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南新村：他們在紅磚宿舍裡講學

當早晨陽光灑落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政大）周圍的住宅區，學生、教授、上班族一一出門，趕著買一份早餐、搭上公車，或是奔赴教室上「早八課」。歷經了六十多年歲月的化南新村也不例外，跟上早晨人們明快的節奏，準備迎接新一天的開始。

過去政大周圍幾乎是農田、草地，零星散落著幾座教職員的宿舍聚落，包含指南新村、道南新村、禮賢新村、齊賢新村與化南新村等，而如今保留得較完整的宿舍群，唯有化南新村。

化南新村早期住戶之一的苑舉民，可說是見證化南變遷的「化南之子」。
 

依山傍水的政大文人村落

小時候，苑舉民常跟化南新村附近的孩子在「小公園」打棒球，小公園的所在地是今日文山五十號綠地，當時是空曠的青草地，面積不大，卻足以撐起孩子的棒球夢。那時，苑家還不住在新光路一段六十五巷一帶的化南新村，而是同一條路上、但離政大較近的道南新村，不過兩村的孩子經常在小公園玩在一塊兒。

這些宿舍的由來與政大復校的歷史息息相關。政大創校可追溯到國民黨北伐時期，一開始名為「中央黨務學校」，校長為蔣中正。後來中國陷入紛擾的戰火，黨校分組為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直到一九四六年，國民黨決議合併兩校為「國立政治大學」。然而，適逢國共戰爭，重組的學校無法立即運作，一直到遷臺安定後，政大才在一九五四年完成復校。

政大校址選在道南橋東側，遍地農田與竹林，與西側隔著一條景美溪。這裡不像西側一帶從清領到日本時代以來已發展出街庄，設有輕便鐵道可通往景美。因此，交通不甚方便的政大在臺建置之初，急需為教職員與學生解決居住難題。

當苑覺非一九五九年到政大任教時，政大已有零星的宿舍。但初期苑覺非尚未找到適合安頓家人的房舍，有一陣子獨自住在政大附近，與妻兒分居兩地。沒多久，臺北接連遭遇數個強颱，不但政大校區淹水、宿舍也嚴重受損，敦促政府正視政大人員的居住問題，將教職員遷出受災慘重的宿舍。政府在一九六二年撥款給校方購地，起建新的宿舍群。於是，一九六四年，新一批的宿舍——化南新村終於完工。 雖然新宿舍剛落成，但苑覺非首先分配到的宿舍是道南新村，在一九六九年左右將妻兒接過來同住。現今道南新村仍保留新光路一段二十五巷兩側的建築，左側是「校長之家」，成為校友服務處，右側則是「院長之家」。苑家當年住在道南新村的房舍已拆除，但在苑舉民的印象中，住家有上下兩層樓，大約各十三坪。

約莫同時期，在政大任教的閻沁恆與妻兒一家五口，同樣住在道南新村，只不過他們的宿舍比苑家更小，僅有一層樓。

閻沁恆比苑覺非小一輪，不像苑覺非從澎湖輾轉來到臺北時已經快四十歲。閻沁恆前半段的求學生涯是在戰爭中度過，就讀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接著在十九歲時來到臺灣，進入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就讀，並在隔年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透過同學牽線認識了未來的太太。

後來閻沁恆進入政大新聞所，畢業後繼續在新聞系教書，直到政大創設歷史系之後的五年間，閻沁恆逐漸從新聞系轉到歷史系，在一九七二年成為歷史系主任。隔年，準備接任校長的李元簇登門拜訪各個院系主管，這才驚覺歷史系主任一家五口竟然擠在窄小的房舍，執意幫系主任找間合適的宿舍。

正好化南新村七十四號的房子可以空出來，於是在李元簇校長的幫忙之下，一家五口在隔年搬過去住。閻沁恆笑說，三個孩子看到能住大房子都好開心。
  就地理位置來說，化南新村離校區以及當時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指南路較遠，得走新光路或是抄捷徑循田埂小路，才能抵達校區。彼時化南新村四周幾乎都是農田、草地與竹林，因此居民對化南新村都留下「環境清幽」這個印象。

附近還有一片後來在二〇〇九年被政大闢為停車場的空地，很長一段時間可說是化南新村的公共菜園。根據附近居民回憶，幾位化南新村的太太會和周遭居民合力種菜，比如小白菜、地瓜葉、絲瓜與胡瓜等。不施化學肥料，把吃剩的果皮堆肥當有機肥。由於收成不錯，甚至會有鄰里居民挑去市場販售，所得再分些給大家，多少也補貼家用。這片菜園延續了十多年，幾乎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這兒有塊大家共同耕種的土地。此外，吃完飯後與家人在家屋附近散步，也是化南人寶貴的回憶。

化南新村宿舍的每間房舍都是雙拼二樓，一樓通常為客廳、廚房、餐廳空間，二樓是臥室與書房，上下兩層樓大多配有浴室與當年堪稱新潮的坐式沖水馬桶。整體房舍配置是前後左右雙拼四戶，每戶之間以牆與後院相隔。前門各有小庭院，藏有各戶對園藝的巧思。

閻沁恆打趣地説，前院是他經營「公共關係」的地方。當時只有他家種桑樹，許多成長階段到了需要養蠶寶寶的孩子就會在他家門前流連，求幾片桑葉。除此之外，他還有種香椿樹、木瓜樹，以及同為政大歷史系教授的朋友李定一分送的九重葛枝條，為化南新村增添一抹豔色。
 

奔忙的「化南式」媽媽

另一位化南之子，則是住在閻沁恆隔壁、七十九號的荊知仁教授之女：荊永迪。她一路就讀政大附屬幼稚園、實驗小學，並在一九七五年與苑舉民同屆小學畢業。

荊家原本住在禮賢新村，位於政大東側，附近有政大附屬實驗小學。荊永迪大約五歲之後，全家才搬進化南新村，住進兩層樓的宿舍。父親荊知仁是政治系的教授，常待在二樓的書房寫書、讀書，另外兩間則分別是夫妻房與哥哥荊永綽的房間。荊永迪是到哥哥上大學之後，才擁有自己的房間，在那之前都是在父親書房寫功課。

後來父親請人在後院擴建出廚房，此後燒得一手好菜的母親楊鍾瑜有了更大的廚房空間準備料理。荊知仁的朋友都曉得楊鍾瑜的好手藝，舉凡生日、送行等日子就會來荊府聚會。荊永迪也相當懷念母親的拿手料理，像是有一道醉蟹，母親會拿筷子將活跳跳的小螃蟹塞進罈子，螃蟹還巴著筷子不放。
  在那個年代，人們聚餐通常是在家裡下廚宴客。因此，住在化南新村的媽媽們，無論有無正職工作，回到家中都得擔起掌廚重責，填飽一家子與賓客的肚子。

荊永迪記得，母親通常是去道南橋另一端的木柵市場買菜，食材較齊全。少量的蔬菜則可至新光路口的遠興商行購買，老闆兒子恰好與荊永迪的哥哥同齡，彼此都很熟。雜貨店隔壁有一間水果行，老闆的兒子是少棒隊成員，當年少棒正熱門。

當時楊鍾瑜是一邊在政大教務處上班，一邊料理家務事；而與荊家隔著一條小巷的薄家，女主人薛谷秀當年也是職業婦女。薛谷秀每天踩著腳踏車去木柵國中教書，放學後必經木柵市場採購，滿載著生鮮食材回家料理一家子的晚餐。

薛谷秀的丈夫薄慶玖，在政大政治系與公共行政系任教，是推行地方自治研究的重要學者。一家人原本住在道南橋西側，一九七二年搬進化南新村，住進剛完工一年的新宿舍。這一批新蓋的化南新村宿舍，外牆是磨石子，與一九六〇年代第一批化南新村的紅磚牆有明顯區別。雖然兩者外觀不同，但內部的空間則大致相同。
  薄家成員有夫妻兩人、三個孩子與薄慶玖的父母親，總共七人。僅兩層樓的宿舍不夠住，所以薄慶玖在後院與頂樓都有擴建空間。如此一來，老人家能住在一樓，夫妻倆與老二、老三住二樓，頂樓則是老大的房間，還養了一隻兔子。從夫妻臥房的窗戶望出去，能看見前院的龍眼樹。薛谷秀記得，有一年颱風來襲後，龍眼樹竟結了許多果實，好像生命感受到壓力，就會奮發擠出求生意志。

說到颱風，許多化南人都有印象深刻的淹水經驗，像是住在薄家對面的呂凱與劉紀華夫妻，皆在政大中文系任教。有次夫妻參加系上舉辦的員工旅行，留小學五、 六年級的兒子在家陪爺爺，並請鄰居幫忙照應。沒料到那趟旅行外出時，家中遇上強颱，化南新村淹水成災，夫妻倆趕緊回臺北。劉紀華還記得，一打開家門，看到玄關外的鞋櫃泡在水裡，鞋子變成小船在前院飄啊飄。憶起當時兒子相當淡定地説：「水沒淹進房子，一切安好」，讓劉紀華覺得好笑又好氣。

原來，由於政大校舍大多蓋在地勢較低的地方，一遇到強颱豪雨便容易溪水暴漲，淹水成災。因此化南新村的玄關在設計時就特別規劃了小階梯，架高一樓地板，防範水淹進住家。雖然房子有這樣的巧思，但若是碰上大豪雨，有些房舍還是難逃淹水的慘劇。薛谷秀記得，某次水淹進一樓，差不多到大腿的高度，過了半天以後水才退去，丈夫趕緊叫大夥趁機把泥沙掃出門。反觀荊家爸爸，荊永迪記得父親荊知仁倒是用幽默心態面對淹水，看著快淹進屋裡的水時曾説，「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能夠划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父女倆天真的討論，聽得楊鍾瑜又急又氣。

一九七五年，政大再次發生嚴重淹水，蔣經國前來視察，促成堤防工程的進行，這才減緩水患災情，此後政大人淹水划船的故事便漸漸走入歷史。
   

化南人共創新篇章

隨時光流逝，住在化南新村的教授一個個退休。由於校方允許教授終身居住，所以許多戶人家仍繼續留住在化南新村。

較特別的是，苑覺非是在一九八〇年屆齡退休之後，才從道南新村搬到化南新村。苑舉民記得，父親退休後，嗜好之一是替人寫輓聯、墓誌銘，家裡一樓常晾著父親剛寫好字的白布條，直到今日，回想起那幅景象還是不禁莞爾。另外，同為山東人的苑覺非夫婦，相當照顧當年一起從山東來到臺灣的流亡學生。逢年過節時，已畢業多年的學生們，必定回到化南新村向老師、師母拜年，再一起吃頓大蒜配餃子，訴說近況、回味往事。

化南媽媽們的退休生活也少不了揮灑筆墨，像是薛谷秀透過政大社團課接觸到水墨畫，從此一頭栽進去，在住家三樓整理出一個小畫室創作。楊鍾瑜與劉紀華也有畫水墨、寫書法的興趣，將作品與子女的照片一同掛在牆上，拜訪的客人一眼就能感受到長輩對兒女的惦記。

這些化南人的書畫作品，在一九九〇年代後跟隨主人，輾轉從化南新村搬進「化南新廈」，開啟化南生活的新扉頁。

因化南新村的房舍逐漸老舊失修，校方在一九八八年提出興建化南新廈的計畫，準備拆除化南新村的丙區與丁區，改建成公寓大樓化南新廈。此時政大周圍已幾乎看不到農田，林立著新蓋的住宅、工廠，還多了一座通往市區的萬壽橋。如此一來，政大的交通變得更便利，帶動多元的住戶與商家來到政大，淡化了原本僅有政大人居住的教授與教授之子的居民結構。

在丙、丁區拆除後，化南新村僅保留甲區與乙區。前述提到的閻家、荊家、薄家與呂家皆住在化南新村乙區，而苑家座落在指定被拆除的丙區。他們皆在化南新廈完工後，搬進新公寓入住。一棟大廈有十一樓層，薛谷秀笑說丈夫薄慶玖特別挑選九樓，與自己的名字同音，這樣朋友就不容易記錯。這也意味著，往後化南人拜訪街坊鄰居，不再是走小巷敲門，變成坐電梯垂直移動，或是得穿越社區到不同大廈，才能串門子。

這個時期，許多化南之子的生活圈也逐漸離開政大，如荊永迪的高中、大學都遠離政大周遭，生活圈逐漸擴大，回頭看小時候成長的地方，驚覺化南新村「變小」了。苑舉民則持續住在化南新村，每天搭二三六公車（過去稱二六路）到市區上學，直到服兵役與留學期間，才不再住政大附近。

出國留學的苑舉民在一九九九年回國，踏上了教書之路，也差不多該為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做打算。他買下化南新廈的公寓，想繼續在這片熟悉的地方組成新家庭。時間快轉到二〇一四年，由於政大法學院空間不足，希望拆除所有化南新村建物、在此地建設新的法學館大樓。二〇一五年，居民遂發起「化南新村保存運動」， 這對苑舉民與眾多化南人來說，是個意想不到的重任。

為了保留老屋，在他們身處的萬興里的前里長詹晉鑒協助之下，苑舉民及其妻王曉敏、化南新村鄰居陳淑美，還有數位對文化資產議題感興趣的政大學生，共同組成堅實的「化南萬興願景團隊」工作團隊，梳理化南新村的歷史紋理。他們特別借重老化南人的記憶，如劉紀華的丈夫呂凱提點團隊，指認昔日每間住戶分別是誰，更為團隊記錄化南新村耆老訪談的《化南人物說化南》一書封面題字。而前萬興國小校長洪瑾瑜有感於化南新村的樸質風華，還熱心為團隊速寫了一幅化南新村街景，重現當年前院植栽茂密、生活氣息濃厚的文人村風景。

經過眾人的請願，化南新村成功保留了下來，並部分開放為學生宿舍，能在新時代續寫故事。
  如今，從苑舉民住家的陽臺望出去，依舊能看見當年滿足孩童少棒夢的小公園，草地已覆蓋上溜滑梯與涼亭，中央矗立著高聳的阿勃勒。枝葉濃密時可發現貓頭鷹、臺灣藍鵲的蹤影，成為臺北都市中難得一見的生態蹤跡。化南新村入住了新住戶，也就是新的教職員與學生群體。隔著圍牆，能看到房子內燈火通亮，老房子再次有了人流氣息。

苑舉民期待，在歷史資料越來越開放的時代，大家能更認識當年政大教授一生走過了哪些歷史階段，激盪出哪些思想火花。期許有一天，化南新村的老屋能如當年老教授敞開家門，樂意與學生交流的景象一般，讓傳承知識與回憶的棒子能接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