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過去，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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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臺灣曾經歷一段威權統治的時期，那段期間許多時事都是言論的禁忌，目睹時局的人們不是粉飾太平、就是噤若寒蟬。所幸，臺灣已完成民主化的過程，許多政治迫害事件也因為政府檔案解密以及當事人現身說法，真相逐漸被還原。
身處今日的我們，也許未曾經歷過那段痛苦的歲月，但仍可透過文字、聲音、影像、甚至是網路遊戲來理解與記憶臺灣所經歷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各種政治迫害。
只是在沒有民主化的時代裡，許多事涉政治敏感的議題並不容許隨意談論，甚至書寫的紀錄也會被有意抹除，特別是政權轉換的時期，此時的記錄涉及忠逆價值的絕對選擇，新朝無法容許前朝的忠臣，如果有人大膽談論或寫作相關事蹟，那麼可能很快就會被當成逆黨而遭臨大難。這些前朝「忠臣」往往歸隱山林，絕口不提往事，讓人不覺得他們存在。
明初靖難之後，傳說建文朝的大臣有部分逃出南京，隱姓埋名躲藏於各處。其中有人遠走四川，以補鍋為業。
某日，這位補鍋匠在市場上遇到一人，兩人皆露出吃驚的表情，彷彿在說「真的是你嗎」，接著雙雙落淚。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再普通不過的補鍋匠，很可能就是建文舊臣。
「補鍋匠」真人不露相，他要把建文永樂叔姪相殘的事情埋葬在心裡，不要讓人再憶起此事，更不要再牽連任何人。只是沒想到，以為自己的心已經死透的時候，竟然遇見過去同朝的故人。瞬間，忘記的事情又想起，才會悲從中來。
補鍋匠與他的朋友，是用自己的生命與靈魂來記住這段政治禁忌的史事。但隨著年歲增長，形體消滅，這些眼見為憑的歷史終將消失於人世間，再無人能憶起當日往事。
《明史》的編纂者深知類似的情況一定不少，所以特別寫下這個故事，告訴讀者這段時間並非沒有記載，也不是史家不努力還原當時的狀況，而是這些記載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是被禁止的，最終消失在歷史當中。
靖難發生數百年後，有一群人不願意像「補鍋匠」一樣，任由自己的歷史消失無蹤，所以他們利用編寫地方志的機會，使出渾身解數，把當時不能寫的禁忌隱藏到史冊中。
這段故事是發生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偏關。
偏關位在今天的山西省北部，原是明代防禦蒙古的九邊之一。偏關在明初設立千戶所，調遣一批軍戶進駐此地，他們在偏關落地生根，寒來暑往地為大明王朝戍守邊疆，防備蒙古騎兵南下。
然而，地方上多數是武人，彼此是生死與共的同袍，舞刀弄槍有馬革裹屍的豪情，但要他們提筆寫文章恐怕難之又難。因此，到明末才有地方文人開始編纂地方史草稿，但緊接著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使得編纂方志的進度延宕。
順治五年底，偏關衛所的將士與大同鎮總兵姜瓖聯合，共同反清，史書上稱此為「姜瓖之變」。
只是為時不到一年，原本高昂的反清聲勢出現逆轉，姜瓖與偏關將士隨即敗北。戰亂之後，地方深陷殺戮的恐怖氣氛以及調查逆黨的戒嚴統治，人人都有可能因此遭受到牽連。
順治九年官府會集偏關儒生，商議編纂方志之事，這可以視為是地方文治的開始，同時也可以看作官府對偏關釋出善意的一年，對「叛亂者」的仇恨可能至此暫告一段落。
偏關文人雖然感覺到政治的春意，但實際編纂後卻開始遇到困難。地方志纂修都必須將地方表現傑出的人物納入列傳，當時的社會價值最推崇的就是符合忠義、節烈與孝友的人物，但涉及「叛清」的偏關，到底要怎麼選擇這些人物，著實傷透腦筋。
於是他們開始回想偏關的過去與順治五年底那場反清的戰爭。
姜瓖之變中，偏關萬家實際扮演領袖的角色。萬家從明初移居偏關，至隆慶四年家族成員萬世德中舉，官拜兵部尚書，萬家就成為偏關文韜武略的代表。但是相當諷刺是，明末李自成攻打山西以及隨後滿清入關，萬家與偏關都選擇投降，沒有為明朝盡忠而反抗。
入清以後，萬世德的孫子萬鍊與他的大嫂孫氏都為投降而後悔，因此聯絡過去的人際網絡，準備高舉反清大旗，撥亂反正。萬氏在偏關的勢力不消多說，而孫氏的父兄都曾任過邊鎮總兵，部屬都還戍守在晉北等地，若能策動將成為一股強大的反抗力量。萬鍊還找了自己的好朋友王維垣，希望他能夠策動他的兄長王維城。王維城也曾任邊鎮總兵致仕，若能得維城之助，定能增加勝算。
順治五年底，姜瓖在大同舉事，偏關萬鍊、保德州王維垣一舉響應，一時之間山西多數重要城池都重新立起了明朝的旗幟反清。只是萬鍊與孫氏可能誤判形勢，輕忽了滿清的實力，待清軍雲集晉省，情勢隨即轉變，不到一年的時間收復的城池再次陷落。
順治六年底，從大同傳來的消息讓偏關人驚慌不已。原來，滿州鐵騎重重圍住大同，姜瓖已經被部下刺殺，開城投降。清廷為了懲創這些「逆賊」，大肆屠城與破壞，全城幾無生還。這似乎預告偏關就是下一個大同。
萬鍊與孫氏不但絕望，且無限的愧疚。他們後悔自己的輕率，讓這麼多父兄與友朋死在戰場，更多的偏關人可能因此受到牽連。
是夜，萬家之宅冒出熊熊火光，這是萬家的榮光最後一次照耀偏關。能逃跑的偏關人都往蒙古方向去，萬家人多數逃往內蒙古的大青山，他們說到了大青山看見天上現出萬世德的玉帶，他們相信這是祖先的指示，於是在大青山一帶定居下來。
過沒幾天，清兵圍住偏關城，為了活命，從前與萬家友好的人不敢作聲，與萬家有嫌隙的人暗中叫好，眾人或多或少把反清的罪過歸咎於萬鍊身上。王維城為了保住家業和僅存的偏關人，宣誓支持清廷；並讓自己的兒子王彝鼎隨軍出征平叛。
正當大家慶幸局勢稍穩，不至於像大同一樣被屠城報復時，卻又傳來凶耗。
原來清軍圍攻保德州時，王維城之子王彝鼎陣亡了。據守城內的叔叔王維垣，承受不了傷心，更無法出城到兄長面前請罪。他只好走到黃河邊，投水自盡，隨姪兒同去，求兄長原諒。王維垣的兒子王翊鼎，來不及阻止父親投水，一想到自己要面對父兄的死與伯父的悲痛，也跟著跳下黃河。
王翊鼎的妻子宋氏，眼看大伯因與公公對壘而死，而後公公與丈夫都在一瞬間沒了，她實在不知道還有什麼比現在更殘忍的事情。他們究竟是在追求什麼信念，才得遭遇這種磨難？
宋氏這時只有十九歲，在她的人生閱歷中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讓她想這種事情。她感覺這世界已經拋棄了她，她不想要有感覺，也沒有了感覺。
幾天後，人們發現宋氏已經上吊自殺。
回想至此，偏關文人實在不忍心把萬鍊與王維垣當成「叛清」的罪人。一來他們反清實際上是表達對前朝的忠義，指責已死的將士於心不忍。再者，尚存人間的自己對於清廷畢恭畢敬，節操已是有負前朝，怎麼有立場去指責那些壯烈犧牲的人。況且，在邊鎮的衛所裡，這些人彼此間的關係不是長官、同袍與部屬，就是異姓兄弟、兒女親家，人情關係相當密切。因此他們對將要書寫的對象都有濃厚的情感，政治的壓力讓人不能祭悼已死的親朋，但至少可以不去指責他們吧。
在諸多考量下，偏關文人決定把他們藏起來，藏在官府較不注意，卻又是教化重點的「列女傳」裡。萬鍊實際上是反清的偏關領袖，所以避寫其名，但是從萬家媳婦孫氏的列傳中，就可以知道萬鍊是帶領偏關反清的事實。「著書唯剩頌紅妝」，偏關文人知道，只有女性的堅貞，可以守護抗清死難者的尊嚴。
編者也不寫王維垣父子的政治立場，而把他們的行跡藏在宋氏自殺的列傳裡，期待後人在讀偏關方志時，能夠從孫氏與宋氏的故事還原姜瓖之變時的偏關，以及他們面臨的人倫慘劇，同時也期待這樣的寫作方式可以避開官府的檢查。
偏關文人假想，不知情的人看到的只是孤立的烈女故事，但是知情的人就會回想起姜瓖之變當時的慘烈與辛酸。
偏關文人的寫作策略有部分是成功的，宋氏與王維垣的故事被原封不動搬移到往後的方志中，顯然「叛逆」王維垣已經成功藉著烈女宋氏而突破官府的檢查。然而，如果仔細閱讀偏關的方志還是可以感受到偏關文人刻意保存「叛清」罪人的痕跡，因此偏關的方志並沒有像單則的故事一樣突破文網，它被收入府庫秘藏禁止刊刻。
歷史就這樣被隱藏著，一直到了民國成立，新縣長到任發現了庫藏的秘本，決定刊刻出版。當時偏關人劉澍因為走西口經商的關係，常與四散於蒙古的萬家人有接觸。一知道新縣長正在徵集地方文獻增補方志，他迫不及待把他知道的萬鍊與王維垣傳說撰寫成文字，並從各種史書證明偏關曾在清初時遭受到政治壓迫，積極恢復當時受害的歷史。
清初偏關文人成功了，他們沒有讓政治力量扭曲偏關將士的忠義，也突破了嚴密的文字檢查，最終讓世人重見偏關人不敢直言的過去，只是這段路走了好長好久。
本故事基於真實事件改寫，事件始末與地方人士的心態變化可參考下列研究：
- 謝國楨，《南明史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 156-157。
- 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 526-546。
-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陳蘇鎮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533-543。
- 張繼瑩，〈祇恐遺珠負九淵：明清易代與《偏關志》書寫〉，《明代研究》27 期（2016.12），頁159-187。
補鍋匠的故事與意義，可進一步參考何幸真，〈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