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奴婢之身到權力巔峰：揭開上官婉兒的謎樣死因

翻開中國歷史，無論是皇帝或官員，政治參與者以男性居多，鮮少有女性能夠參與其間。少數參政的女性，多半擁有皇家血統或嫁入皇室，但有沒有可能，一名女性不是憑藉家世或婚姻，僅靠著政治才能而得到參政機會？
 

有，生於唐代的「上官婉兒」就是這樣一號人物。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雅如，從事中國中古女性史研究，她對唐代前期女性預政發展的考察，揭開了上官婉兒被史書遮掩的官僚身分，釐清其死因竟與性別窠臼打壓女性預政脫不了干係。
 

鄭雅如開始關注女性史，與臺灣社會脈動的發展正相呼應。她回憶自己上大學的九〇年代，正好是臺灣婦女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如 1993 年的鄧如雯殺夫案，凸顯家庭暴力對女性人身安全的威脅，催生了重要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當時社會也在討論《民法》親屬篇的修訂，揭示沿用多年的法條處處流露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父長思維，這些都讓鄭雅如意識到法律及社會仍存在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女權就是人權！想像套用這套《民法》，結婚為人妻就失去居住遷徙的自由；兩造離婚，子女監護權也直接歸父親，好像還活在前現代。」
 

在社會事件的觸發下，鄭雅如選擇跟隨李貞德教授研究性別史。對她來說：
 

理解女性的過去，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女性的現在與未來。

出身官奴的天才少女

在影劇中，上官婉兒隨侍在武則天身旁，是女皇最得力的秘書。但其實在歷史上，上官婉兒的地位與成就不僅如此。她是唐中宗朝的文壇領袖，專為皇帝草詔、位同宰相，掌權期間提倡廣設文館、大力推舉學士，在文壇與政壇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如今人們常以「巾幗宰相」概括她的成就與地位，這樣的評價在中國歷史上幾乎絕無僅有。究竟這名非皇親國戚的文藝少女，是怎麼攀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巔峰？這得從上官婉兒的身世談起。
 

上官婉兒出身官宦之家，祖父上官儀是唐太宗貞觀年間進士，於唐高宗時期出任宰相。高宗曾對武后不滿，動了廢后的念頭，召上官儀前來議事，並命他草擬廢后詔書。
 

武則天收到身邊耳目通報，急急趕來阻止，高宗在武后面前不敢再提廢后，又怕武后日後埋怨，於是讓上官儀背了黑鍋，後來冠上偕同廢太子梁王謀反等罪名，將上官一族抄家，女性親眷沒入掖庭、淪為官奴婢，當中包含了襁褓中的婉兒與其母親。
 

《舊唐書》形容婉兒「有文詞，明習吏事」，成長於宮廷的她，年紀輕輕就嶄露文學天賦、熟悉政治事務，這應該跟唐代宮廷對宮女教育的重視有關。此外，婉兒的母親出身滎陽鄭氏，是中古時代重要的士族，應該也受過良好教育，可以身兼女兒的啟蒙導師。
 

儘管婉兒在宮中的身分卑微，但她的資質並沒有被埋沒。武則天敏銳地注意到這名後宮中的天才少女，將她留在身邊協理文書，年僅 13 歲就受封為五品才人。
 

皇后秘書還是皇帝伴侶？

唐太宗時期武則天入宮，最初也是受封才人。但與上官婉兒不同的是，武則天是太宗的妾室，婉兒則是輔佐皇后的女官。為何上官婉兒的名銜會與妃嬪（內官）名銜相同呢？
 

鄭雅如以「舊瓶裝新酒」形容此現象，推測最初應是由後宮之主武則天主導，透過借用妃嬪名銜的方式，提拔專屬皇后的女性幕僚。
 

唐高宗龍朔二年（662 年），朝廷曾在更改中央政府機關與職位名稱時，一併改動後宮內官的名銜。新的名銜有淡化內官為皇帝伴侶的傾向，凸顯其首要定義應是皇后的官僚，此舉傳達皇后「治內」與皇帝「治外」同等重要，皇后對於國泰民安，也負有一半的權力與責任，就此合理化武則天的掌權。
 

新名銜實施了八年後又恢復舊制，原因不詳。鄭雅如分析，新名銜或許已完成武則天樹立皇后權威的階段性任務，繼續強調皇后「治內」，反而有礙其向外擴權。
 

雖然名號復舊，婉兒受封「才人」卻是為武后起草文書，可見其身分仍是從屬於皇后的女性官僚。武則天稱帝後，婉兒更受命處理百司奏表、參與國政決策。即使經歷神龍政變，武則天被迫退位，婉兒仍被唐中宗留用，且晉升為二品昭容，專為皇帝起草詔書。
 

起草詔書的工作並非只是皇帝的傳聲筒，往往也參與軍國大事的討論，過去經常由宰相兼任。即使在女皇武則天的時代，還是由外朝男性官員入宮參與草詔，但中宗時期卻是由婉兒單獨負責，可見她十分受到皇帝器重。
 

從五品才人到二品昭容，上官婉兒的地位與權勢不斷提升，顯示女性預政在唐中宗時期持續發展，甚至進一步比照官品、取得官僚的待遇與特權。
 

命喪皇位爭奪戰

上官婉兒能獲得武則天、唐中宗兩代君主的重用，又能以出眾的文采博得百官認同，足見她的政治能力與文學才華在當時備受推崇。但一介女子勝過萬千男兒的耀眼鋒芒，可能也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
 

唐中宗晚期，宮中有兩派勢力相爭皇帝大位，一派為中宗的妻子韋后、女兒安樂公主；另一派為中宗之弟相王（後來的唐睿宗）、妹妹太平公主、加上相王之子李隆基（後來的唐玄宗）。
 

中宗死後，太平公主與李隆基聯合發動誅韋（韋后）政變，上官婉兒在這場動亂中不幸喪生。在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中寫到：
 

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

上官婉兒在政變中，手拿最初主筆的中宗遺詔，帶領宮人前來迎接李隆基入宮。詔書表明：中宗死後，由相王輔政。相王是李隆基的父親，換句話說，這封遺詔可證明上官婉兒支持相王，與李隆基是友非敵。
 

婉兒在誅韋政變發生時不但沒有逃匿，反而以支持者的姿態主動相迎，但顯然李隆基並不領情，最終下令將她斬殺。
 

上官婉兒死亡之謎

為何李隆基要殺上官婉兒？事實上，婉兒之死沒有確切的罪名，在政變後列出的罪臣名單中，並沒有她的名字。換言之，上官婉兒其實死得不明不白。
 

史傳記載，婉兒曾在中宗時期依附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並將武三思引薦給韋后，讓武氏家族再次專權於朝堂。而武三思的兒子武崇訓是安樂公主的首任駙馬，兩人曾密謀罷黜太子李重俊，好讓公主有機會取得儲君身分。
 

這些記載似乎暗示婉兒依附武三思，並且與韋后、安樂公主同黨，因此受到政變波及。但鄭雅如認為，事情並沒有這麼單純。
 

首先，當時朝中依附武三思的官員很多，其中不少男性官員在政變後仍然得到重用，顯然這並非大罪。何況婉兒曾草詔由相王輔政，一旦相王即位，也算得上是功臣。
 

此外，鄭雅如捕捉史傳中的蛛絲馬跡，推測中宗後期，婉兒與相王、太平公主應屬同一陣營，並非韋后一黨。這個推測，隨著 2013 年上官婉兒墓誌的出土，獲得直接證據的支持。
 

此篇墓誌花了許多篇幅，描述婉兒如何力勸中宗壓制韋后，勿立安樂公主為儲君：
 

可惜中宗沒有接納婉兒的諍諫。婉兒為求自保，請求辭官或出家避世，中宗也不同意，不得已甚至服毒自盡，險些喪命。這反映當時兩派鬥爭激烈，婉兒身處旋渦中心，對抗韋后一黨實屬凶險萬分。
 

婉兒的死留有爭議，還可以從《資治通鑑》中「幽求為之言」這句伏筆看出端倪。劉幽求是政變的主謀之一，也是李隆基的親信，但他卻為婉兒向李隆基求情。這說明劉幽求明白婉兒不該死，且殺婉兒根本不在原先的計畫中。
 

既然從當時的政治氛圍、黨派分野，都說不通婉兒該死的理由，那麼李隆基為何堅持斬殺上官婉兒呢？

李隆基最深層的恐懼

在誅韋政變中，李隆基似乎刻意削弱所有女性預政者的力量。他不只剷除韋后一黨，還誅殺、流放因武則天而崛起的武氏宗族。
 

此外，在政變後，李隆基短暫獲得獨掌大權的機會，他便趁機廢了公主府。「公主開府」是唐代女性預政的重要指標，這麼做必然會觸怒同黨的太平公主，但李隆基仍執意如此。
 

鄭雅如爬梳了李隆基的種種作為，推測他對「女性預政」的態度，與自己的伯父（中宗）、父親（睿宗）不同，可能極為厭惡。從此角度來看，身居高位、草詔有功的上官婉兒，無疑會是李隆基杜絕女性預政的重要阻礙。
 

婉兒相當於兩朝宰相，假使她不死，等到李隆基的父親睿宗登基後，可能會繼續重用婉兒。若再結合太平公主的勢力，極有機會形成一股參政的「女力」，令李隆基備感威脅。
 

歷經武則天、中宗的統治，女性預政取得極大的發展，只要上官婉兒還活著，她在朝中就擁有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而似乎在李隆基眼中，這樣的影響力不應由女人所擁有，這才是李隆基即使披上錯殺功臣的罵名，也要除掉上官婉兒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