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臨秋故居：一間厝，醞釀出臺語流行音樂的春風

在西寧北路一隅、大稻埕不遠處，矗立著一棟磚紅色老屋。對一般人來說，這裡是「李臨秋故居」，但對李修鑑而言，這裡是他的生活與記憶，更是他父親——詞人李臨秋——創作與生活交織的場域。
  李修鑑回憶年幼時在這屋子裡的夜晚，熟悉的木地板踩踏聲響起，是父親終於歸來的訊息；二樓公媽廳前的一張木桌，是父親李臨秋最常創作的地方，深夜時分，月光斜照進來，公媽廳裡混雜著夜來香與紅露酒香的氣味，父親坐在桌邊，一手持筆、一手持杯，口中輕聲低吟新作的詞。李臨秋不僅在這棟房子裡寫下〈補破網〉、〈相思海〉等作品，同時也會誦唸詞句給不識字的母親與妻子聽，直到她們聽懂為止。他說：「若是她們都懂了，那大眾也一定懂。」

對李修鑑來說，父親不是只存在於人們口中的名號，而是真實地活在這些空間裡——他的身影存在廳堂與朋友應酬的酒氣與笑語間，也存在酒後、讓孩子拔鬍子換取零用錢的細節中。如今，當這棟屋子轉化為文史建築，不只紀念了詞人，更保存了一個家庭生活的過往，關於創作也關於日常。

順著木梯走上老屋的二樓，一家人全擠在二樓生活。公媽廳兼作客廳與父親的創作空間，後方小房間是父母的臥室，祖母住公媽廳的閣樓，兄弟們則在僅存的房間中共眠，最後則是母親忙碌操勞的廚房和狹小的浴室。雖然空間小，但這裡承載著李修鑑對於家人們的全部回憶。
 

家道中落的音樂才子

李臨秋出生於一九〇九年的臺北，家中經營碾米廠，還和茶葉大王陳天來家族有姻親關係，在當時被視為地方的富裕望族。然而，這樣的安穩生活並未持續太久。

李家遭逢家族成員為人作保失敗，傾家蕩產，從此家道中落。李臨秋從少年富家子弟，一夕之間成為戲院茶房的倒水小弟。那年他只有十五歲，剛從大龍峒公學校畢業。他的人生從此開啟了雙重軌道，一方面為了家中生計，在距離家裡不遠的電影院「永樂座」擔任工友，後轉至位於臺北市區東緣的「高砂啤酒廠」（今建國啤酒廠）任職。另一方面，他同時努力進修。白天工作之餘，夜晚則讀書，報名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函授課程，遠端和日本老師交流學習，隨後進入成淵中學的夜間部求學。原本熟悉的文學素養與漢學基礎，並未因現實所迫而荒廢。同時，或許也正是在這樣的磨練之中，李臨秋日後的歌詞才能游刃有餘地遊走於「市井生活」與「詩詞文采」之間，寫出既通俗又有文采的歌謠。
  李臨秋與歌詞的緣分，開始於戲院。離開啤酒廠後，他再度回到熟悉的永樂座擔任會計。在那個年代，電影剛風行，而戲院的靈魂人物——負責現場口述解說劇情的「辯士」——發現倒茶小弟李臨秋熟稔漢文，便鼓勵他嘗試替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拍攝的《懺悔》、《一個紅蛋》等電影撰寫劇情概要供辯士使用。當時這種劇情概要稱作「本事」，為日語的「梗概」之意，是書寫電影劇情及角色介紹的傳單，也會提供給進場觀眾。同時，辯士也建議他嘗試為電影創作主題歌詞。據研究者統計，李臨秋一生有一百八十多首詞文作品，其中有八十多首灌錄成唱片，二戰前的歌詞作品約莫有四十多首，多集中在一九三二至三八年間。

一九三三年，他與作曲家鄧雨賢合作的〈望春風〉，歌曲一經發表，轟動全臺，成為他一生的代表作。歌詞描寫一位少女對愛情的渴望，文字的使用明顯不同於早年歌仔戲式的整齊句式；再加上鄧雨賢的譜曲，這首歌成為李臨秋實踐「從古詞到新曲」理念的重要作品，也是臺語流行歌謠的劃時代之作。此後推出的作品，他也持續在格式上求變，既延續傳統歌謠中細膩文雅的詞風，又在歌詞結構與旋律的搭配上不斷嘗試突破。

這種創新並非僅為藝術的自我挑戰，也與當時臺灣商業化流行音樂初步形成的市場需求密切相關。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唱片公司與電影公司紛紛投入臺語流行歌曲製作，如何寫出一首「聽得懂、記得住、唱得響」的作品，成為作詞者要面對的首要課題。

李臨秋的詞句恰恰符合這樣的條件：用詞平實、節奏清晰、押韻自然，不追求艱澀詞藻，而是創作出讓不識字的聽眾都能聽懂的語言。他曾說，詞要寫到「連母親都聽得懂」，這種從庶民生活中來、再回到庶民間的語言原則，使他的作品能夠真正打入社會底層與家庭場域，也讓他在「外來曲臺語詞」的轉化實踐中站穩腳步。
 

刻寫庶民生活與情感的詞曲現場

李臨秋所居住的這棟房屋，原為兩層樓宅邸。一樓原本作為對外應酬與家庭活動的主要空間，但在一九五〇、  六〇年代他投資電影失利後，樓下不得不出售。李臨秋與家人退居樓上生活，也意外地使二樓成為集創作、家務與人際應酬於一體的生活核心。

在樓上的公媽廳，李臨秋擺下一張木桌，成為他的創作據點。在這裡，他寫下了多首膾炙人口的作品，窗邊晚霞灑進，空氣中混合著香火味、煙草與紙張的氣息。除了木桌，還有一張藤椅，那是他喝酒後的慣常歇息之位，藤椅微微傾斜，擺放在木桌和窗戶之間，作為他放鬆、閉目養神的所在。
  李臨秋的創作，像是一種在家中精雕細琢的「說唱工藝」。他總是坐在公媽廳的木桌前，而且只固定坐在右側位置，那是他的「工位」；唯有他最小、也是最受寵的兒子李修鑑，才能被特許搬一張小椅子，坐在其身旁。深夜時分，他備著筆、稿紙與一壺紅露酒，桌邊放著妻子從市場買來的夜來香，哼唱著剛擬的詞句。家人知道這是他的創作時間，很少進來打擾。

這個角落也是家庭生活的交會點。他會唸剛寫好的歌詞給母親與妻子聽；除了母親與妻子，四兒子與小兒子李修鑑偶爾也會被召來聽詞或幫忙。當父親唸出新詞時，他會仔細觀察家人的表情。有時，也讓兒子替他抄寫誦讀。這些互動，成為李修鑑童年記憶中最日常、也最親密的親子場景之一。

飯後，偶爾有朋友來訪。像是身兼辯士、作曲家、演奏家的王雲峰，兩人以「修改歌詞」為名擺開酒席，實則每改兩句便舉杯共飲，聊到高興時還會來幾道下酒菜。公媽廳在日常與創作之間，沒有明確的界線，它既是家庭空間，也是書房——詞人的靈感、朋友的應酬，都在這裡發生。〈無醉不歸〉一歌中「酒味嗅著真正芳、酒味嗅著真正芳」、「朋友叫來坐歸排，飲酒原是爽快代」，不只是歌詞，也或許正是他日常生活的寫照。李臨秋並非只是在寫酒，而是在刻寫庶民生活裡，酒與友誼、創作與情感交錯的現場。

創作也並不總是嚴肅的獨坐時光，它經常是一場半公開的生活演出。晚飯過後，李臨秋常邀來三五好友，一壺酒、幾樣簡單的下酒菜，展演舞臺便陳設完畢。他的朋友中，有的擅長西洋樂器、有的擅長傳統音樂，偶爾還有人吟唱曲調，隨興而來，並不講究形式，但每次有朋友來，都做好了一齊歡唱的準備。
眾人圍坐在桌前起調、改詞——

說是改詞或研擬創作，更多時候只是為了那種聲音與情感交織的氣氛。更特別的是，這些歌詞與旋律的共作活動，並不只是發生在屋內，周遭鄰居竟然也會沿著樓梯走上來，站在樓梯間與門前廊道上聆聽這一場場的小型「演唱會」，街坊鄰里經常站滿了通往二樓的階梯與轉角。李修鑑回憶，那樣的聚會聲音有時過大，曾驚動鄰里，亦曾收到幾封公家機關的來函警告，但也側面印證了當時聚會氣氛的熱絡。

歌詞，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慢慢寫出來的，有時改一兩句，就有人接著唱，邊唱邊調整。在這間樓上的公媽廳裡，一首歌的完成，經常是幾個人一起討論、試唱出來的結果。
  在這樣的日常生活滋養中，李臨秋寫出尋常百姓的悲喜。

例如〈無醉不歸〉便是以美國民謠〈Turkey in the Straw〉旋律為素材，搭配臺灣酒桌文化的描寫，創作出具強烈生活感與幽默色彩的臺語新歌。在這類作品中，李臨秋不僅展現了將外來旋律「臺語化」的能力，更讓這些歌曲從模仿轉化為創造，使「翻唱」成為真正的本土文化實踐。

與此相對，〈望春風〉則展現了李臨秋在抒情書寫上的另一種能量。這首與鄧雨賢合作的經典作品，呈現出更自由、貼近口語的臺語節奏。李臨秋曾回憶，其靈感是來自淡水河畔偶見的沉思少女，藉此鼓勵女性正視自己的情感。不僅在詞體上有所突破，也呼應了當時自由戀愛與性別意識逐漸萌芽的社會氛圍。除此之外，〈我愛你〉、〈自由船〉等歌也都是以傳達自由戀愛為題。有時是黃昏的河景，有時則是飲酒後歸家的巷道。李臨秋的創作很多是透過對大稻埕一帶常民生活的觀察所得到的感受。

除了愛情與飲酒的輕快旋律，在李臨秋的歌詞中也可以看見關於生存、勞動與苦難的現實書寫。早在日本時代，李臨秋便已開始書寫底層人民的生活處境。他的〈織布歌〉描寫織布工每日反覆操作機械、生活困苦，卻仍要強忍淚水撐下去；〈礦工〉則細膩刻劃採礦工人們在暗無天日的地底下，日復一日工作的辛勞與危險。這些作品以寫實筆調呈現庶民生活的重量，也反映詞人對社會現實的關注。

在臺灣進入商業化流行音樂的年代，李臨秋的歌詞以貼近庶民情感與生活經驗、呈現該時代社會氛圍為特色，恰好回應了當時的聽眾市場對流行歌曲通俗性與傳唱性的期待。他筆下的戀愛、飲酒與勞動場景，不只是日常的寫照，更是一種來自底層的聲音紀錄，寫出人們的渴望、辛酸與歡笑。這些歌詞承載了大眾的情感與記憶，也讓臺語歌曲不再只是娛樂，而真正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支撐創作的那股力量

當李臨秋在公媽廳裡寫詞、與友人談曲時，家中還有另一種節奏正默默進行——那是由妻子所維繫的生活秩序。

李修鑑回憶道，每當父親騎著腳踏車回來，兄弟們早已有一套默契的「接風流程」：有人牽車，有人備鞋，有人準備攙扶，有人趁機討零錢，這些動作幾乎是自動展開。而後，真正宣告他歸來的，是李臨秋站在對面橋頭，喚出其妻乳名的那一聲：「罔阿，我回來了。」

飯菜、衣物和生活一切起居，妻子照顧一家人，讓李臨秋能夠安心創作。

在生活最為艱困的時期，李臨秋的妻子曾在木工廠工作，為一家人的生計盡一分力。雖後來辭工回家，專心照顧長輩、丈夫及六名兒子，但她的手藝與實作精神仍留存在家中。如今，家裡仍保留著她早年親手製作的木製筷盒，對兒子李修鑑而言，那不是裝飾品，而是母親勞動的具象化證明。
  李修鑑回憶起母親每天清晨起床，張羅全家吃食與照料起居生活。家中六個男孩，加上婆婆、丈夫與自己，共計九口之家，全靠一人在廚房中備三餐。廚房空間狹小，轉身都不見得容易，但她卻總能在這犄角旮旯裡燒出一桌飯菜。母親家事忙擾又外出工作的時候，李修鑑記得家中經常以白飯配醬菜安飽，僅父親與年紀較長、已出外工作的兄長才有資格分得半顆滷蛋。

空間狹小、動線擁擠，卻也讓李修鑑對於母親在家中穿梭的身影留下深刻記憶。她總是把一家人的衣服一件件收齊，抱著沉重的衣籃走下樓，在騎樓洗衣、晾曬。母親忙碌的身影，在樓梯上的來來回回，那些勞動早已成為她每日的重量訓練菜單。

而在丈夫應酬這件事上，她更是帶有自己的主張。李臨秋嗜酒，又時常與朋友在外小酌，日積月累開銷不小。妻子也曾提醒他不要總是在外喝酒，花費太多。她說李臨秋專做虧本生意，愛喝酒卻又愛請客，雖然李臨秋總回說「錢再賺就有，朋友較要緊」。也是為了減少在外用餐的支出，家中的公媽廳才成為李臨秋與朋友飲酒、談詞及唱曲的場所，妻子則默默準備下酒菜。她不曾參與歌詞的討論，卻始終是那個後場支援的幕後英雄。
  當然，有些時候李臨秋仍在外應酬，這種時候他便會從外頭帶些點心回家；在那個沒有塑膠袋的年代，他會直接將酒樓的瓷盤端回家。回到家後，他把菜先端到閣樓，讓母親先挑選，接著再由妻子斟酌分配給孩子們。如何讓每個孩子都吃得到、吃得好，便是妻子心中要計算的事。瓷盤常常忘了送回原店，妻子見怪不怪，收一收放在櫥櫃，等有空再處理。

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安排與無聲的身體勞動，構成了這個家穩定運作的節奏，也為李臨秋的創作提供了最安心的支撐。在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臺語歌謠背後，是她默默撐起生活，讓那些關於愛情、飲酒與庶民心事的語句，有了落腳的地方。
 

歌曲持續傳唱

如今，走到大稻埕西寧北路轉角的紅磚樓，我們可沿著樓梯踏上位於二樓的公媽廳，看到那張木桌和當年的展演創作空間。李臨秋留下來的膾炙人口的歌曲，不僅流傳於唱片和歌詞中，還存在子孫輩的生活記憶與這棟被保留下來的建築裡。

一張飯桌、一句喚妻的呼喊、一場與朋友假借改詞之名的酒局⋯⋯，都在這裡發生，這間故居，曾經是承載創作靈感與家人互動的容器，也成為理解那個時代生活節奏與創作方式的具體入口。如果說李臨秋寫下的歌是一種臺灣庶民的抒情語言，那麼這間屋子，就是那些語言發聲的場所。

而我們能想像自己如同當年的街坊鄰里般，站在樓梯間，再聆聽一次這場臺灣音樂與文化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