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旅遊發展
當今人們出遊前,會先閱讀朋友的心得文安排景點,或看看部落客推薦哪裡有美食,出遊後會在熱門景點拍照打卡,分享到社群網路期待按讚留言。這些旅遊行為其實跟晚明的古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專訪巫仁恕研究員,一探晚明有趣的旅遊風氣!
晚明的遊記,就像部落客推薦文?
大多數的文人還是會選擇方便抵達,或是受到多數人歌詠的景點旅遊。就算是名山大澤,若交通不便,不僅所費不貲、風險也高,能夠前往旅遊的人自然就少。像是明代的文人費元祿就曾解釋他的家鄉鉛山縣雖有美景,卻沒人知道:「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
因此,容易到達的地點自然成為眾人遊歷的地方,像是江南一帶。例如下圖可看到,晚明作家李日華的旅遊路線圖,身為嘉興人的他,經常到附近景點遊歷。旅遊行程若跨越省便稱為「壯遊」,在近處可一日來回的地點稱為「淺遊」。
另外一層涵義是,就像先前台灣樂壇市場成熟,會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歌手發片,江南是晚明的文化中心,文人會到這裡遊歷、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與認可。
例如,清代才子紀曉嵐被流放到烏魯木齊時,曾說烏魯木齊當地風景就跟江南風景一般美好。文人無論去了山東、北京,還是烏魯木齊,都會以江南的視角來套入這些地方。
關於江南山水美感的塑造,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佐證,清初的《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說,人生中必遊的五個地方,分別是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南京。除了政治中心北京之外,其他四個地方稱為廣義的江南地區,也代表著文化重鎮非江南莫屬。
旅遊雖蔚為風潮,但地大物博仍有許多地點未曾被拜訪過,而那些初次被書寫的山水,就成為新開發的景點,在被文人書寫後,也會成為其他文人爭相拜訪的地點,越多關於該地的記載與題詠,那個地方便會越出名。
所以,有許多景點是被文人塑造出來的,透過文人的題詠歌頌所建構的美感,但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很美,就見仁見智了。例如,飛來峰是杭州著名的景點,關於飛來峰的歌詠不僅是在明代文學家,好幾個朝代的文人都曾為飛來峰寫文章。但之前我親自見到才發現,實際看到的和閱讀的感受有很大的差異。
庶民也看旅遊書?有哪些旅遊方式?
關於傳統中國人的識字率,美國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曾做過估計,在 1880 年代男子大約是 30-40% ,女子則只有 2-10% ,城市裡的男性較高一些,但這個數據僅供參考,尚無法完全證實。如果再往前二百年來推測,晚明的庶民識字率應該更低,我們認為晚明的庶民看不懂、也不會去看文人所寫的遊記,反而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旅遊方式,但景點與文人遊歷的地方多有重複。
廟會多是慶祝神明的誕辰,但神明的誕辰日子是「人」訂出的,這些時間其實就是配合農閒休息之時,提供庶民休閒的活動空間;而都市型的節慶廟會所拜的神明亦然,無論是手工業或商業所拜的神祇誕辰,也是配合該行業的休息時間來制定。
而進香團在晚明的發展最為明顯,進香團與節慶廟會不同,路程較遠,且不是配合某些階層的時間。除了庶民,士大夫與仕女閨秀也會參與進香團,儘管有許多士大夫不願意家中婦女參與路途遙遠的進香活動,但只要女子們以「還願、求子」等理由說服家中男性,多半會成功。
晚明的進香團在搭乘船隻時,會在船上掛有寫著「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旅客的旅行社,叫做「牙家」,負責協助旅客旅行中的吃喝玩樂所需。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進香活動兼具娛樂性質,例如費元錄在其著作《鼂采館清課》中提到士女禮朱元君神的活動:「笑語喧騰,樂聲間作」,顯示進香活動還是帶有濃厚娛樂色彩。甚至在佛家七月的盂蘭齋會中,宗教活動「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繳福田利益」,或是「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都顯示了香客與遊客難以區分。
晚明旅遊有促進經濟發展嗎?
晚明時,旅遊的正面觀點是促進經濟發展,象徵社會繁榮,甚至反映當時的太平景象。
旅遊活動的興盛其實代表著國富,也製造了許多就業機會。晚明時期人口膨脹,每人可耕種的土地越來越少,但旅遊業的發展,創造出轎夫、舁夫、牙家等大量的人力需求。
當時有一些地方官員或士大夫認為旅遊會造成奢侈浪費,甚至因為傳統觀念重農輕商,認為旅遊會影響民生、甚至是國家稅收,因此他們主張要禁止旅遊活動。
其實這些禁止旅遊的理由,是許多傳統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導致,例如奢侈浪費的批評本來就是因人而異的消費習慣。當時的文獻資料裡沒看到有人因「旅遊」而破產,反而是賭博與打官司容易傾家蕩產。
晚明士紳的旅遊論述,類似現在 FB、IG 炫耀文?
晚明文人書寫遊記時,除了炫耀之外,還有社會、經濟上的考量。但當時有些筆記小說提到,有些文人不會親自去旅遊,而是派「僮僕」去該景點看,回來以後告訴他景點長什麼樣子,文人再去杜撰這些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見當時寫遊記的風潮所衍生的奇異之事。
某些山水景點是大家所一致推崇的,例如五嶽。明代的江南文人黃省曾喜好遊歷,甚至在應京赴考途中聽聞西湖之美,便激動著裝前往、遊玩數日而不應考。黃省曾雖自號為「五嶽山人」,但卻未曾到過五嶽,他的遊歷大多侷限於江南地區的景點。但這不代表明代沒有真正去各地遊歷的文人,像徐霞客就頗具冒險犯難精神。
晚明旅遊的舒適性與娛樂性,成為有別於當時他國旅遊的最大特點。各種精緻化的工具因應而生,例如美觀、具不同功能性的畫舫;放置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遊具;跟隨文人出遊的僮僕與歌妓;甚至因旅遊而生的游道論述、雅俗之辨。這些都反映了士大夫想塑造的身份與品味。
為何想研究晚明的旅遊文化?
近二十年來,歷史研究出現新轉向,透過文化史研究開拓了歷史學許多新的面向,尤其是 16-18 世紀是研究的主要範疇,文化史研究的新面向也包含了「旅遊消費」。
以三個例子來說明:轎子、路程書、社會結構。
第一,交通工具轎子。南宋已出現轎子,當時純粹作為日常交通工具,但了晚明卻開始作為「旅遊」使用,這背後的原因與人口有關。晚明當時處於人口爆炸成長期,有一億多人口,勞動力十分充足,所以有許多人可以從事「轎夫」這個工作。
第二,是「路程書」的使用。路程書是古代商人交通時參考的書籍,可以指引商人到外地貿易時,該選擇陸路或水路。例如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就紀錄了各路程中的各種旅遊景點介紹,晚明的黃汴所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也同樣在路程後附有旅遊介紹。原本路程書只作為交通參考用途,但商人在旅途中會順便觀光,因此,路程書也兼具旅遊指南的功能。
第三,從社會結構面來看,晚明商人群體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士大夫想與商人做出區隔,因此需要展現自己獨特的旅遊品味。
在歷史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史料搜集。研究無法憑空想像,必然要植基於資料之上,無論是圖像或實體的物質資料。在搜尋某個時代的史料過程中,會發現某類型的史料特別多,例如晚明遊記的暴增,約莫是從十六世紀中葉,也就是從嘉靖年間開始,到了萬曆年間達到巔峰。從史料可以發現文人自行出版的文集中,幾乎都有遊記文體。一個時代出現某類文體一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反映了當代的風氣。
另外一個例子,中國一直以來都有山水畫,但以前的山水畫多是文人畫,屬於寫意不寫實的風格。但晚明的山水畫風格一轉,十分具體寫實,受到旅遊風氣的影響,在繪畫方面出現了「紀遊圖」。
晚明與同期的其他國家,旅遊型態有何不同?
從近代史來看,晚明旅遊業超前世界一百年。但工業革命後,英國旅遊業有了革命性發展。
從全球史的脈絡來看,現代旅遊業的發展是從英國流傳開的,然而,十八世紀以前,英國能旅遊的人非常少,大概只有貴族才能進行旅遊活動。而十六世紀的晚明,旅遊業已發展出商品化與精緻化,甚至庶民也流行旅遊。
從十八世紀以前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傳教士到中國遊歷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們對晚明之後的旅遊發展感到驚訝。在遊記中描述了轎子的舒適、道路鋪得十分平整便利、尤其是畫舫非常舒服精緻,他們也讚揚了旅館的普及。這些設施的體驗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所及。
然而,事情在十八世紀出現了轉機。英國先是在道路的修葺、馬車避震的科技改良、鄉村旅館的精緻化逐漸超越中國,再加上中產階級興起、消費力提升,帶動英國旅遊業蓬勃發展。隨後的工業革命更帶動英國旅遊業的革命性進展。因此十八世紀後,歐洲人會給予中國旅遊經驗負面評價。到了十九世紀歐洲鐵路的普及,中國旅遊業與英國相比落差就更大。
若問及台灣是否應多發展旅遊業,必須改善交通便利性,例如許多人喜歡到日本旅遊,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有很便利的交通網路。從轎子、馬車、到鐵路,旅遊業的現代化與「交通工具」的進步有極大關聯。從近代史來看,旅遊業對於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是有所助益的。
現在旅遊前,會先看部落客的遊記嗎?
我自己會看現在部落客寫的遊記,但多是安排行程及吃喝,似乎對人文風俗沒有太大興趣。並不反對這樣的書寫形式,只是都到異地遊歷了,沒能書寫到關於該地的歷史文化背景很可惜。
之前我去埃及旅遊時,看到埃及的壁畫中有許多鱷魚,博物館裡還收藏有鱷魚的木乃伊,於是會想像埃及應該可以看到很多鱷魚。但現在尼羅河流域卻幾乎很難看到鱷魚的蹤跡,部分原因是亞斯文水壩建立,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也曾有機會到開封,但看到造出來的古蹟實在很難想像古代的樣子。現在的開封城不大,一開始很好奇這麼小的城怎麼成為首都,後來比對古地圖才發現現在的開封市區只是當時的內城,於是才能理解作為宋代首都的規模大小。看這些古蹟時,要自己加上一些想像力。
還有先前去看明朝十三陵,在明成祖的墓看到一道聖旨,上面以兩組文字書寫:蒙古文及漢文,而此道聖旨是給蒙古的。從這道聖旨可以顯示明朝已經是統治多元民族,而不是等到清朝才是。這些事都得一邊看史料,一邊到當地遊歷才能了解。
延伸閱讀
巫仁恕、狄雅斯,2010年2月,《游道:明清旅遊文化》,共180頁,台北:三
民書局。
巫仁恕,2004年,〈晚明的旅遊風氣與士大夫心態──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明清以來江南社會與文化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