建，以自然郊野景色知名的校園。

當我們搭乘前身是九廣鐵路的港鐵東鐵線到大學站，一出車站，就會發現四周除了大學校園和凱悅飯店之外，幾乎沒有所謂的街道景觀，不僅沒街可逛，也沒有住宅區，更不用說夜市或小吃街了，取而代之的是依山而建的校園以及其背後的整片山巒。

香港向來以中西交融的都市街景吸引許多遊客，但實際上這裡與山和海的距離比我們以為的還近。以中大來說，其位置在新界東的沙田與大埔之間，東倚沙田海岸，西靠大埔滘自然護理區（保護區），南側和北側則與幾個坡上的鄉村聚落和零星別墅為鄰，整個校園佔據了大半個山頭，其面積多達 137.3 公頃，不用說香港大學的 16 公頃不能比，甚至還比臺灣大學公館校總區 115 公頃還大。

山腳臨海的港鐵東鐵線是聯繫香港南北的大動脈，中大師生主要的出入口即為港鐵大學站。這條鐵路也就是歷史上知名的九廣鐵路，距今已有百年歷史。鐵路前方的馬料水公眾碼頭則提供渡輪往返沙田海上的離島。在中大校園裡，低頭可眺海，抬頭即望山，除了位於海拔頂點的新亞書院「合一亭」海景之外，近年新增的幾座校舍亦提供不少觀景的立足點。

香港中文大學前幾年才慶祝 50 週年，在東亞幾所知名大學中還算是年輕。為什麼這個晚近的學校可以有如此廣闊的土地？在中大設立之前，這片土地曾經是什麼樣子？相傳臺灣很多學校以前都是「墓仔埔」，中大是不是？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從崇基書院的土地來源開始講起。

1963 年成立的中大，合併了 1950 年代所成立的崇基、新亞及聯合書院三所私立中文學校，成為香港第二所公立大學。中大目前的校園是以崇基書院的校地為基礎發展而來。顧名思義，崇基是一所由教會機構支持的學校。1955 年崇基得到香港政府承諾，撥出政府公有地贈予崇基興建校舍，當時的院長凌道揚遂指定要馬料水這裡的地。

凌道揚（1888-1993）是中國知名的林學家與林業官員，1910 年代他從耶魯大學獲得林學碩士後回國，就參與制定北洋政府的「森林法」，隨後陸續在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擔任林業官僚。中國「植樹節」的由來，就是在凌道揚與金陵大學農學院創辦人裴義理（Joseph Bailie）等林學家向政府倡議的成果。凌氏同時也任教於北平大學、中央大學農學院，國共內戰期間任職於聯合國糧食農業總署，戰後定居香港，1955 至 1963 年間陸續擔任崇基書院和聯合書院的院長。凌道揚面對英治下的香港政府，竟能與港督磋商「指定」學校土地位置，相信與其在林業學界的地位與在舊中國政府的資歷脫不了關係。

凌道揚指定要馬料水，據其自述，是因為此地「面對馬鞍山、俯臨吐露港，樂山樂水，正是一個理想的息遊潛修之所；校舍建於山谷之中，青翠環抱，猶如坐在一張安樂椅之上。」崇基校史館還留下一張凌氏站在馬料水田園邊「指點江山」的照片。在香港總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撥地 10 英畝（約 4 公頃）給崇基書院之後，凌道揚還進一步要求要將 10 英畝建地打散，分布在馬料水谷地中的七處，使崇基後來可以發展的範圍實際上包含了地塊與地塊之間包圍的區域，超過原先港督給予的面積。

跟政府要地可以要成這樣，這不知道是英國人太老實還是凌道揚太聰明呢。

馬料水在指定為崇基校地之前，是個姓溫的單姓客家村。今日崇基眾志堂前方的中大校湖與體育場，原來是馬料水村的農田。崇基創校初期，曾有一段時間是學校與鄉村為鄰的局面。但是沒過多久，我們印象上特別重視土地財產的農民，卻決定主動集體遷村，將土地賣給崇基書院，其理由竟與風水有關。

臨海的馬料水村當時正面臨土地鹽化的問題，村裡還謠傳，馬料水五十年沒添男丁，是因為當地地形造成每日下午三四點鐘村落就被附近的山丘遮蔽日頭，使村民覺得陰多陽少，風水不佳。此時崇基院方與政府除了提出以雙倍面積交換村民的土地的方案外，還迅速找來風水先生，幫助村民找到一處風水寶地，順利將整村連同祖墳一起遷至今日粉嶺的「馬料水新村」。

透過 1955 年崇基向馬料水村收購土地的契約，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還有個古地名為「長瀝尾」。「瀝」為小溪之意，昔日馬料水村，大概就立村在小溪的尾端。今日中大校園裡，我們還能見到這條小溪靜靜地從位於半山腰的富爾敦樓旁，沿著樹林茂密的山谷，流進崇基前的校湖中。

凌道揚的「開山」傳奇還沒結束。凌氏在取得政府 10 英畝地之後，再向政府提議要再「租借」 30 英畝擴大崇基的使用範圍。沒想到官員的回覆是建議租給崇基  300 英畝，讓凌氏可以發揮其農林專業，協助政府在崇基北面的山地上植樹造林、教導鄉民墾植蔬果作物。這 300 畝造林地在 1963 年中大建校時，就被轉成學校基地，原先在九龍與港島的新亞書院、聯合書院陸續遷入這個山谷，形成今日的樣貌。

中文大學位處自然保護區旁，四周仍保留著茂密的樹林，校園中偶爾還能見到猴子甩著紅屁股跨越車道走入樹林的景象，每回相遇都令人又驚又喜。大學圖書館的屋簷下，則掛滿了小白腰雨燕的燕巢，這裡是香港最大的雨燕棲地。每到夏天傍晚，數百隻雨燕在圖書館周圍啁啾飛翔，是中大人最深刻的記憶。

大學作為近代高等教育的象徵，在東亞世界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機構。在殖民地，設立大學則成為殖民政府管制的手段之一，在什麼時間點「開放」殖民地設大學、由誰辦理大學、大學裡可以發展什麼學問，在在都表現殖民者當時所欲採取的政策，以及其當下面臨的殖民地社會問題。

當 20 世紀的東亞各殖民地開始辦大學，學校的土地除了私人興學購地捐獻之外，大面積的土地還是必須由政府與地方社會（包括先人的「墓仔埔」）進行協調與徵收。從馬料水村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英國作為近代殖民政府，在面對新界傳統鄉村處理土地問題時的邏輯與彈性，並不是把「風水」視為單純的迷信問題，而是借力使力，尊重不同的觀念與需求，讓村民與學校都能兩相歡喜。（在此必須聲明，本文係根據校方提供的資料，缺乏來自馬料水村的觀點，讀者如有相關資訊，歡迎留言討論。）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臺灣大學，其實臺大從過去到現在始終也有校園與原聚落爭地的問題（見臺大伯公亭與林永利古厝的故事、紹興社區迫遷），但是其處理的策略與過程與中大則不盡相同。你或許可以說兩校處理土地爭議的時空背景不同，運氣也不一樣，但我們得知道，腳下的土地從不是憑空而來。在此讀書、教學、做研究、享受校園生活的我們，對於曾經在此生活的前人與動植物把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讓給學校，既感謝，也珍惜。

後記：本文寫於 2017 年，謹誌筆者在博士論文最後階段的校園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