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甲骨文宗師董作賓追求女學生的緋聞，不僅惹毛傅斯年，還讓考古學家們辭呈滿天飛

董作賓（彥堂）是一代甲骨文宗師，在廿世紀中國考古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身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所元老之一，早在 1928 年 4 月史語所籌備處成立於廣州之際，董作賓即獲聘為通訊員，調查洛陽石經及殷墟甲骨等出土情形。

 

等到是年秋史語所成立，董作賓被聘為編輯員，從 10 月 13 日起至同月 31 日止，主持試掘河南安陽小屯遺址工作，這是世所同譽的殷墟發掘工程的第一次開展。董作賓的發掘報告書，也得到史語所新聘考古組主任李濟的稱譽：

從此之後，殷墟發掘事業之工程雖告轉手，基本上由李濟主其事，而董作賓始終是參與者之一。當 1935 年殷墟第十一次發掘工程即將開展之際，由於新通過的《古物採掘法》規定，凡是發掘機關或團體必須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申請採掘執照，並由該會核准派員監察。

因此董作賓當時兼任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即到安陽負起這次發掘事業的監察之責。就在此時，他引發了一場為史語所內的知識人帶來考驗的風波。

董作賓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承司監察發掘工作之責，所以不必親自下田野。不料，已經離婚的他，正在「追求一個女學生」，所以他前往考古組工作站所在地彰德的時候，竟然「把這位小姐帶到彰德去」，並且事前也未曾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與考古組主任李濟「說明」，就住在史語所辦事處裡面。

等到也在現場的徐中舒從彰德返回北平，告訴傅斯年這件事，傅斯年勃然大怒，發出自請「革罰」的電報：

 中舒自彰【即彰德——引者按】返，始通知彥堂此行攜女友往，並住辦事處。弟汗流浹背，痛哭無已。追思本所風紀至此，皆弟之過，應即請革罰。弟今晚赴京，辦理交待，並候懲處。乞陳在君、元任。

「在君」即丁文江，當時是中研院的總幹事；「元任」即趙元任，史語所的另一台柱。得到傅斯年電文的李濟，則攬咎於己，致函丁文江，自請處分：

當事者董作賓對自己的行為，大概也不免心虛，甚感歉咎，即致電傅斯年與李濟，表達辭意：

賓因招待女同鄉參觀工作，致干本所風紀，無任惶愧，謹請即日辭職，以謝賢明。

丁文江得到消息後，即充調人，請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都不要辭職。首先，他透過徐中舒說項，因為徐曾經寫信向傅斯年解釋說，董作賓此舉與他的「終身幸福」有關。

丁文江則認為，所謂「『終身幸福』云者乃即終身工作之謂，有室家之樂不過工作必需之條件」，但是徐中舒既然已經扮演了調解者的角色，那就「好人做到底」，向董作賓好好解釋，不要使他「負氣求去」。

不過，曾經反對過趙元任、李方桂出去進行田野調查時「挈眷旅行」的丁文江，同樣也不認同董作賓的行為，因為在他看來：

……田野工作原係苦事，甘苦須大家共之，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

在他看來，這種會讓同仁「有苦樂不均之感」的「風氣」，實在不宜養成。

然而，即令丁文江不認同董作賓的行止，他還是寫信給董作賓，苦口婆心地勸解。丁文江說，中央研究院「為純粹研究科學機關，對於其職員之私人行為無干涉之必要，且無干涉之可能」；但是，一旦「職員行動」與研究院有所牽涉時，就應該稟守「公私方面均應極端慎重」的大原則。

所以，董作賓「招待女友」到彰德去，「事先當然應得孟真或濟之同意」；何況董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辦公所乎？」這是關乎「風紀」問題的行為，不能不衡守。丁又解釋說，可是因為傅斯年與李濟都愛護董作賓的關係，並不責備他，反而將違犯「風紀」的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紛紛「引咎辭職」。

因此，只要董作賓「善自反省」，寫信給傅斯年與李濟「對於事前未徵同意，誠意道歉，則事即了」。丁文江更殷切勸說董作賓：

在中國目前狀況之下，研究學術非有機關不可，求一相當之機關，談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輕言辭職。弟當以此意告孟真、濟之及元任。茲謹以之告兄，請兄幡然改圖，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為逆耳也。

但是，董作賓的辭意一時之間頗為堅決，當時承負領導發掘事業之責的梁思永，即打電報給李濟說，「彥堂明早赴平，辭意堅決，決非弟力能挽留」，於是丁文江又動員胡適說情：

然則，董作賓似乎動了氣，並不領情，還向丁文江申述、辯解自己的行止。董辯護曰，他的女朋友想要「往安陽參觀」，都是她「自己意志之自由」，董作賓本人「不能強攜之去，更不能強止其行」，因此「當然無請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何況，她可以住宿在史語所辦事處裡，係得到「發掘團主持人」梁思永的同意，並不是他自己發號施令的結果。董作賓更對於傅斯年的「衝動」所帶來的傷害頗有怨言。

丁文江於是再給董作賓一封信，誠摯勸說，要他好好思考自己的辯護，其實都不成理由。首先，中研院同仁的「男女朋友」怎麼可以「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經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陽（或其他工作處）參觀」？

其次，董作賓之女友得以住宿在史語所辦事處裡，就算得到了梁思永的同意，如果不是他牽線介紹的話，「思永何以識某女士，何以而許其住辦事處乎」？因此，這場風波的釀成，董作賓本人難辭其責。至於董作賓對於傅斯年的抱怨，在丁文江看來，都是可以諒解的：

……孟真為人極易衝動。衝動之時如火山爆發，自己不能制止。彼對于任何人（弟亦在內）皆是如此。並非彼係兄之「上司」而欺負吾兄。

丁文江更說，正因為傅斯年與董作賓「私交較深」，所以他完全不責備董作賓；如果是史語所的的另一位同仁，和傅斯年交情不是那麼深厚的吳定良做出此事的話，傅斯年「必不肯引咎辭職」。

因此，董作賓不應該抱怨傅斯年的「衝動」。丁文江又指出，他一直擔心，傅斯年與董作賓等同仁私誼甚好，「平日形跡極端脫略」，會帶來負面的影響，「遇有公務時雙方反因此而易生誤會」，因為：

每見遇有「上司」觀念不應完全不顧時，大家皆只知顧全友誼。反之朋友平常忠告與所謂「上司」毫無關係者，言者常有顧忌，聽者不免猜疑。

這回傅斯年和董作賓會如此「怒髮衝冠」，正肇因於此。丁文江更以自己的經驗，勸解董作賓千萬不要不滿於傅斯年這位「上司」：

……在中國今日覓工作機會，談何容易。兄對于本院、對于朋友、對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論，欲求如傅孟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憶
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覺得兄等皆幸運之驕子也。……

這場風波，最後如何收場，目前史料無徵。董作賓本人倒是有這樣的一段回憶， 聲明放棄了自己的「偏見」，「服從」了丁文江的「指示」：

丁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民國二十四年，那時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我在北平，他在南京，他曾一再寫長信去勸我，他以擺著一副老大哥的面孔，寫了許多誠誠懇懇的話語，舉出許多他自己的經驗，諄諄教導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動， 於是放棄自己的偏見，服從在他的指示之下。」（董作賓，〈關於丁文江先生的《爨文叢刻》〉，頁 183）。

最後的歷史事實是，當事者各方要「引咎辭職」的宣示，當然無一實現；參照以上從當事者的往來書函，丁文江顯然扮演著化其於無形的和事佬角色。

學界人物的人際關係與彼此往還的情境，相當複雜，後世史家自然不必為賢者諱。由這場風波卻可以想見，當年考古工作的風氣紀律，在從業成員之間應該只有不成文的「默契」，付諸現實，難免互有扞格。

董作賓最初「攜女友」前往考古發掘現場，住在工作站的辦事處裡，大概自知這不是應該的事，不免心虛；所以一旦「上司」傅斯年與李濟都表示要為這件事自請「革罰」，他也自請辭職。

可是，當彼此對立衝突逐漸擴大之後，董作賓就開始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了，還把諸般怨氣出在傅斯年身上，批評傅以「上司」的態度「欺負」自己。

然而，正如丁文江指陳，凡是離開辦公室、研究室到田野工作，本來就是件「苦事」，因此應該「甘苦須大家共之」，他既反對趙元任、李方桂「挈眷旅行」，當然也認為董作賓邀請「女友」前往考古現場並不適當，因為「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

可以想見，等到這場風波平息之後，不攜眷參與考古田野事業的默契， 已然轉化為從業同仁彼此同守共遵的共識。田野工作，甘苦共之。這等共享同潤的戒律清規，應該正是成就廿世紀中國考古事業的基礎。

本文選自臺灣商務出版社出版之《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中研院名家史話，你不知道的蔡元培、胡適、傅斯年、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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