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許有人會說，日本同我們經過八年戰爭，過去他們侵略我們，做過我們的敵人，現在我們打了勝仗，還要請他們來當教官，教訓我們，實在使人不能悅服。大家是不是也有這種觀念呢？如果也有這種觀念，那就是一種極大的錯誤。
——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1950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晚間八點，距離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圓山軍官訓練團）正式開學剩下不到十二個小時。
只見蔣介石精神抖擻地站上了講臺，清了清喉嚨，向臺下數十名即將接受訓練的陸海空三軍中階幹部進行講訓。而今天的主題便是解說軍官訓練團成立和訓練的目的。
身為軍人，底下眾官兵理當習慣於蔣介石的宣講模式，但眾人的內心始終處於困惑之中，「究竟陪侍於團長身邊那一名名日本籍人士是誰？」、「作為中日戰爭的始作俑者、八年抗戰的手下敗將，何以可以站在臺上？」
或許感受到現場氣氛有所詭譎，待蔣介石解析完過去以西方教官為主的訓練模式如何失敗後，馬上進行「聘請外籍教官以及我們對外籍教官認識的必要」以及「日本軍事訓練的優良和軍人視死如歸的武士道精神」兩大課題的演講。
首先，蔣介石大大地讚揚了日本的軍事能力與社會文化。他表示「以往東方各國中，要算日本的軍事進步最快，而且文化社會與我們相同，尤其是他們刻苦耐勞、勤儉樸實的生活習慣，與我國完全相同，所以這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訓練你們，我相信一定能夠糾正你們過去的毛病……」
話鋒一轉，向來自詡為「總理信徒」的蔣介石則開始闡述起一九二四年孫文提出「大亞洲主義」的時代脈絡。
「他（孫文）始終認為我們中國革命，只有日本才可以真正幫助我們……」
演講的最後，蔣介石語重心長的強調「當前國際上沒有真正幫助我們的國家」，而身旁這群日本教官則選擇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刻，不憂國際評價、不畏跋涉艱辛地來替國軍將領進行各項訓練。也要求學員們不論在生活上、行動上甚至是心理上，都應該要遵循尊師重道的美德，接受他們的訓練，共同完成「消滅赤匪」、「驅逐俄寇」的反攻大業。
儘管蔣介石從黨內歷史、國際情勢等角度來說明這群日本教官出現的意義，也再三告誡底下的官兵們要以禮相待，但說到底，蔣介石終究沒有向底下的官兵們解釋這群日籍將領來臺的真正原因。
一切的故事要從「岡村寧次」這號人物開始說起。
二次大戰結束後，被視為日本頭號戰犯的岡村寧次被捕入獄。當時幾乎半數以上的人認為應該岡村寧次應該為中國戰區的死傷結果負上最大的責任，殊不知蔣介石卻獨排眾議，先是拒絕眾人要將其處死的要求，隨後安排日本東京駐日代表團第一組（軍事組）組長曹士澂在各級單位間穿針引線、進行遊說。
一九四八年底，國防部、司法部、外交部等重要幹部聚集討論應對之策。曹士澂率先提出「中國共產黨與企圖利用岡村寧次提升人民對於國民政府的不滿」、「岡村寧次一向堅持反共立場，若將其處死，正好稱了中共的意」、「不管是軍事上或是政治上，都應判其無罪」等說詞，企圖以其堅決反共的形象以及當下國際情勢等理由說服眾人，在蔣介石的最終裁決下，岡村寧次免除死亡。
若與當時國民政府正積極地進行剿匪戡亂的時空脈絡進行聯結，不難想像此次岡村寧次的判決過程中確實帶有著強烈的政治動機，甚至，還帶了點政治考量。
待岡村寧次返回日本後，曹士澂馬上接獲「利用日本顧問協助建軍，再創軍事制度」以及「與日本軍方各界聯絡，尋求日方所藏匿的武器及探詢各種有助於國民政府的機會」等指示。
具體而言，前者是要借助日籍軍官的軍事才能，協助國軍軍事訓練、優化既有軍事制度，甚至在必要時實際指導中國軍隊登陸作戰；後者則是希望連結日本舊有的反共勢力，召集一批義勇兵團來臺協助反共事業。
等待許久，蔣介石終於接到曹士澂的報告。在這兩位奉蔣介石之命穿梭於兩地之間的說客說詞裡，進行日本軍官選拔時，不僅要審慎注意該員是否具備年輕、體格健壯等條件，再加上蔣介石希望這群日本軍官可以指導中華民國軍官的作戰技巧、扮演好指導角色之故，所有錄取者務必要擁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身份。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擁有一顆堅強的反共意志。
沒想到隔沒多久，美國的杜魯門政府就在八月初發表了《中國白皮書》。在多達一千一百多頁的字句裡，盡是對於蔣介石政權的批判與不信任，也等同宣布美國將暫停所有對於中國民國軍隊的協助。
眼見多年的盟友竟在中華民國危急存亡之際拋下這顆震撼彈，氣急敗壞的蔣介石想要建立一批可自主使用的反共軍團的渴望也越加明顯。
對蔣介石而言，中華民國理當扮演起東亞地區反共領頭羊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要儘速從臺灣、日本兩地的軍人裡頭挑選出一萬名堅決反共、果敢有為的青年，待進行完基礎訓練後，以這批混合編成的軍團為基礎，逐次擴大為數十萬的反共骨幹兵團。
至於日本兵員的募集，則應協請日本復原局（舊陸軍部）底下的秘密組織幫助，目標是徵募一千名日籍義勇兵。為了讓這群義勇兵無後顧之憂，中華民國甚至願意給付每個月三十元美金的津貼，如果不幸因公殉職，甚至會給予三百元美金的慰問金，可以說是相當優渥的條件。
雖說局勢如此艱鉅，但透過曹士澂上呈給蔣介石的另一封公文，可以發現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日本復員局仍舊從五百人中汰選出二十五名符合一、體壯優秀，二、陸大畢業，三、有作戰經驗，四、正派而有人格，五、有堅定反共意志等五項要素者，更在航行於臺、日之間有著「運蕉船」之稱的「鐵橋輪」的掩護下，將一批又一批白團成員隱身在一整船黃澄澄的芎蕉裡頭，從先是從神戶登船，經由香港稍作轉運後，最終於基隆港登岸後，便直趨位於北投的宿舍。
於此之中，也曾經發生過好幾次差點「穿幫」的驚悚事蹟。
最有趣的例子當數化名為「范健」的砲兵大佐本鄉健。當時本鄉健正在進行削洋芋的勤務，突有數名日本警察登船臨檢，無處可躲的他只好順手拿起廚師服，閉口不言才蒙混過關。一旁的「曹士進」（步兵中佐內藤進）可沒那麼幸運，眼見警察就快要查到自己這邊來，情急之下只得鑽進船底的煤炭之中，頓時成為黑人一名，待警察離去後，眾人才如釋重負，相視大笑。可驚悚還沒結束，就在一行人準備在香港登岸時，又碰巧遇到香港警察的擴大臨檢，船員們都必須依序面對臨檢人員的詢答。就在所有白團的成員們都覺得大勢已去之時，卻見不諳中文的本鄉健靠著「沒有關係」四字就矇騙過關，眾人這才鬆了一口氣。甚至連來到臺灣後，為了不要彰顯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除了勤學中文以外，一但出現在軍事活動以外的公眾場合，眾人往往閉口不語，有次吃飯時甚至被臺灣民眾誤認為是啞巴團，令人啼笑皆非。
一九五〇年五月，隨著白團成員接連到來，「圓山軍官訓練班」（後更名為圓山軍官訓練團）正式成立，蔣介石在日記裡寫下「軍官訓練團已開學，甚望其能樹立中日合作之基業」，重視之情，可見一班。
為了與專職訓練黨、政菁英為主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有所不同，圓山軍官訓練團是由蔣介石擔任團長、彭孟緝為教育長，白鴻亮為總教官的軍事訓練機構，主要任務是針對中華民國國軍進行軍事教育與訓練的事宜，同時也替蔣介石策劃種種軍事計畫。
不論當時是參加以部分少校、以上、中、少尉為主的「普通班」，或是上校、少將以上階級的「高級班」，參與的學員們在每日朝會時，首要之務便是宣讀蔣總統言論及相關訓示。透過時人的說法是「強化對黨國與領袖的忠誠，增進精神團結，使各級受訓之軍官，均能獲得精神與學術的雙重教育」。有趣的是，儘管貴為軍官團團長的蔣介石，除了定期前往探視學員外，只要有閒暇空閒之時，不時也會參與軍官訓練團的課程，有時候甚至會當個認真的學生，坐在教室的後頭聆聽臺上日本教官的授課內容。
每當各期幹部開學、結業之時，蔣介石也會排除萬難出席，也幾乎每次都會提示學員「反共抗俄」的基本要件以及歷史典故，講到忘情之時，多半會以中國時期黃埔軍校成功北伐、盧山訓練團成功殲滅江西一帶共匪的經驗，鼓勵學員應該要理解陽明山在「復甦中國魂」、「發揚軍人救國之道」的歷史意義。
正因蔣介石對於受訓成果有著高度期待，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時便親筆指示時任國防部參謀總長的周至柔在進行部隊人事調整時，應當將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其圓山軍官訓練團各期學員的成績優劣作一總檢討，分別等級列表呈報，並做為今後人事升降調遷之主要依據。一九五一年更進一步要求「各廳署及陸海空軍各總部各級人員，皆應就其與業務有關者加以研究，並於人事考績項目增列進修成積一項，內應以此作為考績標準之一為要」。
可以這麼說，倘若接受過圓山軍官訓練團的洗禮，似乎也成為日後官運亨通的保證。無怪乎曾經服務於「總裁辦公室」、後來又擔任《中央日報》社長的曹聖芬曾經形容「革命的洪爐，所有的礦砂廢鐵，經過了草（陽明）山的鍛鍊，變成了純鋼」，也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陸時期與當今臺灣的最大差異是在於軍人的訓練，其中又以廢棄過往的形式主義，著重於運作的實踐工作為甚。甚至誇口「中國後期的革命運動，就從陽明山開始」。
總的來說，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企圖將陽明山地區塑造為「革命洪爐」、「反共抗俄中心」的意象，並不僅是選擇性地將白團服務的圓山軍官訓練團和革命實踐研究院址放置在陽明山地區，陽明山地區的反共意象，也正是建立在蔣介石「運用日人」的反共思維，不時還援引大陸時期各地成功的經驗，進而合理化陽明山地區做為「第三期革命剿匪戰爭開始」的歷史意義。
只不過，中華民國「第三期革命剿匪戰爭」都還沒正式啟動，發生北緯三十八度線的軍事行動，卻再度改變了臺灣的局勢……
除自然景觀之外，這片山林隨著時勢政局的更迭也是政治權力的據點，這裡曾留有日本皇太子巡視的足跡，戰後更建有國家領袖的居所、辦公室，以及培養黨政軍幹部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甚至是美﹑日各國政﹑軍人員來台駐居的區域。
從日本時代的開拓、建設，50年代呼應國家情勢變成政治力的所在，如今再次以提供休閒娛樂功能為人熟知，這座山林堆疊著層層歷史記憶。透過作者對史料紀錄的整理，讀者可以看到這座大家以為所熟知的山林中，不只有自然景觀、生物紀錄，還有許許多多曾經來過、建設過、居住過的人們所遺留下的歷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