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下帶回的土

二戰結束的秋天，他們從南洋回到臺灣。闊別家鄉數月，帶回來的不只有烽火下的記憶，還有一把土，一把代表戰死族人遺骨的土。[1]

西元 1937 年，日本在臺灣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大部分參與「高砂義勇隊」的原住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他們從小進入番童教育所，學習一些簡單的日語、數學以及日本的歷史、地理等等。不過許多原住民在上學期間都會受到日本教師的歧視，被用「蕃童」等字眼大罵，造成許多人求學時期不小的陰影。[2]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的日本政府在殖民地臺灣塑造了軍人即英雄的形象，從學校乃至部落，都在積極推動人們參軍，還提供了參軍者非常豐厚的待遇。高砂義勇隊的成員們，有些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賺到比平常多三至四倍的薪水；有些則為了擺脫日本人的歧視，甚至是霧社事件後的污名，紛紛萌生了參軍的想法。但戰爭長什麼樣子，誰也不清楚，躊躇猶疑間，第一批的高砂義勇隊回來了。

看著他們著軍裝威風凜凜的樣子，連平時在村落橫行霸道的警察都向他們尊敬行禮。這般景象，徹底激起少年們的參軍熱情。散佈在各個地方，如臺東、嘉義的山領榴、里加、特富野等部落青年紛紛報名入伍，在經過嚴格的體格篩選後，他們前後組成八個梯次，達五千多人的高砂義勇隊。從父親手裡接過番刀、告別家人，代表原住民部落的一群菁英搭上船艦，前往南洋作戰。

船艦上的日子不如大海般平靜，每天都過地心驚膽顫，船艦行駛產生的白色浪花，時刻都在曝露他們的方位。因此哨兵得隨時注視著天空，一旦轟炸機出現，就得立刻停下船，等浪花消散、隱匿行蹤，緊張的期盼敵軍離去。

而轟炸機還不是最可怕的，隱匿在海底的美軍魚雷才是最致命的危險。

它們神出鬼沒，一但鎖定海面上的船隻，就會從水下發射魚雷，被擊中的船和上面的人都很難倖免。不過，在這段躲躲藏藏、心驚膽顫的日子裡，還參著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回憶。高砂義勇隊隊員莊銀池就在口述歷史裡提道：「在等待敵機離開時，一些日本兵都會躲在船艙裡害怕的哭，這時候他們心裡都會，要是被敵軍發現，肯定都是日本兵哭得太大聲的關係！」[3]

船艦擺擺蕩蕩終於抵達南洋，下了船的高砂義勇隊員們興奮的想著，終於能穿軍裝帥氣的前往戰場奮勇殺敵了！沒想到等待他們的工作，卻只是待在後方的補給隊運送戰地物資、種菜、蓋機場等等，所有粗重的勞力活，都分配給了原住民，還時時做不好就被日本人打罵。原本以為到了軍隊裡能得到的尊重，卻希望落空。[4]

轉機悄悄到來。南洋的戰事越演越烈，日本前線士兵不足，於是調動所有待在後方補給隊的高砂義勇隊成員，到新幾內亞的作戰。二戰後期，美軍逐步佔領日本的領地，炸毀日軍的糧食彈藥倉庫，更切斷了新幾內亞戰區在海上的補給。日軍被迫躲進叢林，啟動游擊戰術。

叢林，正是原住民從小生長、最熟悉的地方，極佳的方向感，讓他們能行動自如的帶領日本人在叢林裡戰鬥。夜半三更，他們赤腳攜一把番刀，便敢衝入敵營偷襲，並找到安全的路帶領全隊撤離。

戰爭逼近尾聲時，游擊部隊彈盡糧絕又遭疾病肆虐，生存都成問題，早已無力再戰。這時的高砂義勇隊員們靠著從前在部落所學的生活智慧，辨識出可食用的瓜果、植物分給同袍，拯救無數日本長官的性命。他們勇猛作戰的精神也打破了原先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對他們的態度漸漸轉為尊敬。直至戰後許多日本長官依舊感激高砂義勇隊的救命之恩，每到過年時會向臺灣的方向遙拜。[5]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南洋的所有美軍基地傳出日本天皇的聲音，宣布日本戰敗的消息，並命令所有躲藏的士兵向鄰近的同盟國軍隊投降。一開始大夥兒還半信半疑，謹慎地派出一兩名隊員查探消息，在得知日本確實戰敗後，許多日本長官無法接受投降的事實選擇自殺。

這時的高砂義勇隊員們也十分悲痛，但千里之外還有他們的家人在等待，因次大多還是決定投降。他們踏著沈重的步伐，在前往美軍基地的路上，沿路都能看到烽火留下的痕跡，還有戰死同袍們來不及收殮的遺骨，就這樣躺在南洋的戰場上，無法回到家鄉。幾名高砂義勇隊員抓起一把新幾內亞的土，放進小小的罐子裡，代替逝去朋友的骨灰回到故土。

小小的土罐被送回部落，帶著土罐回來的人們卻不再提起那背後的故事。或許是因為回憶太過慘痛；也或許是因為政權的更迭──剛結束日本殖民的臺灣緊接著遇上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重新徵招高砂義勇隊鎮壓反抗者。剛從戰場回來的他們不想有更多的殺戮，幾名倖存的高砂義勇隊員於是悄悄銷毀當時的參軍名冊和照片，抹去這段參軍的紀錄，不讓政府找到他們。

而二二八事件後緊接而來的戒嚴時期，更使得高砂義勇隊被迫噤聲。只要提及這段為「他國」征戰的歷史，自己很有可能就會被扣上叛國的罪名。另則，部落裡許多的兄弟都沒能回來，提及戰爭家屬難免觸景傷情，就在這樣政治、情感等等複雜的因素下，高砂義勇隊的故事，漸漸被埋沒在歷史的長流裡。

直到 1975 年，躲藏在新幾內亞叢林裡與世隔絕三十年的史尼育唔被印尼軍方發現後，高砂義勇隊的故事才重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但在言論自由仍被箝制的年代，新聞媒體為了迎合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紛紛報導著日本人有多可惡，加深大眾的仇日情緒。人們喊著日本政府給予賠償、道歉，但高砂義勇隊隊員實際的感受，好像沒有人真正在乎，那些戰爭的記憶、失去同袍的痛苦甚至身份認同的擺盪──從小在日本人的統治下長大、接受日本教育，甚至漸漸的日語成為他們的第一母語。成年後更效忠日本投身戰場，從臺灣到南洋，再從南洋回到臺灣，投注所有的青春年華，卻換來一個噤聲不得語的四十年。

人們喊著要替他們討回公道，但他們心中真正所求到底是什麼？會不會可能只是一盞茶、一午後，和昔日同袍促膝長談呢？而那些死去的戰友們，又會希望他們的死換來什麼？

死者的遺囑不是要報仇，而是永遠不再有。—節錄自雷馬克《戰後》

[1] 娃丹撰稿，裴立安攝影，〈傷痕的記憶高砂情〉，收於《原住民新聞雜誌》687-2（2011），網址：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4FoN-nZWD0w。引用影片 5:20~6:45。

[2] 蔡金鼎編，《征憶：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軍人口述歷史》（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5），頁 15-16、 36-37。

[3] 同註 2，頁 59。

[4] 同註 2，頁 37-40。

[5]黃智慧，〈解讀高砂義勇對的「大和魂」──兼論臺灣後殖民情境的複雜性〉，收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1 卷第 4 期（臺北：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學會，2011），頁 14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