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車站裡的一段塗鴉，讓一位臺南學生消失五年：白色恐怖如何滲進溪南校園？

那椿事發生在阿媽比我現在年紀還少許多的時候，或許可以說是她少女時代的一場震撼。

直到多年之後，她有了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無論有意無意，總之使他在後來也得知了此事。我曾問起父親有關此事件的印象與發生經過，他訝異於幼年一閃而逝的塵封記憶被重新喚起，以一種透露遙遠舊日懸案開場般的口吻說道：「彼當時，遮个案件著附近鬧甲真大，尤其佇咱遮款草地（那時候，這件案子在附近鬧得很兇，尤其是在我們這種鄉下地方）。」他接著說，「汝阿媽嘛知影，彼時算是一件誠大ê代誌，我是後來才對伊遐聽講的（你阿媽也知道，當時這算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我是後來才聽她說的）。」

不同於舊臺南市的湯德章、新營的黃媽典，他們被遊街示眾、公開槍決以儆效尤；在舊市區與新營等事件核心地帶以外的許多溪南鄉鎮，人們對於二二八的集體記憶相對模糊。事件充其量不過是平淡日常中，聽起來讓人心驚的外來新聞。
  直到幾年後的白色恐怖，地方被捲入國家反共的行伍，政治日益侵蝕著純樸的邊界。有些波及，有些紛擾，有些震動，有些人一無所悉地被牽連，有些人毫無關係地被逮捕判刑，張朝松即是其中之一。

他被逮捕時，剛從臺灣省立工學院（俗稱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畢業沒多久，恰是這所學校改制為省立成功大學的前一年。他從未想過——或者說根本不可能想到——這日復一日的通學路途，以及讀書這件事本身，竟成了讓他深陷囹圄的差池。官方大動作的調查與逮捕，使得此事在今日南科周遭、溪南地區的新市、新化、善化、安定一帶發酵，人心惶惶。

這位政治受難者，出獄後輾轉成為我父親國中時期的理化老師，一位印象中「很古意（kóo-ì，指忠厚、憨厚），很安靜，認真且教得很好」的老師。

孰料，數十年以後，在我較彼時的阿媽、當年的父親還長的年紀裡，他們幾乎忘卻此事之後，我因緣際會拜訪了這位老師。聽張朝松重新談論起這一切，這些他長年不願再提起的沉重往事。
 

一位臺南工學院學生的白色恐怖

張朝松，1928年生於臺南山上。戰前，早熟的他曾進入工廠幫忙，二戰結束後，這位少年重拾學業，在家附近的善化讀了初中，並考入當時錄取率甚低的臺南二中，開始了通勤日常。

儘管路途遙遠，他仍日日從山上一路騎腳踏車到最近的善化車站，再轉火車去臺南上學。這樣的生活一路延續到他自臺南二中畢業、考上省立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舟車勞頓的情形才略有好轉。當時縣內的公車通車了，使他得以少花些交通心力，直達新市車站轉車。雖省不了太多時間，至少給了他能在車上打盹的一點清閒。「好多學生與我一同搭這班車，從新市往臺南讀書。」他談論著逾半世紀以前的通學往事，彷彿重新少年了一回，那段珍視且耀眼的時光歷歷在目。他就這麼一路通學到了工學院畢業。 然而，恰恰是這段軌跡，使他被警察盯上了。

1955年，在張朝松自省立工學院畢業前不久，新市車站廁所隔板上頭冒出幾句「反動標語」。那是一段以鋼筆書寫、對於時政的抱怨與激進批評：「反政府反革命打倒蔣╳╳蔣╳是為牠自己帝位害千萬人犧牲的野獸。」

有關當局一發現這段話，隨即動員大量鐵路警察、臺南刑事警察與調查局人員徹查。在各院校配合下，他們清點了平日利用新市車站通學的上百位高中以上學生筆跡。之所以鎖定高中程度以上學生有嫌疑，是因為警方判定：若能寫出這類文字內容，非得受過一定教育不可。

在反覆檢視上百份字跡後，警方最後研判——形似張朝松「平素在校心得寫作試卷筆跡」，於是通知了剛畢業不久的他到警局談話。在那裡，他被警察要求當場寫字給他們看。張朝松回憶，一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新市車站曾發生過這麼一件「反動標語」的事。

沒幾天，他就被送上火車、帶往臺北，關入情報部門的監牢。期間一度被檢察官找去問話，問他是否有「反證」，亦即證明自己沒做的證據。「這件事又不是我做的，要上哪找反證？」張朝松只能無辜地如此答覆。再後來，他被帶上法庭，法官拿了兩個正楷寫的「何」字問他意見，而他不過咕噥著「好像有點像」——於是成了他「為匪宣傳」的入罪依據。

面對這段過往，張朝松與其說感到憤慨，更多是無力且無奈：「他們往往以一種『寧可錯殺一百個冤枉的人，不可放過真正的一人』的態度，來進行審判。」在反共大纛之下，但凡有一丁點嫌疑都值得耗費大量人力調查，都終究是不得輕放的安全風險。這些戒嚴時期的法律所定義的「不法份子」，被捕後送交軍事審判，審判結果必須呈報政治中樞。若國防部高層或總統對結果不滿意，往往退回重審。

縱然有部分政治犯或因不認可威權政府而起身抗議，或傾心共產理念而潛扶地下串聯，這些戒嚴時期的「叛亂犯」從未獲得公正的法律審判。許多人草率且快速地被槍決，而他們周遭稍有些接觸或往來的親友，更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不少人受牽連而下獄。統治當局對於任何反對意見，及其可能帶來的社會波瀾的高度敏感，同樣深刻地反映在張朝松身上。於是導致一個正準備且期待著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優秀青年，無端被捲入被逮捕。時代的荒謬莫過於斯。

張朝松從事農務的母親聽聞審判結果，焦急地另外聘請了律師申請覆判。律師在聲請書中直言：證據漏洞百出，被告從未有過不滿現實言論，且作為判刑根據的字跡鑑定方法不合於科學標準，再加上標語修辭拙劣、語句不通且有錯字，顯然不可能是高中程度以上的智識分子所寫。雖然律師一再強調警方逮人、法官判刑理由「自非至當」、「附會牽強已極」，這些理由仍無一獲得採納。國防部隨即以聲請人「空言指摘」為由駁回。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張朝松內心相當「齷齪」（ak-tsak，指鬱悶）。或許正因如此，他完全沒對判決確認之後的那段經過留下任何印象，就這麼糊里糊塗地被送往了綠島新生訓導處關押。

而這一關，就是五年餘的歲月。
 

不只張朝松，政治陰霾壟罩校園

張朝松從綠島出獄後，恰逢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初中擴充員額，而他也幸運獲得了當時善化初中校長的賞識。事過境遷，當年青澀的學生歷經滄桑與世事折磨，幾經輾轉後重新回到母校擔任教員。期間一度遭教育局強烈反對，又遭其他同事恐懼地保持距離，理由當然是他過往這段特殊經歷。前者幸虧有校長大力擔保，後者則是隨著深入了解，周遭老師們的誤解與不安很快消散。

不過，能碰上不畏接受政治犯潛在風險與各方壓力的貴人幾希，像張朝松這般捲入政治案件後，還得以進入、重返校園的人實則屈指可數。校園中的政治案件，更多時候是因故被剝奪了教師資格，再也難以重返教育現場。

張朝松任教的善化，其實亦是溪南地區數起政治案件的爆發地，地方學校先後有老師被捕入獄──除了像他這般荒謬地遭根本無關的塗鴉牽連，有人則因接受友人借宿涉事，又或者因課堂閒扯瞎聊惹禍。教室裡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成為呈堂證供。所有的言論表達、待人接物，皆得在統治當局期待的反共界線之內；稍有踰矩、稍有批判，或只是不走運地，在錯誤的時間位於錯誤的地點，都將伴隨偌大風險。

例如臺灣省立善化中學（今善化高中）教師楊文源，在1960年主動向政府自首，坦言自己在多年前在不知情狀況下曾不慎藏匿匪諜。縱然他坦白自清，法庭仍以他二度提供匪諜友人居所，每每長達數月，且不主動向警方檢舉，認為他未主動申報「臨時式流動戶口」、顯然有實藏匿目的，具備反覆實施的「概括犯意」，一度判處楊文源七年有期徒刑。

而在張朝松回到善化初中任教不久，另一位教師同事方榮輝也因「為匪宣傳」被捕入獄。或許是一時興起隨口發揮，或許是閒聊提及近來偶聞，又或者確實有著貶低國民黨政府的意圖，總之方姓教師因在課堂提及「共匪的武器射程遠至金門馬祖」等語，而遭檢舉逮捕。為了佐證他的課堂發言，警總還特別找來七名當時在臺下聽講的學生作證指控。最終，方榮輝因為上述言論被判刑四年。

在那之後，楊文源與方榮輝何去何從？

事實上，就如同絕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政治檔案並未透露他們出獄後的遭遇，公開紀錄中亦沒能尋獲他們後來的足跡。我們終究無從得知，兩位教師是否也適逢貴人，得以在那之後順利「回歸」社會。
 

沉默，過於喧囂的沉默

諷刺的是，政治受難者出獄後的不幸，往往還是來自於威權政府。他們很多時候不過是從一個狹窄的牢籠，進入另一個無邊界的社會枷鎖。以貴人、幸運等詞來談論他們的經歷，總讓人感到過於黑色幽默地沉痛：一個人能夠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竟需要如此之多的僥倖。

大多數政治犯出獄後都要面對警務或情報機關的不定期追蹤、訪查，這無形中為身邊人帶來莫大壓力。政治的高壓，使得人們轉向明哲保身，卻往往導致政治犯要找上一份正常工作都成問題，流離失所的消息亦時有所聞。

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為社會帶來巨大震撼，人心惶惶。不只學生，連老師都可能因無心之舉涉事。一個人被逮捕，會帶來漣漪般的迴響，形成警示效果。光是張朝松案已對地方造成震撼，遑論關係緊密的課堂。那些學生，會怎麼衝擊於老師突然被關進監牢？又或者方榮輝往後該怎麼面對他那群當庭指控他的學生？心理的創傷影響日後的行動，進而拓展成一張恐懼、自我審查的網。

而張朝松雖然獲得了學校教職，但突如其來的劇變，仍使剛從大學畢業的他，在往後的漫長歲月裡變得愈發沉默。或許是本能地排斥，也或許是自我保護的機制，他對於這段苦痛，更多時候只是刻意地遺忘。談及數年的綠島歲月，他稱自己當時什麼也不想要，只想儘快熬過，淡漠地表示：「我當時不太與人來往。」上了些什麼課、與誰有些什麼互動等等，印象已模糊不清。

至於後來？「離開綠島以來，對於過去的這段時光大多噤口不談。人家不敢問我，我也不願意講，因此沒多久就忘得一乾二淨。」

遺忘本身，是另一種型態的沉默延續。或許，這就是威權統治留給這座島嶼最深的刻痕。白色恐怖從未真正結束，它只是從制度性的暴力，轉化為跨世代的集體創傷，沉積在這座島嶼上無數家庭不曾言說的故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