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掉的空白歷史──從《電影剪查》談印尼電檢制度發展

2018 年國際紀錄片影展 TIDF 選映多部東南亞影像作品，從紀實到劇情片，打開更寬廣的東南亞影像創作光譜，當台灣政府大力翻炒「新南向」政策大雜燴料理，卻未對歷史、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當代議題給予更多重視，這些原創作品帶我們看見更複雜曲折，卻也更有活力的東南亞社會與人民。

本文試著透過 TIDF 選映的 2 部印尼影片：《電影剪查》（2016）與《瞎豬想要飛》（2008），簡單回顧印尼電檢制度的演變，同時連結印尼社會的轉型歷程，希望能提供台灣觀眾一個更深入理解印尼影像文化、影展機制與文化政策的參照點。

《電影剪查》由新生代女性導演柴魯恩．尼薩（Chairun NISSA）執導，挑戰印尼自荷殖時期至今屹立不墜的電檢制度，與導演 Edwin 協力合作，將 Edwin 從未送審過的影片《瞎豬想要飛》送到印尼電檢局，啟動了本片的記錄之旅。在漫長的行政審查流程與電檢系統多方角力過程中，尼薩的鏡頭讓我們窺見當代印尼電影者的關鍵難題：國家審查。

國家透過審查制度機制，決定了人民能看見的，能聽見的，能獲取的一切資訊，電影作為當代最普遍且重要的資訊流通的媒介，也是門檻相對低廉的娛樂活動，便成為國家嚴格監控思想的第一道關口。若讀者記得幾年前，在國際影展上屢屢獲獎，掀起熱議的《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 及 《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 2014），兩部片因談論印尼 1965-66 年反共清洗與族群屠殺血腥史，遭印尼電檢局禁止公開院線放映。

《電影剪查》提及《沉默一瞬》被禁片的經過，帶出《瞎豬想要飛》的敏感議題——片中提及 1998 年印尼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屠殺，主要受害者為印尼華人，如同時空輪迴，1965 年與 1998 年兩次悲劇，是不同世代的電影創作者試圖打破的致命沉默，也是國家一再透過審查機制遮掩，試圖「遺忘」的歷史傷口。

印尼看似轉型民主政治達 20 年——1998 年獨裁政權落幕，2004 年落實首次總統直選，為何執政者仍無法面對歷史傷痕？電檢制度這樣的威權時代產物為何仍然存在？要理解過去，就必須先展開一段印尼電檢制度的歷史回顧，今日，印尼境內所有電影公開發行與放映前，一律必須通過印尼電檢局（The Film Censorship Board, Lembaga Sensor Filem，簡稱LSF）審查，最早建立的電檢體制於荷殖時期 1916 年，至今擁有超過 100 年的歷史，當時電檢制度限制了可能具有顛覆殖民政府或鼓動民族獨立的電影；1942-1945 日本殖民時期歸屬宣傳部。

1945 獨立建國後，電檢局正式制度化為國家體制，第一任建國總統蘇卡諾（Soekarno），將電影視為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嚴格管控外國進口電影的「負面影響」，1964 年更全面禁止進口美國好萊塢電影。同年，電檢局正式納入國家資訊部，委員背景主要來自政府、黨派與情報單位，這些都顯示出在國家眼中，電影不只是一種藝術型態，更是國防情報的第一線堡壘。

1965 年，軍人政權蘇哈托（Muhammad Soeharto）發動政變，在冷戰時期美國支持之下，取代過往偏左路線的蘇卡諾政權，這段 1965-1998 年被稱為新秩序（New Order）獨裁政權時期，以反共產主義之名，高舉正常化（normalisasi）與秩序（Orde）的核心價值，打造一個去政治化、經濟發展主義與現代化的新印尼，隨之而來的清共大屠殺，百萬人喪生，七十萬人未審監禁，流離失所與被壓迫者無數。從政治高壓到思想檢查，電檢局隨之走向雷厲風行的監控，但這次，矛頭指向的不再是好萊塢，而是印尼本土電影。

時光回到 1970-1980 年代，看似未碰觸政治的劇情片也被嚴厲管控，如 Sophan Sophiaan 的《小男孩》（Bung Kecil, 1978）因描繪社會不平等現實情境被查禁；Sjuman Djaya《年少戀人》（Yang Muda Yang Bercinta, 1977）則因為引述異議詩人 WS Rendra 的詩句而被禁止上映長達 16 年；如 1989 年 Deddy Armand 的愛情喜劇，片名原本為《左右 OK》（Kiri Kanan OK）被電檢局改成《右左 OK》（Kanan Kiri OK），因為「左」被認為有共產色彩的隱喻，必須改名以符合政權意識形態的偏好，是其中最為荒謬的例子之一。其他因性別議題、性愛場面、政治因素、褻瀆宗教等被刪減或禁播影片，更是不計其數。

儘管如此，蘇哈托新秩序的電檢制度，直到 1992 年立法機構正式通過成為「電影法」（Film Law），禁止播映含有暴力、賭博、藥物濫用、色情、違法行動...等內容影片[1]，才擁有了穩固的法源依據。但最關鍵部分是《電影剪查》數度提及，諸多影片被禁演的理由：「SARA」，分別是 Suku（族群）、 Agama（宗教）、 Ras（種族）、 Dan Antar golongan（階級之間）的縮寫。

SARA 是什麼？簡單來說，SARA 是一個政治禁忌，是蘇哈托新秩序威權體制的發明與遺產，具強制性與合法性的論述與政令，新秩序時期嚴格禁止任何挑起 SARA 群體矛盾，不管是宗教、種族、族群或階級的相關言論和傳播媒體，藉此實行嚴密的思想檢查與社會控制。

若要試圖進一步理解 SARA 的合法性來源，或許可以回溯到印尼共和國誕生之際，立憲的哲學綱領「建國五原則」（Pancacilla）[2]，這也是印尼這一「想像的共同體」的難題——如何能夠讓領土超越 17,508 座島嶼、300 多個民族、742 種語言的 2.6 億人民，達成統一的國族認同？唯有接受超越族群、種族、宗教與階級內部差異才得以可能。也因此，印尼國家格言「異中求同」（Bhinneka Tunggal Ika）成為不可動搖的神聖價值，也成為當權者的最佳武器，觸犯 SARA，即是共同體整合的共同敵人。今日，SARA 這一威權體制的產物，仍持續留存在不同制度中，電檢制度即是最佳案例。

在《瞎豬想要飛》送審過程中，被電檢局以觸犯 SARA 之名義要求刪減，儘管影片捨棄了線性敘事手法，以抽象化的象徵符號指涉歷史，但仍大膽使用了 1998 年雅加達排華暴動事件的紀實影像，以及諸多與身體、感官、性愛連結的意象與氛圍。影片團隊遂提起訴願，在聽證會上影片團隊一再強調「必須要讓真相被揭露、公開討論才有機會和解」，但電檢局委員仍認為揭露歷史傷口只會帶來更多衝突，「對國家整合與和諧造成威脅」，或從菁英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印尼人民平均教育水準低落，沒有足夠知識水平去理解影片內容——意思是，人民還沒準備好。

是人民真的還沒準備好？或是國家還沒準備好面對過去？

這裡便挑起 SARA 的爭議點，人民（內部仍有差異與不平等關係）該如何面對共同的黑暗歷史？1998 年，伴隨亞洲金融風暴與族群衝突暴力，蘇哈托 32 年獨裁政權落幕，民主曙光到來，新一波的文化、藝術、社會運動遍地開花，歷經 1998 年學生運動，高舉「DIY 」獨立精神的新一代創作者／運動者，繼續與威權體制遺留的電檢制度搏鬥。

片中，2008 年在憲法法院，印尼電影人協會 MFI（Film Society Indonesian, Masyarakat Film Indonesia）推動請願修正電影法，廢除電檢制度，新生代帶頭領軍的電影人，不僅透過影像訴諸心聲，更以公民身份爭取政治改革，在媒體鏡頭與全國人民注目下，與政府官員展開激烈的爭辯，儘管結果令人失望——2009 年電影法修法，審查制度仍穩固如山，但這次的行動卻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印尼電影人共同合作跨出的重要一步。

如今，看似邁向獨立、擁抱民主體制的印尼，電檢制度依舊屹立不搖，創作者只能透過地下放映的方式，來處理敏感題材與議題，甚至進一步導致自我審查，限制了創作自由與印尼電影產業的發展，也讓民主化的路徑更加艱辛。

但 MFI 與更多電影創作者、文化工作者仍未放棄，不管是公開的政治抗議，國際的串聯發聲，在地社群的組織培力，或是回到影像創作——繞不過的電檢制度，就用攝影機紀錄吧！《電影剪查》既是影像作品，也是一個集體的政治文化行動，它讓我們看見影像的戰鬥性，在民主轉型 30 年後的印尼，《電影剪查》是另一個新的起點。

[1]2009 年電影法修正案第六條：「電影作為主要內容活動與投資，嚴禁以下內容：1. 引發大眾使用暴力、賭博、毒品。2.呈現色情 3.引發社會、族群、種族群體與階級衝突 4. 褻瀆宗教價值 5.引發大眾從事非法行為 6.有礙人類尊嚴。」這個充滿爭議的電影法案（Film Bill）又被戲稱謀殺印尼電影產業的「Kill Bill」。

[2]Pancasila 為首任印尼總統蘇卡諾於 1945 年所提出，作為建國與印尼憲法精神的五大原則：1. 信仰最高真主 2.正義和文明的人道主義 3. 印度尼西亞的團結統一 4.在代議制和協商的思想指導下的民主 5.為全體印度尼西亞人民實現社會正義。值得注意的是，「信仰最高真主」則僅明定必須有宗教信仰，並未指定任何特定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