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不准與學校起衝突的過去，將威權的種子就此埋入每個學生的心底

作為一個學法律的人，以前在大學讀書時，以為戒嚴和解嚴之間有一條明顯的界線。

臺灣在 1987 年 7 月 14 日這天之後，才真正走向法治國家。這串神秘的日期劃分了白晝與幽冥、法治與人治、自由和威權，有一段好長的時間，我都一直以為，在解嚴之前的法院是完全不運作的。

事實上，台灣雖然經歷了地球上最長的戒嚴，但在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光中，法院還是持續運作，更留下為數眾多的判決。這些判決成了動員戡亂的時光寶盒，把所有人、事、物都凝結在那個當下，濃縮成戒嚴年代的國家與社會縮影。

戒嚴時期的法院，並非如同現在人們的想像，是捍衛正義與人權的所在；反之，那個時期的法院時常淪為「駁回法院」，把各種人民提出來的疑難雜症原封不動地退回，讓人們苦無公道可討。

今年是台灣解嚴三十年。在 2017 年的今天，重新檢視戒嚴時期的判決，就是打開時光寶盒以進行反思與詰問：台灣的戒嚴與解嚴有明確的分界線嗎？

師生間的攝影風波

1950 年，有個就讀嘉義高中的學生叫沈士傑，我們就姑且稱他為阿傑吧！

1950 年正是二二八事件結束後的第三年，全島還沉浸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國民黨的肅共行動正如火如荼進行著，街上充斥著「匪諜就在你身邊」的標語。這是權力最集中、國家暴力最兇悍的時代，也是人民最沉默的時代。阿傑就身處在這樣的氛圍中，而他的命運，也與這個世代的外在環境交織纏繞，改變他求學的歷程。

阿傑的興趣是攝影。以 1950 年代的高中生來說，這是很罕見的興趣，當時並不是人人都有照相設備，因此這個興趣讓阿傑成為學校的超知名人物。不只同學，連學校的老師也很常跑來請阿傑照相，留存紀念。嘉義高中初中部的教師楊尊嚴就是其中之一。

1951 年 4 月 21 日，楊尊嚴老師在放學後到高中部找阿傑，索討之前請他幫忙拍攝的相片。這一次，阿傑拒絕了。

阿傑向楊尊嚴表示，老師（楊尊嚴）總是要他「幫忙」拍幾張照片，再以師長的身分強行索取沖洗完成的照片，阿傑覺得不堪其擾，希望以後不用再幫忙拍照。

這個行為惹怒了楊尊嚴。楊尊嚴認為，阿傑竟敢違背師長，憤怒之下，他用力推倒阿傑用來代步的腳踏車，且對阿傑拳打腳踢。其他教職員聽到爭執聲，趕緊從辦公室跑出來調解，一看到老師在打學生，立刻認定是阿傑的問題。在所有教職員口徑一致的要求下，阿傑向楊尊嚴道歉，楊尊嚴才悻悻然離去。

攪亂春水的轉學命令

阿傑回家以後，並沒有立刻跟父母提及在學校與楊尊嚴發生衝突一事，但這件事情很快便在同學間流傳開來。阿傑的父親聽聞此事，心疼兒子被學校老師欺侮，親自跑到學校去見了芮寶公校長，希望校方能懲處楊尊嚴。豈知芮校長一心只想息事寧人，不願處理，並以阿傑的父親沒有書面申請為由，拒絕處置。阿傑的父親和芮校長發生言語衝突，雙方不歡而散。

阿傑父親轉而向台灣省教育廳陳情，同時也帶著阿傑向嘉義地方法院提起傷害罪告訴，希望嘉義地檢署能以傷害罪起訴楊尊嚴。但嘉義地檢署認為阿傑不過被揍了幾拳，傷勢輕微，決定不起訴楊尊嚴。至於台灣省教育廳接獲阿傑父親的陳情信後，立刻去函嘉義高中詢問。

芮校長回覆教育廳說，教師楊尊嚴已經引咎辭職，學校也對阿傑記申誡一支。既然楊老師已經離職，「基於公平起見」，阿傑也應該飭令轉學，才算合理。

台灣省教育廳立刻回應芮校長，表示申誡已經很得宜，沒有必要再要求阿傑轉學。然而，芮校長卻認為阿傑的行為情節重大，所以並沒有遵照台灣省教育廳的指令，仍執意要求阿傑轉學，並且命令阿傑立刻來學校辦理轉學手續。阿傑逼不得已，只好從嘉義高中轉去台南的高中就讀；自此，阿傑只得天天從嘉義通車到台南，過著披星戴月、早出晚歸的求學生活。

阿傑的訴訟之路

阿傑轉學去台南後並沒有就此投降。

阿傑在父親的協助下，一狀告上行政法院，希望行政法院可以撤銷芮校長的轉學命令，讓他重回嘉義高中、重回那個每天不用趕車的日子。

阿傑在訴狀中指稱，芮校長根本就是濫用校長職權，連台灣省教育廳都指示阿傑無須轉學，可是芮校長一意孤行，讓他的高中生涯都消磨在這條迢迢上學路。阿傑特別指出，憲法第 21 條保障了人民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學生就算違反校規，校方也應該在法律所規定的管教範圍內依法處置，不應憑藉個別師長的意思就可以擺脫法律的拘束。

嘉義高中則於答辯狀中反駁，阿傑「侮辱師長行為給全校學生不良印象，未便姑息」，至於阿傑的父親「於五月初間突來責問，語言狂肆、態度傲慢，咆嘯於辦公室內，引集學生圍觀」。嘉義高中認為，阿傑和阿傑父親的行為影響全校的秩序，這麼嚴重的言行舉止，學校只要求阿傑轉學根本就是法外開恩。從

嘉義高中所提出的答辯狀，可知學校認為阿傑和阿傑父親這種「干擾秩序」的行為，比什麼違法犯紀都要來的嚴重。因此只記申誡是絕對不夠的，不管任何原因，只要干擾秩序，就應該受到較重的責罰。

嘉義高中更指出，憲法第 21 條確實保障人民的受教權，阿傑也確實擁有受國民教育的權利，但「遵守校規、敬重師長」才是學生最重要的義務，優於任何權利的主張。楊尊嚴雖然不是阿傑的班級導師或是科目教師，楊尊嚴甚至不隸屬高中部，而是在初中部服務，這都無法改變阿傑頂撞師長、干擾秩序的事實。

從倫理的角度來看，整個學校就是一個大家庭。而「一個大家庭中，除父母、子女、直系親屬外，其他伯叔子姪輩，豈能謂毫無關係」，如果姪輩可以侮辱伯叔，該學生真的是「倫理觀念泯滅」。所以倫理大於權利、秩序優先法令，轉學命令絕對是合法而且正確的決定。

行政法院的態度

行政法院在這個案件中，傳達了一個清楚的訊息──學生不應該「告學校」，也不應該「告師長」。判決指出，如果是一般的行政機關對人民做出了不利的行政處分，人民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的。但學校不是一般的行政機關，學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民，這種教育關係所生之糾紛，只能請求上級的監督機關（例如台灣省教育廳）介入處置，不適宜在法庭上爭訟。

所以就算阿傑是被冤枉的、就算芮校長的轉學命令違背了台灣省教育廳的指示、就算學校的決定再怎麼恣意、再怎麼荒誕，行政法院也不能受理。法不入校門：那段學生被迫轉學也求助無門的過去

阿傑的判決嗣後被法院選為年度判例。[1]

這個判決例影響範圍非常廣泛，自此之後，法院對學生關上了大門，任何由學生提起以學校為被告的訴訟，全都被法院拒絕審理。法院關閉了學生的訴訟管道，也讓學校淪為法律的化外之境，形成一個適宜威權生長茁壯的環境，蓋起了特別權力關係的堡壘，為台灣未來幾十年的校園戒嚴敲下了不可撼動的定音鎚。

特別權力關係的堡壘

行政法院向來認為，只要是「穿制服」或「吃公家飯」的人，都應該受到國家嚴密的控制，並且完全服從指令。除了學生，還包括公務員、軍人、受刑事羈押的被告以及監獄中的受刑人。這些人跟國家機關的關係緊密，不容許法院插手；如果和機關發生爭執，這些爭執都不可以上法院，只能在機關內部解決。這就是支配行政法院非常多年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只要提起訴訟的原告是這些特殊身分的人，行政法院就會直接拒絕受理案件。

特別權力關係形成了「對抗法律的防護罩」，在特別權力關係裡，因為不能上法院，所以「沒有法律」。機關的長官可以對屬官為所欲為、老師也可以毫無顧忌地實施懲戒。

阿傑這個案件的判例一直到 1995 年 6 月 23 日，司法院大法官作出了第 382 號解釋文，才宣告這個判例侵害了學生的權利，是一個違憲的判例。大法官表示，當學校對學生作出退學或是類似退學的處置（例如轉學），都應該容許學生向法院提起訴訟。

2011 年 1 月 17 日，司法院大法官再度作出第 684 號解釋文，宣告大學生根本就跟一般人無異，不應該受到特別權力關係的控制。從這號解釋後，大學生才真正在校園裡擁有自由的學習環境，不再因為特別權力關係，阻卻了上法院的路途。

殘留的傷害：法治國家的不信賴感、威權的借屍還魂

然而，特別權力關係殘留的傷害卻是亙久的。

當一個人被欺負、權利被侵害了，如果不能上法院，那法律就沒有用了。

每一個當過學生的台灣人，受這樣的環境影響，自然覺得法律毫無用處。法治國家是空洞、虛無的，至少學校裡就沒有法治：理性論辯是不必要、浪費時間的，反正也去不成法院。任何以法治國家為名建立的制度，都只能引來訕笑和奚落。

更糟糕的是，人民對法治的不信賴，反而可能形成正當化戒嚴時期國家許多舉措的態度。

威權以一種理直氣壯的方式不斷現身──「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哪有現在那麼自由」、「你這個態度在以前就會被警察抓去斃了」、「學生就該遵守自己的本份，我們以前哪有那麼多意見。」校園彷彿是戒嚴時代的櫻花鉤吻鮭，讓我們在解嚴後還能隨時觸摸到冰河時代的遺留。

因此，即便 1987 年台灣解嚴了，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有很長一段時間，校園仍維繫著過去戒嚴下的價值，不承認學生的人權，認為學生只能服從。在這種環境下，即便不曾實際經歷戒嚴的年輕人，也都在學校裡接受過威權的洗禮。威權的種子於是在一個人最青春的時候，被種植在心裡，學校成了代代繼承威權的場所。

所以，我們當然要問，從 1987 年 7 月 15 日之後，台灣真的解嚴了嗎？

[1] 本案為行政法院 41 年判字第 6 號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