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行在婆娑之島的外國身影──讀《福爾摩沙的巴克禮》

有一句話「無心插柳柳成蔭」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不過這句話的出處倒是常常被人遺忘。其實這句話，原本語出元曲大家關漢卿的作品〈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在第二折故事中反派角色魯齋郎的臺詞。魯齋郎仗著自己的權勢在地方魚肉鄉民，一天他出遊時，發現鄰居張珪的老婆頗有姿色，於是故意打傷民人張珪，結果得以趁機接近張珪的老婆，而魯齋郎便開心的講出這句臺詞。換句話說，號稱「無心」插的柳，其實本來也非全然無心，而是一串「必然的巧合」。

這句俗話到了今天，負面意味已經不見，因此用來指稱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的傳教事業，應該不會不適當吧？巴克禮的名字因為現在中學課本的敘述，已經是現在中學生熟知的人物，特別是 1895 年他帶日本軍隊進入臺南，以及編修《廈英字典》的貢獻；不過若要想要再了解巴克禮的核心傳教事業，恐怕就不是課本能負擔的了，但這才是巴克禮人生最核心的事業。

而提到巴克禮的傳教事業，無疑地相當成功，不過他的傳教為何能成功？除了信仰的堅定以外，從《福爾摩沙的巴克禮》書中的敘述，或許可以看出些時代的影子。巴克禮出生於英國大城格拉斯哥，祖先是來自法國的雨格諾教徒。十八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格拉斯哥因為良好的港灣位置，逐漸發展成一個以造船業為主的工業城市；迅速擴張的財富讓居民開始追求藝文生活，而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在知識與閱讀的追求上，這當然包含了當時最重要的宗教書籍：喀爾文的《基督教要義》。

富足的生活也讓當地居民有機會晉升為中產階級，並負擔子弟的教育費用，這讓巴克禮能順利地接受高等教育、接受神學，並以此為終身志業。稍後在杜加德博士（Carstairs Douglas）的影響下，巴克禮志願前往中國服務，並因為神職人員空缺的關係被派往臺灣。巴克禮來到臺灣的時間是 1875 年，正是牡丹社事件後一年，島內的仇外氛圍仍然嚴重，而這也讓巴克禮的傳道事業在緊張的狀況下展開；偏偏來臺後巴克禮又身染重病，傳道的局勢看似屋漏偏逢連夜雨，對巴克禮很不利。

不過巴克禮擁有一樣相當有利的傳道利器：教育。十九世紀對英國來說，在各方面都是鼎盛的年代，這當然包含了教育，菜鳥教士巴克禮雖然缺乏傳教經驗，不過他的傳教方針相當明確，正是利用母國給他的最大資產，也就是教育。巴克禮於是一面傳教，也開始設立神學院，提供本地信徒規律而有系統的訓練。在巴克禮開設的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有關科學的相關課程，這是繼承啟蒙時代以來的思想傳統，他希望能藉此開啟學生的心靈與思考，讓學生注意到自然與真理之間的關聯。

教育的啟發漸漸改變了當時的臺灣社會。晚清的臺灣社會經過百年的發展，與原鄉中國一樣，也開始發展出自己的宗族組織，宗族組織在地方上的勢力除了表現在財富以外，同時也壟斷了知識圈，並獲得官方認可的地位。未能獲得宗族庇蔭的一般民眾能參加的地方組織主要是宮廟，但隨著經濟發展，臺灣的宗教祭祀圈也逐漸定型，地方組織開始定型。巴克禮的介入適時給予人們另外一個出口，我們從書中的宣教對象可以發現，無心科舉的讀書人、嗜賭成性的勞工階層，紛紛投向巴克禮的懷抱。雖然官方態度並不十分友善，但此時教會因為對學術與信仰的堅持，儼然成為另外一種清新的地方新勢力。

1895 年日本勢力進入臺灣後，巴克禮的傳教事業，獲得了再次提升的機會。日本正處於明治維新的巨變中，明治維新的「脫亞入歐」精神除了表現在日本的政經體制以外，同時也表現在生活文化中。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來自英國的基督教成為一種潮流時尚的象徵，教會人士被日本當局委以重任，這更有利傳道工作的推行；而傳道工作業務逐漸增加，這讓巴克禮注意到詞彙轉譯的重要性，於是有了新版《廈英字典》的出現，而這也是巴克禮一生成就的最高峰。

綜觀巴克禮的傳教事業，在傳教的每個重要時刻都能順利地與時代潮流相結合，讓長老會的傳教事業迅速拓展；在政權交替之際，巴克禮雖然也關心政治，但是他的關心主要是為了調整傳教方針，而非刻意為任何政治勢力服務。巴克禮忠實地執行了「凱薩的歸凱薩，上帝的歸上帝」這種政教分離的原則。走筆至此，對比當今的種種政治紛擾，巴克禮無心插柳的的智慧，或許更能緩和這世間的對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