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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隊伍越來越大，等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時已經多達 5000 人。很快的學生與軍警就發生了激烈衝突：為了抵擋試圖衝過封鎖線的學生，平津當局調來了消防水車，強力水柱立刻噴到學生身上。在 12 月的寒冬裡，冷水一噴到學生身上立刻就結成一層硬殼，另外一些學生試圖搶佔消防水車，地上到處是冰碴和斑斑血跡……
小說《青春之歌》裡，有一段文字描寫了北京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的場景。
整起事件的背景是在 1935 年，華北親日份子白逾桓被殺害，日本立刻以此為由，要求中國黨政軍勢力退出華北地區，推動「華北自治」成為徹底的不設防地帶，並且禁止排日活動。
在日本強力要求下，力主忍讓政策的國民政府北平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於同年 7 月 6 日簽訂了屈辱的《何梅協定》，內容除了下令撤退河北省內所有國民黨部、軍隊移防河南以外，更重申禁止排外排日。
然而，這項政策雖然平息了日本的抗議，卻燃起國內學生的怒火。在這個華北局勢戰雲密佈的時代裡，學生「攘外必先安內、一致對外抗日」的要求立刻受到響應，全國 20 多個城市紛紛發起學生運動與社會連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學生抗爭中心，就是位於北京的清華大學。
本文所要引介的《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生動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個無法掙脫於外部政局、同時又要努力保持自身自由高等學府的掙扎與權衡。
從創校開始，清華大學就不斷受到來自各種校外勢力如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的挑戰。1911 年，美國利用庚子賠款的基金創立了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隔年學校名稱確立為「清華學校」，等到 1929 年結束留美舊制並更名，「國立清華大學」也就此出現了。
清華大學因為有相對較為寬裕的基金支持，所以在民初的北洋政府中，還是保持著自己學術自由的獨立性。但也正是因為這筆龐大基金，清華從創校一開始就不太安定：只要是有點影響力的政府組織或政黨，無不想盡辦法在清華的人事上比手畫腳，從中安插自己的勢力。也因此懷抱志向的教育家們在實現理念的當下，有時也不得不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
首先要說的第一位，就是前清大校長羅家倫。
1928 年，國民黨軍隊北伐完成，張作霖的奉系軍隊被趕出山海關，北平再次回到國民政府掌握，國民黨籍的羅家倫也因此被任命為新改組的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雖然是個有遠大志向的教育家，但是他的官派身份畢竟還是讓這個資金充裕、著重自由的高等學府蒙上一層陰影：清華號稱擁有八百萬元校務基金，該校校長自然也是個不可多得的肥缺。不但校友、北洋、外交部想介入其中，國民黨包括 CC 派，覬覦清華校長者竟然多達 30 多人。
羅家倫是否也是這些覬覦者的其中一員呢？所有人同時都在心底暗暗打了個問號。
9 月 18 日，未滿 31 歲的羅家倫身著少將軍服就任清華，一來就給清華一個下馬威，在就任兩個月後，羅家倫尖銳地提出他觀察到的幾個重大問題：包括職員多、冗員多、有名無實的科系多、浪費煤電、設備不足、圖書不足等。11 月，羅家倫依照觀察到的缺失，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改革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動用校務基金 85 萬元，興建男女生宿舍、自然歷史館、化學實驗室、擴充圖書館、辦公室和圖書設備。
「這是一個激進的擴張政策」，羅家倫就任才短短三個月，竟然就動用到校務基金，董事會心中的警鐘頓時開始大響。清華基金保管委員會秉著「精、省、嚴」的原則，斷然拒絕羅家倫的提案，「學校基金無論如何不可動用。」此外更是不客氣的打了羅家倫一個耳光：羅家倫方面的代表馮友蘭竟然不准列席董事會，馮友蘭在會議室外等了一整天，只有在董事會討論到教授事務時進去報告，而且才 15 分鐘就被趕了出來。
羅家倫徹底被激怒，校長聯合教授們一起對抗董事會的內部鬥爭戲碼，就此上演。
但終歸到底，其實也是背後兩大政府機關〔外交部、大學院（之後的教育部）〕各自背後使力的結果。最後的結果以廢除董事會作結。校長與教授因為合作對抗董事會，暫時從治校方針、人事任免的鬥爭中解放出來，最後校長與教授協調的結果是，每當人事任免時由教授會議推舉出兩名人選，而由校長做最後的定奪。
羅家倫在兩年之後離開了清華，幾任之後的梅貽琦校長所面臨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依舊是兩股政治勢力在校園內部暗自運作的結果。只是戰場已經不再是以教職人員為主，而是轉到學生本身身上。
1935 年，《何梅協定》簽訂後，中國即將亡國的言論甚囂塵上，位於事件中心的華北青年學生更是同仇敵愾，準備與日本一決死戰。但是事件的走向卻讓他們越來越絕望：當年 11 月，日本利用舊官僚殷汝耕宣布華北自治，「自本日起，脫離中央」。
平津地區立刻沸騰，清大梅貽琦、北大蔣夢麟等高等院校校長立刻陷入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他們一方面發表宣言，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與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另一方面又必須想盡辦法平息學生怒火。在清華大學校內，校長梅貽琦想盡辦法安撫學生、同時維持校園紀律和秩序，卻終究無法阻止學生與政府正面衝突。
12 月 9 日，這天寒風凜冽，平津地區的學生紛紛湧上街頭請願，他們手挽著手、拿著請願小旗來到新華門廣場，不斷高喊著口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且要求會見何應欽。然而北京市警局得知學生上街，從清晨開始即宣布戒嚴，對於學生請願，竟然是以冰冷的強力水柱作為回覆。
然而根據《抗戰前的清華大學》的作者蘇雲峰所述，北京警察的作法其實是一種用心良苦的作為。因為根據當時北平市長秦德純的說法，當天清早他已經接到日本大使館武官電話，表示如果場面失控，將會派遣日本憲兵出面保護自身安危。秦德純一聽，立刻表示平津警察可以負責此事。之後隨著事態升級，受命不得使用過份武力的警察只能使用棍棒鎮壓，但是學生距離日本使館已經一步之遙，甚至連學生糾察隊都看見日本使館已經架起了機槍。
不得已，平津警察只好用冷水驅離學生，按照他們的說法。「冷水衝散學生總比到使館被敵人用機槍打好得多。」
當然，大部分學生對警察的「善意」毫不知情。一場場規模更大、組織更嚴密的運動，接踵而至。國共兩黨紛紛在校園內培植勢力，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分成「好好讀書」和「好好救國」兩派，彼此之間水火不容直到抗戰爆發。
本書《抗戰前的清華大學》向讀者揭開了圍繞在這所民國時期高等學府的兩難困境：對政府來說，究竟是應該讓學生直接赤裸裸地面對日本勢力，還是出面擊退學生（假設政府真的是基於善意，才鎮壓學生運動）？對學校來說，豐富的校產是一項禮物、卻同時也是一個詛咒。清華大學利用它來擴建學校、增添設備，成為民國時期少數的菁英高等院校。
然而，同樣因為校產之故，讓學校無法自外於種種政治勢力入侵。清華學子身為中國頂尖的學術菁英，在國難當頭的時刻，究竟應該挺身而出挽救頹勢，還是專注學業以圖後報呢？
政府、學校與學生，三個團體同時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中無法自拔。這三個團體彼此間爭論不斷，連團體內部的裂痕也難以彌平。也許抗戰前的清華大學昭示世人一項真理：這世間並非總是都有簡單明瞭的正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