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中的各種不平等──讀《不平等的審判》

律師出身的卡夫卡，以此作為《審判》的開始，而小說的主角約瑟夫．K 從這日起，即與小說裡這座「想像中的法院」糾纏不休，他試圖找出他的罪過、反抗這些加諸於身的罪過、也曾試圖逃避、或尋求幫助，這一連串的審判過程像環狀物般，在他身邊越收越緊……

《審判》於 1914 年動筆，卡夫卡有生之年中並未完稿，而時至今日再重讀它，卻越顯真實，彷彿早在一百年前便已預示了現代人將面臨的徬徨與困境。

而「想像中的法院」，是否早已化為現實，佇立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了呢？

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在《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一書，以心理學、神經科學的觀點，佐以美國法律史上的判決來告訴讀者，當代的法律制度，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一樣公正平等，這本書裡挑戰了絕大部分關於近代法治的基本想像（如事前的偵查、事中證人的記憶、法官或陪審團的判斷、事後的懲罰與救濟等等），在作者所描述之「想像」但卻無比「寫實」的法院裡，甚至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個司法所珍視、應當珍視的價值都不存在。

《不平等的審判》一書，以中世紀的神裁法為始點，提出當代的司法制度所做出的判決，比起「用謊言隱藏真相的人，不可能隱藏在水中，因為水面上方有上帝的聲音迴響」，在公平性、可驗證性上似乎沒有太大的進展。

班福拉多教授利用了許多心理學、精神科學的剖析，告訴讀者，「審判」並不是完全中性的、單純發現真實的過程，而是不斷受到直覺、偏見等等的因素影響，而正因為我們自以為很了解司法、了解人為什麼會犯罪，並怎麼判斷有罪，這樣的過度自信使得我們很難想像「法院」會是錯的，班福拉多教授認為「就算解決了所有會讓案件脫序的常見問題、就算制度完全照著設計運作，我們還是會做出錯誤判決、讓程序受到偏見的影響、藐視人權、並造成不公平的對待。」

本書中以審判的不同的面向切入，並佐以不同的心理學、犯罪學既有的研究理論，指出從偵查、判決、到處罰，整個司法制度幾乎都可能受到「偏見」、「錯誤」的影響：例如在偵查階段時，指認「嫌疑犯」可能會有「確認偏誤」、或是受到警方引導所做出的指認；借用米爾格倫的電擊實驗、破窗理論，來強調環境、權威對於犯罪的影響；所有證人的「記憶」都可能是不可靠的（雨果．曼斯特伯格所描述的一個「針對證人的觀察和記憶所做的實驗」，並發現大部分的證詞混合了真實與虛假、記憶與幻覺、知識與聯想……）；即使檢察官、法官大都是善意而非故意，但他們所做出的決定甚至可能因早晨（剛開始工作）、下午（快要下班）時間點而不同；現有的懲罰制度對於「矯正」受刑人、「回歸社會」是徒勞無功的、甚至也無法讓社會變得更安全。

總歸而言，《不平等的審判》大多奠基於既有的犯罪、社會心理研究、精神科學的研究，並特別針對在「司法制度」上，讀者在本書中可以讀到許多著名的犯罪學、社會心理的理論：例如上述的米爾格倫的電擊實驗、對「記憶」、以及重建記憶、證言的研究、科學儀器對於判斷「真實」的進展（或倒退）等等；而關於陪審團制度（事先篩選的公正與否等等）、法官對於法律、事實的「涵攝」過於恣意、懲罰制度有用或無用的討論，也大多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

《不平等的審判》就像是百科全書式的一一列舉、細數了以往的論述及文章，並集中在批判「司法制度」的謬誤，內容深淺適宜，初次看到這些的讀者們可能會對這樣的「司法」感到驚訝，而對於上述議題已有既定了解的讀者們，應更能注意到其對於理論細緻化的努力。

如果說《不平等的審判》是以理性的、科學式的論理來剖析這座「想像中的法院」，那布萊恩．史蒂文森的《不完美的正義》，即是他用三十年的律師生涯，直接地對抗碰撞體制、鉅細靡遺的記錄。而這本書想表達的，其實和《不平等的審判》很類似：當事件發生時，整個社會都「太想要找到為此負責的人」，因為過於想要找到罪犯、並且藉由處罰他（她）來重整道德秩序，這種欲望有時候壓過了我們對於公平待遇的承諾。

而臺灣近日出版的《法官的被害人：德國冤案事件簿》，作者以德國的刑事訴訟判決視角，分析冤案的產生，其實也有類似的看法：正因法庭上追求的並非正確的真相，而是訴訟上的真相──亦即只要訴訟法上的所有規定都被遵守，被告已獲得公平審判，法院是依法組成的，也沒有依據顯然無關的理由對被告作出不利判決所得到的結果。

而這樣的「真相」卻注定是危險的，《不平等的審判》以科學、心理學角度切入，認為「真相」受到了無數的偏見、謬誤及錯誤影響，更因為這種對「找到真相」的急切感，進一步導致了不公正、甚至使得「推定有罪、貧窮及族群的偏見，和社會性、結構性、政治性的因素交互作用。」最終便成為了卡夫卡筆下的「審判」。

為什麼一心想進入法律之門的人，卻一輩子隔離在外？為什麼公平審判的承諾會被司法制度背棄？

以筆者對法律粗淺的學識，其實並不能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或許可以提供一些既有研究的視角：以往刑法、刑罰政策的重點，是在公平正義、適當的刑罰，給受刑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在世界各地都加速變遷、全球化流動、經濟社會政治都一日千里的現代社會，這些價值都逐漸讓位給「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期望。

「法院」的位置在國家理性與公平正義的兩端裡擺盪，變成實現法與秩序的輔助者而非守護者，而對人民公平正義的要求，自然即被當成達到社會安全的「手段」而非「目的」了。

以上述《不平等的審判》等書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來觀想臺灣，無論是針對過去冤案的轉型正義、針對未來的司法改革，這些美國的、德國的既有經驗，其實都有可以借鏡之處，而這些書所提出的共同點或許就是：司法或國家社會，都應該「認真對待人民的權利。」因為民主法治國家的法治，即是建構在「限制國家權力、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理念，而我們該如何正視這個理念，並從中找到我們所想要的那個良善社會的圖像。

正如史蒂文森所說，「我們用來衡量正義的真正標準，即足以象徵我們的社會、法律、公平與平等原則的指標。」而這樣的標準，不應該是彰顯在我們如何對待在我們當中有錢、有權力、享有特權與備受敬重的人。而應該是「在於我們如何對待那些貧窮、不受喜愛、遭到起訴、被定罪和被判處死刑的人。」