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朝中有人好辦事」,比喻有人情或有關係就能套近乎而獲得好處,事情自能順利達成。事實上「朝中有人」不僅事半功倍,有時更能扭轉乾坤。春秋時代晉國權卿趙盾,就因「朝中有人」而改變自己與家族的命運。
晉襄公時期曾將晉國武力由三軍擴張為五軍,文公五年(622 B.C.)《左傳》記載,原本擔任軍帥與軍佐的四位卿「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於是翌年晉國便「蒐于夷,舍二軍。」《左傳》之「蒐」有時亦作「大蒐」,其意是藉田獵而舉行軍隊校閱,晉國常藉「蒐」而改易部隊規模或選拔軍帥與軍佐。
在夷地「蒐」時,為因應前一年四位軍帥、軍佐謝世,故將晉師的五軍編制縮編為三軍。筆者業師中山大學中文系劉文強教授著有專文,討論晉國之蒐與軍數擴張、縮編的原因與政治影響。「夷之蒐」是緊縮掌握軍政的晉卿權力,讓五軍十卿減省為三軍六卿。六卿最重要者為中軍帥,是六卿之首、掌握國政的首輔。
「夷之蒐」的結果是晉襄公與卿大夫商議,「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意即由狐偃之子狐射姑任中軍帥,趙衰之子趙盾任中軍佐。狐偃字子犯,是晉文公的舅父,狐射姑是晉文公的表兄弟,晉襄公稱狐射姑為表叔或表伯。狐偃與趙衰當年隨晉文公出奔十九年,都是忠心耿耿的謀臣。但以春秋時代的倫理關係,讓有血緣的狐射姑地位尊於趙盾也是情理中事,眾家卿大夫也沒有異議。
詎料晉襄公的大傅陽處父卻「改蒐于董,易中軍。」「大傅」之職源於「傅」,本是太子的老師。太子成為國君後,「傅」往往擔任「大傅」一職,持續給予國君施政諮詢。典籍記載「大傅」的位階為「孤卿」,原則上與中軍帥等列卿平起平坐,甚至還更高一級。但軍政大權基本仍在六卿之手,大傅性質還是偏向榮譽職。「改蒐于董」指另於董地再舉行「蒐」,目的是「易中軍」──更替中軍帥與中軍佐人選。易言之,是調換狐射姑與趙盾的職位,趙盾由中軍佐升任為中軍帥。
《左傳》記載陽處父「易中軍」之由為「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陽子」指陽處父,「成季」是趙盾父親趙衰的名號,「成」是諡號而「季」是其字。漢朝人劉向《說苑》記載一段晉國大夫對晉平公之語:「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
這裡的「咎犯」讀為「舅犯」,是晉文公之舅子犯,即狐射姑之父狐偃。陽處父早年欲成為晉文公的家臣,曾請託咎犯引薦,等待三年卻沒下落。陽處父改請趙衰協助,僅三日就達成心願。由此可知陽處父對狐、趙二家之恩怨由來已久。
《左傳》所謂「成季之屬」,乃言陽處父是趙衰的「屬大夫」,即陽處父曾在趙衰手下當差。「黨」字在此作動詞,是親近、私心之意。原來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之由,是趙家對他有恩在先,因此藉機還報趙衰之大德,也在狐射姑身上報復其父咎犯擔誤他三年青春。至於陽處父謂趙盾「能」──即今日所言有能力、有才幹,依後來趙盾的作為而言,他在內鬥部分確實精於計算,也不枉陽處父這番稱讚。
讀者應該覺得納悶:筆者既言大傅是榮譽職而未有軍政大權,何以陽處父能主導「易中軍」之事?筆者承劉教授之見,此間最關鍵者是晉襄公。但晉襄公此時能重振君權,則與舊貴族勢力的欒貞子與霍伯先且居逝世有關。
據翌年文公七年(620 B.C.)《左傳》記載,當時晉國六卿依序為趙盾、先克、箕鄭、荀林父、先蔑、先都。先克是後來取代狐射姑為中軍佐,因此在文公六年(621 B.C.)「改蒐于董」後,先氏的先蔑與先都在六卿佔有二席;爾後再另覓時機補進先且居之子先克進入卿班,如此六卿有一半是先家子弟擔綱。
由此反推,晉襄公應是與先氏合作擠掉欒家,但交換條件是中軍帥須讓趙盾接掌。狐射姑因陽處父「易中軍」而使自己屈居中軍佐之位,不久乃忿而遣人殺害陽處父。又因晉襄公於魯文公六年(621 B.C.)往生,狐射姑與趙盾對選立繼承人意見不合,故而被迫出奔狄族。先克很快就補上狐射姑空出的中軍佐之位,當時晉國形成「先氏半三軍」的局面。
趙盾掌政後實施一連串改革措施,「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趙盾的新制交由陽處父與另一位大夫賈佗執行,而且成為晉國的既定法規,足見趙盾的鐵腕作風與政治影響力。
當然,趙盾能雷令風行除舊革新,背後是晉襄公與先氏達成協議與支持。更重要的是,若非趙盾「朝中有人」給予臨門一腳,恐怕也難以扭轉時局。由此可知在關鍵之處有自己的人脈,能適時為自己說句好話或扶上一把,對吾人處世接物有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