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 2011 年年中，我接到美國陸軍生物兵器研究所司令官法蘭西斯．大衛（Francis David）的電郵。來信內容主要是說，前海軍部長、現在是防恐專家的丹吉克（Richard Danzig）想跟我聯絡，他就先把我的聯絡方式告訴了對方。沒多久，丹吉克先生就親自跟我聯絡上了，他要我趕快跟中川智正死刑犯聯絡。丹吉克本人是透過華府的日本大使館跟中川智正聯絡上的，建議我應該也可以試著用同樣的管道接觸。
我跟丹佛市的日本總領事館比較熟，也透過這樣的外交管道拜託。總領事館回答我說已經先跟外務省聯絡過了，但這件事屬於法務省管轄範圍，建議我跟法務省申請，如果法務省過來詢問，外務省也會推薦的。我覺得很麻煩，想就此放棄。結果丹吉克又來信，說已經在寫給中川的信上說我想見他。
丹吉克說中川的死刑尚未確定，根據日本的規定，在死刑判決確定之前跟他通信要求見面的話，會見的可能性很大。我看完後重新想了一遍，就直接寫信給中川了。結果在中川還沒收到我的信之前，我就收到中川的來信，他也說想跟我見面。我和他開始通信後一個星期左右，他的死刑就確定了。由於我是在死刑定讞前跟他通信的，即使定讞，也仍然同意我與他會面。
當時，比起中川，我其實更想跟土谷會面。奧姆真理教的化學武器非常厲害，一個宗教團體究竟如何靠著土谷的力量做到這種程度，讓我非常好奇。不過，聽丹吉克說，土谷死刑已定讞，無法再會面了，所以我才會見到中川。
如今回想起來，還好有跟中川見到面。中川的化學素養比我想像得高，通常醫生對化學多半不太清楚，中川算是例外。
由於中川的協助，我才能詳細得知奧姆真理教製作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背景、過程，以及相關人物之間的關聯。很多事前所未聞，日本政府也不知道，還好有跟中川見面，才能讓我解明這一切。中川的死刑執行後，角川書店出版了我的書《我與沙林事件死刑犯中川智正的對話》（サリン事件死刑囚 中川智正との対話）。
本書出版後，很多讀者的讀後感表達了讚賞，認為內容新穎，很多事從未公開發表過，這本書對於理解奧姆真理教是很重要的記錄。這些讚美，其實也必須歸功於中川對我的坦承不諱。這本書之後獲《朝日新聞》選為平成三十年最佳五本書之一，以及平成時代二萬五千本推薦書之一，讓我驚喜萬分。
奧姆真理教的內部情報
我與死刑犯中川智正的會面，從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到 2018 年 4 月 11 日，長達六年半的時間，共計會面十五次。會面直接在看守所內，此外也曾多次 email 通信聯絡。詳細請參照《我與沙林事件死刑犯中川智正的對話》一書。在此僅簡單介紹這些從局內人取得的情報。
沙林的製造是由土谷正實與村井秀夫兩人所決定的，土谷閱讀了翻譯書《毒物的故事》（作者為保加利亞人）之後，決定選擇沙林。VX（譯註：與沙林同為神經毒劑）的毒性實在太強，土谷判斷若由自己製作會很危險，所以才用沙林。過程沒有從俄國得到援助，全部都是土谷一個人閱讀文獻調查製作而成的。
奧姆真理教並非一開始就決定使用化學武器，是因為遠藤誠一的生物武器失敗了才改用化學武器。當時選擇了肉毒桿菌和炭疽桿菌兩種細菌來製作生物武器，兩種嘗試都失敗，試用結果沒有一個人死亡。
對於奧姆真理教而言，能得到土谷正實這種優秀的化學學者是很幸運的，他所製作的化學武器、麻醉藥、炸藥等都相當成功。
1994 年 2 月，奧姆真理教成功開發出三十克的沙林，為了驗證成果，選擇松本市當實驗地。該事件造成八人死亡，五百九十人中毒。當局那時無法立即判別原因，但根據患者瞳孔縮小的症狀，判斷屬於有機磷中毒，使用阿托品（Atropine）加以治療，效果良好。
1994 年 10 月，日本警方使用我所提供的方法，從土壤中的沙林分解物驗出沙林成分，在上九一色村的奧姆真理教設施附近發現了甲基膦酸（Methylphosphonic acid）。對此，中川說他是從我發表在《現代化學》期刊上的文章，得知此種檢驗的可能性，但他沒想到警方會那麼早就使用這種方法驗出來。我跟他說，那是因為我幫了日本警方的緣故，他聽完有好一會兒都說不出話來。那次檢驗行動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關於事件的詳細內容，我也是透過與他的會面才得知的。
中川跟我說，土谷就是看了我在《現代化學》的期刊論文後，自行研製出 VX 神經毒劑的，讓我大為吃驚。日本警方也是閱讀我同一篇論文，才來請教我如何從土壤中找出沙林分解物。透過這種方法，警方才確實掌握了奧姆真理教在上九一色村製作沙林毒氣的科學證據，成為瓦解奧姆真理教的關鍵所在。
中川說他想用英文寫作關於 VX 神經毒劑的論文。他曾經在金正男被暗殺後、馬來西亞政府都還未發表死因之前，就對我表示金應該是死於 VX 神經毒劑。這件事馬上被報導成日本全國性新聞。
我跟他聯名執筆，將英文論文投稿到《法醫毒理學》期刊（Forensic Toxicology），中川名列第一作者。我寫了長達三頁的 Letter to the Editor 跟編輯解釋，花了很多心力，論文終於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被採用。發表後反應很熱烈，讓我很驚訝。[1]期刊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通知我，根據 7 月 1 日時點的統計，該篇論文已經被下載二千七百人次。又，德國的 ResearchGate（一個被稱為「科學研究的臉書」的社群網站）則通知我，根據他們在 11 月 1日時點的統計，已經有一千六百人閱讀過該論文。
更詳細的論文內容，中川用日文單獨發表在《現代化學》期刊 2018 年 8 月號。論文裡特別提到並感謝我的協助，對我而言這樣就很足夠了。中川親自看過論文的校樣，但並未來得及目睹雜誌出刊就被處決了。論文被採用肯定，他應該感到很快樂，然而無法見到正式的雜誌論文，大概也很遺憾，不甘心吧。
中川智正的死刑執行
奧姆真理教的十三名死刑犯，原本預定在 2012 年執行死刑。為了行刑準備，中川智正被命令移監。日本執行絞刑的地方有七處，若十三名死刑犯要同時執行死刑的話，部分的死刑犯必須移動到不同的地方。中川接到移動通知後，將保存在看守所裡的書籍和私人用品帶到獨居監房內整理。
大部分的奧姆真理教罪犯都在 1995 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後被逮捕，有三名信徒長期潛逃，但這三人並非奧姆真理教內的要角。
最早出面自首的是平田信，他從 1995 年事發後就開始逃亡。2011 年 12 月 31 日（日本除夕）傍晚，他試著到警視廳本部自首。結果警方並不相信，要他去丸之內警察署。那裡的警察也不信他所言，叫他別開玩笑，趕緊離開。平田只好出示通緝傳單，說傳單上的人就是自己，警方發現他真的是逃犯，大驚，當場逮捕。他出面自首的目的是為了拖延奧姆真理教死刑犯夥伴的行刑日期。因為根據日本法規，死刑犯若有共犯，必須等這些共犯者的審判終結再行刑。
2012 年 6 月 3 日，第二位長期潛逃的女性罪犯菊池直子也落網。2012 年 6 月11 日，我與中川會面時問他認不認識菊池，他說和她非常熟，還告訴我她參與的並非沙林毒氣，而是 VX 神經毒劑的研製。
隔天，我在京都府立大學演講時，提到中川跟我說的這件事。當天剛好《京都新聞》的記者也在場，演講後特別採訪我關於菊池涉案的細節。翌日《京都新聞》就刊登了「菊池參與的是 VX 而非沙林毒氣」，警方看到報紙後，重新再逮捕菊池。
最後被捕的通緝犯是高橋克也，2012 年 6 月 15 日落網。2016 年 3 月 11 日，我第一次到法院旁聽奧姆真理教審判過程，當天的出庭對象就是高橋。中川死刑犯那天是以證人身分出庭，女法官不斷質問他炸彈的事。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打開書本引發爆炸的炸藥開發者就是中川，嚇了一大跳。這場「書本炸彈」事件中，炸彈由中川設計製作，郵寄給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秘書代為開封後被誤炸手指。炸藥屬於 RDX 這種特殊塑膠炸彈。兩天後，我到東京看守所與中川死刑犯會面。
我問他：「中川先生什麼東西都能製造啊，打開書就會爆炸的炸彈設計是怎麼做到的呢？」他微笑回答：「做了些調查了，什麼情報都有，照著做就成了。」我對於身為醫生的他，居然會如此嫻熟化學知識甚至製作出炸彈，感到相當驚訝。
一年之後，偶然的機會下與那時的檢察官藤原女士見面。她說「法庭審判時，我坐在檢察官位子上一直看著杜教授」，問她為何知道我是誰？她說是因為中川跟她講我會去法庭旁聽。我再問她，對高橋克也求處無期徒刑的就是您嗎？她回答：「正是。」這麼溫柔的女性，一旦站在檢察官立場，就成為嚴肅的人，讓我很佩服。
直到 2018 年 1 月，這三名通緝犯的審判才都結束，我開始覺得奧姆真理教的十三名死刑犯真的快要被處決了。有關死刑的消息，囚犯本人是最敏感的。2018 年 3 月我因私事前往日本，因為前一年的 2017 年 11 月剛與中川見過，所以這次我沒打算再會面。
然而我收到了中川的來信，他說不知何時會被下令移監，一旦換地方，也許會有新的規定，不能再自由會面了，問我三月來時能否一見。我想應該是中川本人已經開始對死刑的執行有所覺悟了，決定跟他會面。他當時還回信：「很多話想跟教授您說，但不知從何說起。」
就這樣，我和他的第十四次會面就在東京看守所內進行。
以前的會面方式都是我問他答，這次變成他問我答。那次會面跟以往不同的還有所方的態度。一般會面和中川的談話都限定在三十分鐘，那次所方說時間限制稍微放寬一點也沒關係，讓我有點驚訝。還有一點也跟平常不一樣，看守所的高層親自帶我去面會室，金屬檢測儀器和全身檢查都省略了。會面結束後，所方職員親自送我到外面出口。大概因為看守所的職員已經知道隔天中川就要被移送了吧。這或許正是所謂的「法律不外乎人情」。
隔天，我從電視上看到新聞，奧姆真理教有七名死刑犯已被移送到有絞刑設備的地方，大吃一驚。日本社會也感到意外，大家開始覺得這次真的很快就要執行死刑了。
我最後一次與中川的會面是 2018 年 4 月 11 日，地點在廣島看守所內。這次由東京電視台出資，提供飛機票讓我從美國飛到日本。中川對於和我當共同作者投稿的英語論文，《法醫毒理學》期刊遲遲不肯通過這件事很在意。我鼓勵他再稍微加油一點，論文終於在 5 月 21 日被受理。中川非常高興，寫信跟我說這篇英語論文會通過，都是託我的福。論文正式發表在雜誌上是 2018 年 6 月 21 日，反應超乎我想像熱烈。負責出版的 Springer 社通知我，直到 7 月 1 日為止，下載人次已達二千七百人。7 月 6 日，中川被處刑。中川能在生前看到論文問世，我和他都很高興。
這篇論文內容主要有兩部分。一個是奧姆真理教所製作的 VX 神經毒劑，是世界上第一次用來殺人的案例。中川除了沙林毒氣，也研製出 VX 神經毒劑，都被判處死刑。另一個就是關於金正男在馬來西亞被暗殺的事。中川在馬來西亞政府尚未公布死因前，就判斷可能是 VX 神經毒劑所致，震驚世界。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對人類使用過 VX 神經毒劑的經驗者；正因為有這樣的個人經驗，他才能夠預先指出金正男是被 VX 神經毒劑所暗殺。
2018 年 6 月 27 日，我接受英國電視台的電話採訪。對方問我中川之所以用英語發表論文，是否為了逃避死刑？我回答對方，中川未曾如此言明。我將此事通知後藤律師，他大概也通知了中川，所以我後來就收到中川透過律師轉交的信函。內容如下：
我之所以寫作論文，協助杜教授等研究者，並非不想死。日本也沒有那樣做就可以停止死刑的制度。跟美國不一樣，日本的死刑犯不適用恩赦的。論及社會貢獻的考量，像井上、廣瀨、豐田等人那樣，在審判過程中全面協助檢察官，我想也都跟林郁夫一樣會判處無期徒刑。而且，我如果真的不想死的話，應該會寫對自己更有利的事情。我是醫生，即使主張不懂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依然說得過去。論文寫出跟這些生化武器相關的知識，反而加重自己的罪，更為不利。像遠藤那樣自始至終都保持沉默才是最好的作法吧。
我之所以寫論文、協助其他研究者，是因為不想他人做自己曾做過的事。除了不想再看到有人成為被害者，我也不希望再有加害者出現。法庭審判時，這些事情我都沒辦法完整說明清楚。為了分析馬來西亞發生的暗殺事件，不僅需要醫學知識，我也深感自己化學知識仍不足，所以非常認真研讀學習。如果只是因為不想死這種理由，不會這麼用功的。
聽說北韓政府內部已經成立部署專門研究奧姆真理教事件，VX 鹽酸鹽的研製，如果沒有研究過奧姆教團所引起的事件，他們應該是想不出來的。既然動筆寫信，乾脆就把我一直想寫的都寫出來。論文的事，非常感謝杜教授對我的大力協助。
2018 年 7 月 2 日 中川智正
這是中川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我還來不及回信，他就在 7 月 6 日被處決了。六年來的通信，十五次的看守所會面，一切彷彿夢一般。想到中川已不在人間就心痛，在此敬祈冥福。
2018 年 12 月 26 日，我收到了中川家人的來信，感謝我在他生前對他做的一切。對於受刑者本人，還有受害者及其家族而言，我都深深覺得死刑為他們帶來了不幸。
杜祖健歷經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台灣生活，以及之後的美國學術生涯，親身見證了二戰的空襲、戰後初期的政治社會亂象，以及毒物作為化學武器的恐攻威力等，其波瀾壯闊的一生，不僅是台灣歷史的縮影，更是世界防堵毒物恐攻的重要一環。
[1]譯註：網路全文下載位址如下。doi:10.1007/s11419-018-0426-9. Tomomasa, Nakagawa; Anthony, Tu (2018-05).“Murders with VX: Aum Shinrikyo in Japan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Kim Jong-Nam in Malaysia.”Forensic Toxic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