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現在寫日記和我以往所做的助人工作之間的差別。
這是很有趣的問題，兩者的區別在於我是武漢封城的親身經歷者。
以往，我做的是支持他人的工作。儘管我對她們遭遇的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有一定的了解，但那些始終不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現在，我除了依然是個行動者，同時也是一個親歷者。
我在向別人講述我所了解的武漢，我也在講述在武漢的我。
這個講述必然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暴露，暴露我的無力、疲憊、憤怒、掙扎和抵抗。
公開講述一定會引來人們的審視和評論。那些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在公開講述自己的經歷時，也和我一樣面臨這些問題，而她們當中有很多人依然選擇了講述。這是不容易的事，我盡力保持真誠。
昨天的晚餐是萵筍炒肉和稀飯。
晚上和朋友們聊天。有人白天去餵貓；有人買了食物送給在村口關卡值班的人；有人在看司法考試的影片。
我們講到衝突。大家都很害怕面對衝突，尤其是暴力衝突。有人無法承受衝突中的失控感；有人會感受到暴力的威脅；有人在衝突面前充滿了無力感。好幾個人講到小時候被家暴的經歷。有人經歷的暴力是失控的暴力，打她的爸爸情緒無法捉摸，這讓她害怕且無力；有人經歷的是「理性的暴力」，家長會因為她沒有吃完飯、沒有按時睡覺就打她，這讓她總是小心翼翼地想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小時候，面對暴力，我們只能蜷縮在角落。現在我們成年了，我們之中卻依然有人說在面對暴力衝突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做，像是被凍住了。
很多女性在被性騷擾的那一刻也會凍住，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如何反應。這是弱者無力的表現。
為什麼會這樣？
女人不被社會鼓勵表達憤怒，不被鼓勵發脾氣。女人發脾氣會被罵潑婦，潑婦是對女人的詆毀，這個詆毀甚至要比說一個男人是家暴男更嚴重。女人很難向別人、向社會表達憤怒，很多女人只得默默忍受、獨自傷心。
有人說女性會在面對衝突的時候用冷暴力，可是更覺得是在懲罰自己而不是別人。女人也更少直接表達出自己的不滿，這需要練習。有時候，我們會在想像中張嘴連珠砲似的和人吵架，但在現實中總是磕磕巴巴。有人說用自己的母語或方言吵架會更有氣勢。當然，我並不是鼓勵大家吵架，而是思考和練習如何在遇到衝突的時候學會表達自己。
我們講到孤獨和獨處。有人在脆弱、迷茫的時候會覺得孤獨，有人會在陌生環境時，有人會在自己被遺忘、被人忽略的時候，有人則是在要獨自承擔責任的時候會感到孤獨。
然而，獨處卻並不一定會帶來孤獨。
有人說：「直到最近我才有自己的房間，才有機會去嘗試自己可以獨處多長時間、探索自己的舒適點。獨處對我來說是充電。」
有個朋友小時候父母大部分時間不在身邊，小學就自己住，在學校也沒有朋友，異常孤獨。她想像過月光變成人形陪自己睡覺。她喜歡看哈利波特，想像過自己有一天會被接走，因此在櫃子裡準備了一些日常物品，這樣一來被接走的時候就可以帶上了。
她像是一個活著但不存在的透明人。然而父母誇獎她，認為她很獨立。
我們需要獨處的機會，而非長期的孤獨。
現在很多武漢人可能也面臨了孤獨的問題。
在武漢的人，有人不能出門，有人不敢出門，身在外地的人也面臨被排斥和歧視的問題。
我們很難找到空間和機會，表達封鎖帶來的種種情緒，而這會讓人產生孤獨感。
早上出門的時候，陽光剛剛透過雲層照到地上。
我出門的時候，保安沒有攔下我，也沒有問我什麼。我覺得能自由出門很是幸運。
昨天，有朋友問我現在缺什麼？我毫不思考，脫口而出說：「缺自由。」
封城後，城市的馬路上沒有了喧囂，可以聽到鳥叫聲。
有個老人家在一棟樓的側面打太極。超市開始控制進店的人數，隊伍從離門口 5、6 公尺的地方才開始排，人與人之間隔著 1 公尺的距離。
有一個路口擺著桌子，是供社區工作人員用的，桌子上放著體溫計和洗手液，旁邊有 8、9 個人，有 2 個人坐在桌子後面。
有個老人家跟那 2 人說著什麼，其中一位戴著社區工作人員專屬的紅帽子。過了一會，老人家離開了，我便走過去問她怎麼回事？她著急地說：「老伴要去醫院看病、開藥，他不是肺炎，是腦溢血，要一個月去一次醫院，哪曉得出了這個事，都熬了好幾天啦。他走不到醫院，社區也不幫我們安排車。」
她丈夫吃的藥是處方藥，很難買。
前面站著 5 個穿制服的人，這位老人家又過去跟他們說明自己的情況，穿制服的人回說：「這個還是找社區。」她只好無奈地走了。
這幾個穿制服的人是在這裡看著賣菜的人收攤的。
賣菜的人很不滿，小聲抱怨著。他們可能也面臨生計問題，所以要出來賺錢。
其實，他們擺攤的位置相對空曠，跟超市密閉的空間相比反而更可以避免病毒的傳播，但他們就是要被驅趕。
社區門口和城中村的路口，都多了一些戴紅帽子的人和寫著「不出門防病瘟，要平安控出門」的標語。這些標語牌看起來像是統一列印出來的。這類宣傳的事情很容易統一化地執行。
我在一個路口停下來拍照，坐在凳子上戴紅帽子的人非常警惕，馬上站了起來。
「妳要做什麼？」
我有點不耐煩地說：「拍照。」
「妳是記者嗎？」
「不是，我住在附近。」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門外有 2 個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和護目鏡的人和一位老人家講著什麼，我不敢靠太近。
後來在路上又遇到兩個新的隔離觀察點。其中一個隔離點隔離了兩間相鄰的酒店，門口有好幾個人，他們脫掉自己的防護服，然後用黃色的噴霧箱消毒。
還有路過一間小超市，門口用空的菜籃子擋住了，買東西的人在外面選東西，收銀員在門口結算。
有一個社區有人正要進去，她手裡拿著一張紙，向保安出示，可能是出入證。
下午，對面供電局大樓很大聲地放著音樂，是那種店家在招攬客人的感覺。平時每間店都在放音樂，吵得很，現在只有一個地方在放，顯得有點稀罕。
郭晶是位社工，她以社會工作者獨特的眼光，在封城後有意識地持續書寫、思考、細膩的記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寫出了城裡人們的恐慌、懼怕、焦慮和堅強，情感深刻、動人且入微。
城到底要封閉多久？沒人知道。
疫情到底擴散得多嚴重？沒人知道。
網路流傳的各種聳動影片，是真的嗎？沒人能肯定。
在即時新聞與資訊傳遞如洪水般每秒不斷沖刷人們認知的現在，我們竟無法確知在一座封閉的城市裡，人們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而在疫情不分國界、距離，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時，郭晶發出的微小聲音因此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